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何時擁抱普世價值？從「中國通」到習近平時代的反思

雖然臺灣不再以「反攻大陸」為目標，而是對自由、人權、法治的生活方式堅持。所以我的答案是：當然可以。兩岸永久和平的環境，必須要有同樣的價值觀跟感情基礎。而這一個價值基礎，不是在近代中國百年屈辱的心態下，也不是以漢族為中心，同化其他民族的民粹主義，更不是像璦琿條約一樣，落後了就挨打的概念，而是自由、人權、法治的生活方式，簡單來說就是普世價值。

但這裡一定有會有朋友說，我們中國人為什麼要遵守西方定的規矩，我們中國有自己的規矩不行嗎？只能說都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江澤明)。

所以今天阿牛哥就來講一下，在當今聖上統治之下的淪陷區，什麼時候會擁抱普世價值？那不得不提到中國通，但什麼是中國通呢？。

從中國通到擁抱熊貓派

話說曾經有一段時間，大約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鄧小平主政，進行改革開放開始，美國就有一批人，堅信由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所帶來的高速成長，將會促成中共擁抱普世價值，從而實現民主化的和平演變。而這批人，以在尼克森跟福特政府擔任，國家安全顧問跟國務卿的季辛吉為代表，被大家稱為擁抱熊貓派。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洛森（Ben Lowsen），把美國對華政策行為分成四類：屠龍派，外交派，漢學派跟擁抱熊貓派。最強硬的當然就是屠龍派了，他們反華制華目的明確。跟屠龍派針鋒相對的，就是那些相信跟順從，中共當局的擁抱熊貓派。

其實在中共建政以前，當時的國民政府時期，美國就有一批親共的人，但在當時他們不叫擁抱熊貓派，而被稱為中國通，是指對中國政治制度、傳統文化歷史、生活型態等等，有精闢認識跟理解，能跟其他人說明、闡述，分析的非華裔美籍人士。

美國早期的中國通，有二戰期間跟我們的蔣委員長，鬧得很不愉快的史迪威將軍，當時的美國國務院官員，謝偉思(John S. Service)跟小約翰·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著名的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Fairbank），因為當時的毛匪，精通於謊言跟欺騙，所以這些中國通們，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對延安共產黨政權的理解跟同情，對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他們的獨裁跟腐敗表示厭惡。謝哥還讚揚中國共產黨，說他們是民主的改革者，更接近歐洲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蘇聯的共產黨。

而國民黨則被謝哥說成「法西斯」，「反民主」跟「封建」。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以後，韓戰爆發，中共更是直接派兵入朝，跟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開戰，在美國引發「誰丟掉中國」的辯論，曾經調停國共內戰的美國特使，赫爾利在美國國會作證，指責美國的中國通，破壞了他在中國的外交使命。

美國的中國通，在麥卡錫反共調查裡面，被說是誤導美國的民眾，對馬克思主義，還有蘇聯的威脅缺乏認識，危害了蔣介石政權，讓美國丟掉了中國。所以很多中國通，都被清除出國務院，職業生涯也受到了影響。

但相比於這些中國通 ，擁抱熊貓派在美國的地位，身份跟能量，要比中國通強多了。季辛吉是擁抱熊貓派的代表人物，但這些人不一定親中或親共，但是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熊貓派是共美建交後40年來，共美關係政策的主導者，無論他是外交官，戰略研究專家，還是中國研究專家。在2016年，川普當選了總統以後，共美貿易戰開打以前，實際上就是這些人，在主導共美的關係政策。

但為什麼美國有這麼多的人，會成為擁抱熊貓派呢？因為他們臣服於一種經濟社會的理論，那就是現代化理論。

現代化理論VS政權穩定理論

現代化理論是在上世紀，50、60年代出現的，並且在80年代又重新興起，最重要的論斷，就是經濟跟社會的發展，會產生一大批的中產階級，而這些中產階級們，對追求自身權益的覺醒，會帶來社會政治的開放，還有國家的民主化。

現代化理論好像可以解釋，為什麼不同國家的共產政權，走上民主化的路徑不盡相同。像是東歐的波蘭，匈牙利跟捷克斯洛伐克，這三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程度最高，而這三個國家的共產黨，要不是本身發動了民主改革，就是在社會的壓力之下迅速屈服，幾乎完全沒有反抗，成功轉型成民主體制。

然而在南方的巴爾幹半島，經濟發展程度遠比三國來得低，對民主運動的反抗也要強烈的多。羅馬尼亞在巴爾幹諸國裡面，經濟發展的程度，只略高於阿爾巴尼亞，落後於南斯拉夫跟保加利亞。

其中由獨裁體制轉型成民主體制，反抗最激烈的就是羅馬尼亞。1989年，西奧塞古的獨裁政權，用武力血腥鎮壓民運，拼戰到最後一刻。

羅馬尼亞的例子可以視為，經濟落後地區的共黨政權，在面對民主化壓力的反應模式。這種理論也可以用到亞洲上面，在上世紀70、80年代，北韓、越南跟淪陷區，都是落後的開發中國家。就平均國民生產毛額來說，這三個亞洲的共產主義國家，其實比羅馬尼亞還要低。

經濟落後代表工業化，以及城市化的不普遍、人民的教育水準會比較低落、知識分子少，共產黨的幹部們思想也比較僵化。東歐跟蘇聯大部分的共產政權民主化的過程， 不是發動從上到下的政治改革，就是迅速地向社會大眾，要求民主化的輿論壓力屈服，除了羅馬尼亞等少數的例子以外，幾乎沒有看到武力鎮壓的情況。

這個原因應該是，在這些國家的公民社會，已經伴隨經濟發展而逐漸成長了，讓這些共產政權失去了，強力鎮壓的意志跟能力，在資本主義跟共產主義的拉扯之下，人性最終還是導向了資本主義。畢竟能者多勞，勞者多得的觀念，比較能普遍被接受。

然而悲哀的是中共，就在民主浪潮席捲東歐的前夕，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共匪為了鞏固政權，選擇將坦克車開進天安門廣場，進行了血腥鎮壓，雖然成功地鞏固了政權，但也造成了一批菁英份子的犧牲，由此可見淪陷區公民社會的脆弱。

不少人認為中共的政局，目前之所以能保持穩定的原因，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跟工人，不響應城市裡面知識分子的訴求。所以我們不難發現，經濟發展對民主化造成的影響。至於北韓跟越南，公民社會的力量就更弱了，到現在都沒有看到任何可能，對共產政權造成影響的挑戰。

在共產中國，只有從經濟上的改革，所帶來的高速成長，才能促使政治上的改革。毫無疑問的擁抱熊貓派，是以上現代化理論的信徒，他們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這40多年以來，特別是在六四，被中共血腥鎮壓以後，他們認為只有淪陷區經濟改革開放了，老百姓有一定的財富了，經濟上也有了一定的自由，就會像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一樣，實現和平演變跟民主轉型，共產主義就會完蛋。所以他們堅信：只要繼續跟中共做生意，保持良好的溝通，以及像是兄弟一樣的關係，把中共拉到正常的國際關係裡面，中共就會自然而然的，變成民主自由的國家了。但還是那句話，他們錯估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權力的執念。

其實相對於現代化的理論，還有一個跟它相對的理論，那就是政權穩定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如果威權體制，能帶來良好的經濟表現，民眾就會覺得，這個政府的正當性會增加；當然經濟產生了重大危機，正當性就會減弱。因此重點不是在這個威權體制，有沒有實行所謂的經濟改革，而是經濟改革的成效如何？

這種理論甚至覺得，即使沒有實行經濟改革，只要經濟表現良好，專制政權就不需要擔心，權力穩不穩固了，也不需要任何體制上的改革。以淪陷區的例子來看，政權穩定論認為，中共經濟改革卻成功帶來財富，持續提供中共政權，一黨專政的正當性。也就說其實高速的經濟成長，反而救了中共這個政權本身。這個看法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逐漸被中共官方奉為圭臬。

正是因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中共加入了世貿，成為了世界的工廠，實現了經濟的騰飛。 中國自古有一句話，「民以食為天」，這句話強調了人民對基本物質生活的看重，只要讓百姓安居樂業，吃得上飯，就能久治百安。因此政權穩定理論，跟傳統的中國統治哲學，其實是一致的。

在鄧小平時期，就是透過經濟改革，讓災胞們吃飽飯。所謂「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都反映了這種思想。在鄧小平過世以後，繼任的江澤民、胡錦濤，雖然比較注重社會的穩定，但是政權仍舊依賴經濟表現。

不過在當今聖上登基以後，借反腐來整肅政敵，打壓民營的經濟，馬雲、馬化騰之類的商業巨擘，相繼因為各種原因，企業被收歸黨有。

接著為了更加鞏固權力，修改憲法取消任期限制，全面執行文革復辟，把自己變成定於一尊的終身主席，對外拋棄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展開四處樹敵的戰狼外交。反倒是比鄧小平、江澤民跟胡錦濤的時代，都還要倒退了，直追毛澤東的文革時期。

那問題來啦！那當今聖上治下的淪陷區，離普世價值有多遠呢？

自助者的高貴精神

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在1844年，英國北方的一個小鎮上，在寒冷的冬夜裡面，一群又一群年輕人，走進了鎮上一間寬敞的大廳，專程來聽一位紳士演講。他們等的是一位，叫山繆．斯邁爾的作家。斯邁爾每次都來宣講瓦特、講史蒂分生、講工業革命裡面的英雄人物。這些工業家、企業家、發明家，跟小鎮上的年輕人一樣出身寒微，但憑藉過人的毅力跟自學精神，終於成就超凡的事業。

他告訴年輕人們，英國之所以成爲世界上的泱泱大國，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夠開出如此璀璨的花朵，就是憑著無數的勤奮、刻苦、負責，他們毫不退縮的人格。

1859年，也就是這些聚會的15年以後，斯邁爾把這些演講稿，修改以後就出版了，書名取名爲「自助論」。他在書裡面寫道，他在這些青年聽衆的身上，看到了自助精神的化身。自助精神不但是個人成就的基礎，也是國家富強的泉源。

很多人會誤解，我們自身的幸福，必須要依賴制度的保障，所以會要求有完美的法律，機構跟制度，要求完美的「社會」，以爲只有在一個，外在完美的環境裡面，個人才能得到充分發揮的機會，而幸福就唾手可得。

但在斯邁爾看來，立法的作用其實被過分誇大了。制度的好壞，雖然有一定的影響，但更重要的其實是：「沒有任何的法律，可以讓懶惰的人勤勞，讓奢侈的人節儉，讓酒醉的人清醒。」即使最完美的法律制度，也不能爲個人提供，主觀的目標跟強烈的動機。

立定志向的是個人，採取行動的是個人，而面臨失敗跟困境，從挫折之中站起來的也是個人。因此推動社會跟文明進展的，只能是人的本身。更精確地講，不是人的聰明才智，而是人的性格、自尊，自重、勤勞、堅毅，這是一種「自助的高貴精神」。在斯邁爾的眼裡面，「任何在心靈上，已經成爲奴隸的國家，是不可能因爲統治者，或是制度的更換，而得到解放的。」

在中國歷史長河的演化裡面，有出現過斯邁爾的《自助論》，裡面提倡的人的品格類似的理論，而且還遠遠比西方早很多，最早從《易經》說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

而春秋時期的管仲，更是把《管子》裡面，禮、義、廉、恥稱為國之「四維」，而在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也在三民主義裡面，民族主義第六講，特別倡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合稱「四維八德」。

而在現今的淪陷區，並不真的倡導這些，真正屬於中國人的精神。反而卻不斷的在叫囂著，為什麼都要遵循著西方的制度，去符合普世價值。

在這邊阿牛哥還是得說一句，普世價值的出現，其實東方遠遠早於西方，而且論述也不弱，只是在共產黨刻意的洗禮之後，早就把這些屬於中華薈萃的精華，四維八德給忘的一乾二淨了。

所以才會有專家認為，中共並不是真正的中國人，他們為了政權的鞏固，把中華民族的善良跟美德，通通拋到腦後不管了。

這也是為什麼，蔣介石來臺以後，會大力提倡「四維八德」，畢竟當時的中國大陸，正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時，那時的亞洲各國，也沒有延長義務教育的政策，在民國56年5月，蔣公就決心開亞洲各國的先河，以1年為期，推行9年的國民教育。

而且對於中國來說，過去一直以來，都沒有和平更替政權的習慣。中國歷史上爲了爭奪皇位，骨肉相殘的悲劇延續了幾千年，相信歷史有學好的大家，應該都可以點出不少著名事件吧！

好不容易到了東方的光榮革命，辛亥革命開了千年未有之變，花了很少的血腥，就完成了政權的和平演變。但不久後隨之而來的洪憲帝制、軍閥割據，更是體現中國人還是忘不了獨裁統治，心中那顆放不下權力，想當帝王的心。所以也更加體現了，民主體制的守成不易。

退守到了臺灣的中華民國，仍舊堅持著中華文化的薈萃，恪守四維八德，，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沒有花一滴血，就完成了舉世皆然的寧靜革命，但到了共產中國，卻又再次被硬生生的打回，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理論。

淪陷區到現在，處處還是可見，靠人際關系跟血統辦事。這是從淪陷區普通老百姓，到菁英階層都根深柢固的觀念，想要讀重點學校，進好的企業、提拔官員，評等晉升、打官司等等，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找關係、塞紅包，透過親朋好友的幫忙，而不是透過遵守規則，還有法律來解決問題。災胞們普遍認為，只要你有過硬的人際跟血統，就沒有辦不成的事情。不信的話，你可以隨便問一個，來自淪陷區的朋友，看看他是相信法律還是人際關係？

淪陷區離普世價值有多遠

當然在目前淪陷區，已經有相當程度「中產階級」了，而且至少有一個億，這些有購買力的中產階級，卻沒有產生，「熊貓派」預測的中國民主化，道理也很簡單，因為這個「中產階級」，是具有「中共」特色的存在。

他們高度依賴獨裁的中共，還有黨和聖上控制的「黨國資源」。淪陷區很多的「中產階級」，就是寄生在黨、政、軍，相關的政府部門、國營企業、事業單位。淪陷區當然也有民間企業家，可是沒辦法成長茁壯，處處受到中共當局的監控，好不容易做大、做強，就會遭遇到像是，民營企業家孫大午的命運，被中共「打黑除惡」，把企業沒收，把人關到監獄裡面，這個我們頻道之前有做過，如果有興趣可以回去看看。

只要民間企業給予員工的福利比政府還好，政府就會擔心這些員工對於企業的依賴會不會大於國家，會不會從此之後就不認同這個國家了。畢竟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基礎，是基於百姓對於經濟的依賴，而不是透過法治、民意所提供的正當性。

在民主國家科技的發展，可以讓民眾提升生活品質，但在淪陷區則會變成，中共對災胞監管的利器，智慧型手機是老百姓花錢，買來讓中共控制自己的工具。當今聖上已經把淪陷區，變成一個數位監控的「窪地」，國家透過網路，還有隨處都有的監視器，隨時掌控你的行蹤。

在淪陷區的異議份子跟維權人士，要去做社會連結的抗爭，變得愈來愈困難。在淪陷區裡面，其實抗議司法不公、貪官汙吏、環境汙染，血汗工廠的行動，這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但為什麼層出不窮，卻不能「星火燎原」，變成全國性的風潮呢？原因之一就是中共，用科技來防範民眾串聯，而經濟的發展，還讓中共更有錢維穩。

像2016年，發生在廣東的「烏坎事件」，村民為了拿回被侵佔的土地，要召開村民大會，來討論相關的事情，但村民委員會的主任，林祖戀卻被警方給帶走了，於是村民遊行聲援林哥，但警方卻在清晨突襲，抓捕了多名的村民代表，爆發了激烈的警民衝突，這是淪陷區近年來，規模最大的流血事件之一。卻依然被中共給限定在，烏坎村這個小範圍裡面。反抗中共需要組織，共產黨最忌諱的就是在淪陷區，有不受到中共控制的組織存在，只要有任何這種組織，馬上就會扼殺、抓捕你於搖籃之中。

其實西方國家，有很多的學者就警告過，當今聖上治下的淪陷區，正在生產「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聖上所走的道路，跟普魯士到德意志、再到納粹德國的軌跡高度相似，這是最讓人擔心的走向。當今聖上的「納粹道路」，包括在新疆搞集中營，對香港的殘酷鎮壓，對臺灣的恐嚇，留島不留人之類的。而用文化跟文字，來改造少數民族，強迫同化成他們口中的，中華民族，但他們只是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這個現在早應該被淘汰的老舊思想，完美的體現而已，這種文化滅絕正在淪陷區上演，而且被揭發之後，反而也不見改善，繼續我行我素。講了這麼多，最後我們來講講淪陷區未來的政治改革。

淪陷區的未來在於政治改革

對淪陷區的未來發展，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所有的經濟改革，就一定會走入死胡同。以89年的天安門事件來說，就是一群有理想的年輕人，還有中生代的知識份子，跟黨內的改革派人馬心有靈犀，想要攜手闖出一個，不用經過暴力革命，而達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但沒闖關成功，最終導致了鎮壓跟死亡。

中共怎麼過政治改革這一關，這是一個大難題。當初孫中山先生，想把中華民國從專制走向民主，也還是規劃了，軍政、訓政還有憲政的三大時期。

從中共成立的那一天開始，幾乎每次政治變動、都產生屠殺、關押、鎮壓、清洗，當今聖上是乾脆取消任期制。但這其實是很大的風險，他會變得更難以安全下莊，下莊了以後就是身家不保。因為中共太不透明了，跟以前的蘇聯一樣，當今聖上只要三天，沒有上人民日報的頭版，就會被海外流傳被中風、被槍殺、被政變之類的，所以外界很難知道，這個政權可以維持多久，它會不會突然崩潰。

在當今聖上的統治下，淪陷區是夢回大唐的盛世，還是走向納粹德國的末路呢？這真的是一個大哉問。而憲政民主已經成為，2300萬的臺灣人民，共同的政治信念跟精神了，這不只是臺灣人出頭天的想望，其實也是制訂於南京的《中華民國憲法》，所蘊含的憲政共和夢想的實現，是對當今聖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國夢，所謂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直接否定。

所以對所有的中國人而言，保衛民主的臺灣，就是在為中國擁抱普世價值，保留中國革命希望的火種；守護臺灣的民主，就是在向世界證明，華人是可以擁有經營公民社會、打造憲政共和的能力的。保衛臺灣演變成了，讓中國人能自己承擔起，維護人權跟實現公平正義的責任，成為文明進步的推動跟參與者，這才是當代中國人的無上光榮。

用看的太累了嗎？不如我們用說的給你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