餓死事大
儒家流傳於後世，著力於仁德教化的形象鮮明。然而孔子在世，界定德政的影響，並不局限於教化。
孔子周遊列國期間，曾到訪衛國，一行人剛剛進到國境，看見熙熙攘攘的人群，孔子忍不住發出一聲讚嘆：好多人哪！
烽火不斷的春秋時代，人口眾多不啻安定的指標。為夫子駕車的冉有不愧是政治大才，孔子話聲甫落，冉有立即提問：人口足夠之後，政府可以再做什麼？孔子毫不猶豫地說：富裕，讓百姓過上更富足的生活。冉有繼續追問：然後呢？富足之後，政府還有努力的空間嗎？
有，孔子說：教化，對百姓施以人倫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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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者，仁也」，或是「仁者，人也」。不管前置詞是「人」或是「仁」，無仁不成人的原則不變──人總該活得像個人。
這個「人」，可以指物質生命。先滿足飽食暖衣的基本需求，再談其他更高層次的追求，絕非後世以訛傳訛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這個「人」，當然也指向精神生命。
施政的次第因此是先「富」後「教」。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的名言。知恥守禮未必是渾然天成的現成事實，其中當有教化介入之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物質富裕而教化匱乏，人的物欲獸性不知節制，套用孟子的說法，必然「近於禽獸」，與牲畜沒兩樣。
孔子對於政治的訴求，其實與當代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的心理需求層次理論近似，先有底層的「身」，而後上昇到「心」，最後是「靈性」。可惜後世對於儒學的認識始終有限，偏見極深。如果有幸與聞孔子的政治主張，知道孔子先養民後教民的願景始終不變，對孔子當另眼相看。
試看孔子回答國君如何為政。施政的當務之急，當在「使民富且壽」──同義語即天帝教迴向文的「人沕民康福壽遐」。而其下手處，就在「省力役，薄賦斂」──減少課稅，減少動員百姓服勞役，百姓自然富足。「敦禮教，遠罪疾」──著力於禮教，百姓知禮守分，自然遠離刑罰，得以安享天年。
孔子的施政次第始終一致：只要民生的基礎穩定，後續的教化便有可能，而其起點，當然得從領導者做起。「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者若能以德自律，以身作則，自能如萬星之王北極星那般，安居其位而眾星環繞，臣下各盡其力，各竭所能。
面向百姓，「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以政令刑罰威逼百姓的結果，「民免而無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結果只是讓百姓與執法者大玩捉迷藏。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德政到位，仁風化民的結果，「民有恥且格」，道德教化得以落實，百姓的廉恥心全然內化，自能心正行正，不勞動用刑罰，社會自然安和樂利。
先聖先哲定義「德」，基本定義在善護百姓。政治在當時的時空顯然是最有效的捷徑，孔子動輒以德政勸說在上位者，以及日後可能出仕的弟子，本有其苦心孤詣。設若天時地利人和俱缺，出仕無望，孔子也坦然接受，轉身面對尋常人際對應，依然有「德」可以作用的空間。
孔子門下有樊遲，人如其名。憨直的樊遲問夫子，怎樣才能提升自己的德行？孔老夫子答：「先事後得。」遇事先問該或不該，亦即合不合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既是合道合義，那就趕緊做去，不必把得失放在心上。樊遲又問，那如果從消極面來看，一個人又該如何避免無德呢？夫子說是「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把省思的心眼定在己身，盯緊自己的缺點，痛下決心好生修正，別忙著去攻訐別人的過錯，自能日起有功，不斷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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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這個觀點有「六祖壇經版」。惠能大師告誡弟子：「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後面緊接著還有一句：「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無功無德不難，只要貢高我慢，眼睛長在頭頂上，誰也看不上眼，偏離修持的正道是理之必然。
真能以「德」不斷檢視自己，修正自己，日久自然有德，而且是把德完全內化，與生命交融無二。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述，正是德行與矩度融合為一的相狀。不經心講出來的一句話，卻可能是力道萬鈞的至理名言。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真正警醒人心的言語未必出自靈活的嘴皮，而是積累多年的修為。看似平平常常的言語，卻有驚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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