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7 月,我拖著兩個行李箱、10 萬元存款,及一張效期一年的工作簽證,踏上飛往多倫多的航班。當年我 24 歲,大學休學,英文程度中下,僅有幾份服務業的工作經驗。然而,我選擇去一個陌生的國度——加拿大,用打工度假的方式,歸零。
出發前,我滿懷熱情地想像自己在快時尚服飾店整理衣架,或在街邊咖啡廳收拾餐具的樣子,畢竟我在台灣有相關經驗,我想應該不難。於是,我印了數十份履歷,像發傳單地走進任一經過的咖啡廳或連鎖服飾店,並說出預先準備的英文問句。結果呢,我得到兩種答覆:一是「會轉達主管」,二是「我們沒缺」。
眼見一個月過去,繼續燒錢只會讓我提前回台。於是我轉向求職平台海投履歷,終於,收到一間位於華人區速食店的面試通知。
到異國生活是歸零,而歸零,也體現於各種人生際遇。離開一座城市、轉換一份工作、結束一段關係、失去部分健康,都是一種歸零。
2023 年某天,我經過高雄旗津的天后宮,和表姐將硬幣拋向許願池後,離去前,輕快的音樂將我的視線拉至廟宇前空地,空地前是一群穿著黃色衣服的「孩子」正隨著音樂跳舞,動作雖不算整齊,但笑容一致燦爛。
當時我大受衝擊,廟宇前有兩個「募捐箱」,一是觀音菩薩前的許願池,另一則擺放在 5、6 位孩子前的腳邊,兩者命運卻呈極端:前者靜止不動便能不勞而獲,後者賣力表演卻像做白工。才和表姐提出想法,表姐便不假思索遞給我百鈔,終於,孩子們前的箱子再也不是空的,而我,也獲得了比許願更豐盛的感受。
除喜憨兒,我們的生活周遭不乏弱勢群體,只是多數的我們選擇忽略罷了。曾與友人討論街友議題,他坦言不願伸出援手的原因,是認為他們「好手好腳」應該可靠打零工維生,再說,他們可能是因賭博或其他不光彩的原因而淪落街頭。但同樣的給予,若對象換成路邊賣花的老人,友人卻毫不遲疑地施予。
然而我認為,即便是賣花的老人,我們也無從得知他們為人是否正直。而即便我的「善」不巧地給錯了人,那也無妨,這些金額不至於讓我傾家蕩產。反之,我的小小給予,或許能成為對方的下一餐或是繼續活下去的希望,那麼這場「投資」即便偶爾虧損,只要對世界的影響仍是正大於負,對我而言已是獲利。
對喜憨兒的父母而言,當得知自己將撫養一名身心障礙的孩子時,他們已被迫接受歸零;而對街友、行動不便者來說,他們也是在人生的某個節點,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模式,被迫從零開始。而當他們鼓起勇氣接受自己的新身份後,還得面對社會的歧視與冷漠。
他有時跪坐在路邊,有時在輪椅上販售彩券或手工皂,有時在人流高的路口高喊愛心餅乾兜售,有時則杵著拐杖在騎樓下輕聲請求施捨。而街上的人潮呢?他們的注意力往往在「第二杯半價」、「千萬彩金」或店家櫥窗裡。比起施予自己一枚 50 塊的金幣,人們更願意去買一杯 80 塊的手搖飲。算了,他早已習慣了這種「被當空氣」的日子。
想起金凱瑞在《Yes Man》裡飾演的 Carl 曾說:
「 I know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give.」
然而,「無條件給予」並非當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金錢啊,在資本和消費主義的眼裡,不過是個槓桿操作和等價交換的工具。人們花錢,總期待換來些物質、知識或信仰上的回饋,對於那些「不划算」的善,並不存在於多數人的思維範疇裡。
喀啦——金幣落入容器的聲音將他拉回現實。他下意識抬頭,卻已不見投幣之人的身影。他好奇地想,如此不求回報的人,是否也曾在這講求效率的世界裡,因過度「利用時間」或「拼命賺錢」而迷失自己?或許,只有金幣的主人才知道,
這場「投資」的真正報酬,是一種無法量化的最高價值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