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做爸爸該做的事
紀錄片般的寫實
在2015年以犯罪驚悚片《踏血尋梅》一舉成名的導演翁子光，於一次田野調查中，深深受到「荃灣享和街弒母殺妹案」當事人的故事感動，決定再度挑戰自己擅長的奇案題材，以這起2010年轟動香港的弒親案為題，透過細膩而真摯的視角，深入探索案件背後的角色心理。因此，《爸爸》並不是一個簡單的Whodunit架構，也非翁導作品常見的Whydunit走向，本片更像是一部以「參與觀察法」為主的紀錄片，從旁捕捉父親永年如何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悲劇，並從中展開一場愛情、親情和責任交織的自我救贖。
回憶過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而倒敘和插敘，是翁子光導演作品中常見的敘事技巧，這種手法多數時候是交代劇情用的黏著劑，能夠為角色的行為和情感提供更多解釋，像導演2015年的《踏血尋梅》，便是藉由不同時間點的劇情交織，層層剖析錯綜複雜的案件真相和兇手動機。但《爸爸》裡跳躍式插敘的使用，更像是在將父親的內心狀態具象化，一段段回憶毫無徵兆的切入且不著痕跡的淡出，使觀眾切身感受到永年無法從傷痛中抽離的狀態，並讓我們透過片段式的回溯，伴隨永年在平淡無奇的回憶中，拼湊出導火線被點燃的根本原因。
然而，隨著故事推進，這些閃回並未承載任何解謎的功能，插敘的瑣碎和平淡，也似乎是導演有意為之，旨在以零散的閃回，讓觀眾感受到父親反覆掙扎，卻始終無法拼湊出真相的迷惘和痛苦。厚明的弒親行為究竟是精神分裂症作祟，還是父母親的管教方式在潛移默化中釀成悲劇？抑或是其他無法察覺的原因？《爸爸》既未將矛頭指向任何一方，也無心深究犯罪心理或因果推理，甚至無意延續導演作品中的一貫視角，即對香港當代社會現象進行批判，反而將鏡頭聚焦於父親永年，刻劃他在事件之後所經歷的碎裂與重建。
肉眼可見的痛
影帝劉青雲的表演當然是功不可沒，「市民劉先生」在這裡展現極為樸實的形象，呈現的情緒乍看之下是單一的悲傷，實則蘊藏著豐富層次的憂愁，精準詮釋如行屍走肉般獨活於世的狀態。而本片的抑鬱情感不僅表現在劇情和角色，更體現在視覺影像，藉由靜謐的畫面和固定的長鏡頭捕捉細微的情感波動，並利用重複的鏡位安排，喚起角色與觀眾因睹物思人而產生的情感共鳴。適度的畫面留白，也有效讓父親的掙扎與無奈更顯立體，使角色的複雜情感得以餘韻悠長的傳遞，連帶推動電影情緒張力的昇華。
此外，《爸爸》也在視覺上設計了許多「隔絕」的符號，無論是車窗、嬰兒室的玻璃窗，還是法庭上被告與群眾之間的圍欄，父親入監探視兒子時，亦是隔著玻璃對話，這些透明卻無法穿越的障礙，象徵著父子之間的隔閡與疏離，即便永年能看穿玻璃後的景象，感受到兒子隱約流露的情緒，卻仍無法實際真正接觸、理解兒子的內心世界。而特別選用的4：3長寬比，一方面模擬觀賞家庭錄影帶的體驗，另一方面也透過銀幕空間的壓縮，強化永年在事件後的孤獨和無助，讓片中的陣陣哀愁，如涓涓細流般滲進每一幀畫面。
放不下也得放下
多數時候，我們理智上理解死亡的必然，情感上卻往往無法輕易釋懷，特別是《爸爸》中的父親永年所面對的，並非僅是妻女死亡的事實，還有案件過後隨之而來的情感糾結，畢竟厚明既是殺害妻子和女兒的兇手，同時也是自己親手養大的兒子。永年身為受害者，當然無法原諒這宗慘案的兇手；但身為父親，更無法割捨內心對兒子的愛。故此，永年在事發之後致力於解開心中的困惑，彷彿那個答案能撫平內心的傷痛，然而，真相的缺席卻讓悲劇留下的痛苦更顯無情，「放下」對他來說也無疑是項難上加難的課題。
但《爸爸》在刻劃父親心理矛盾的同時，也藉由結尾的安排告訴我們，不是所有結果都有原因可尋，有時再怎麼放不下，唯一的出路也只有放下。片中的父親永年雖深陷無盡的痛苦和困惑，但最終也不再讓回憶牽扯自己，選擇靜靜的與兒子共享一頓簡單的午餐。這裡漫長又無奈的放下，並不意味著理解或原諒，而是一種深刻的自我寬恕，學會在愛與痛之間找到平衡。電影的結尾便是透過永年多年後的行為和態度，傳達出一個殘酷但現實的訊息，即不必對所有的問題尋得解答，唯有適時放手，痛苦才得以隨風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