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漢學研究在歐洲學術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獨特風格和深厚傳統，使其成為連結中國與歐洲知識體系的重要橋樑。
這項傳統可追溯至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活躍於亞洲貿易的時期，當時的語言學家與傳教士為了實用目的開始學習漢語與漢字，編撰字典、研究方言，奠定了荷蘭早期漢學的基礎。
隨著19世紀學術制度的建立，萊頓大學於1855年設立了歐洲首個漢學教授席位，標誌著荷蘭漢學的學院化轉型。此時的學者如施戈勒（Gustav Schlegel）和德固樂（J.J.M. de Groot）不僅從語言學出發，更涉足中國秘密社會、宗教系統等領域，並創辦學術期刊《通報》（T’oung Pao），成為國際漢學研究的重要平台。進入20世紀，荷蘭漢學逐漸擺脫殖民與商貿驅動，轉向文化、歷史與社會結構的深層探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即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他的研究橫跨古代性文化、公案小說、古琴藝術與宗教圖像學等諸多領域，體現出荷蘭漢學「打破學科邊界」的傳統。
他最廣為人知的成就，莫過於《狄公案》系列小說，將唐代名臣狄仁傑塑造成「東方偵探」的形象，結合中國公案敘事與西方推理元素，開創東西融合的犯罪文學形式，並使中國司法制度與社會風俗為國際讀者所認識。這些小說不僅具備文學魅力，也常附有詳細註釋與歷史背景，展現其學術嚴謹性。
除了小說創作，高羅佩亦是中國性文化研究的先驅。他所著《秘戲圖考》與《中國古代房內考》透過文獻與圖像資料，系統梳理從先秦至明清的性觀念與實踐，糾正了西方對中國傳統社會「性壓抑」的誤解，彰顯古人對性倫理的多元與理性。他的研究方法重視跨文化視野與物質文化的考察，不僅揭示文獻背後的社會結構與宗教意涵，也啟發後世學者以開放態度探索中國文化中被忽略的面向。
此外，高羅佩也是精通中國古琴藝術的少數西方學者，曾師從琴家葉詩夢，並著有《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探討古琴在歷史、哲學與審美上的象徵意義。他視古琴為文人精神的縮影，致力於向西方推廣這門精緻的藝術，展現其對中國文化整體精神的深刻理解。
荷蘭漢學的學術風格可謂重視文獻學與語言學的嚴謹，同時又勇於跨界探索。學者們不僅研究漢語，還觸及非漢語族語言如滿語、西夏文，並透過考古、圖像學、儀式研究等方法，探索中國社會的多樣面貌。
例如Barend ter Haar對民間宗教與暴力儀式的研究，呈現出「非官方中國」的另類敘述；而Leonard Blussé則從東南亞華人史出發，深入描繪荷屬東印度時期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華商網絡的運作，體現荷蘭對華人離散社群的長期關注。荷蘭在藝術與物質文化領域亦有貢獻，如敦煌藝術、青銅器禮制等，皆有荷籍學者深耕研究。
萊頓大學是荷蘭漢學的重鎮，擁有歐洲最早的漢學教席與豐富的漢籍藏品，包括高羅佩生前的手稿與書畫收藏。該校亦推動數位漢學，如漢字數位計畫（CHISE）、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等，將傳統研究方法與新興技術相結合。此外，國際亞洲研究院（IIAS）則以跨區域、跨學科為導向，推動中國與東南亞、歐洲之間的對話與合作，強化漢學在全球視野中的位置。
當代荷蘭漢學界持續反思其學術傳統與殖民遺產，並致力於「去殖民化」的研究取向。同時，隨著數位人文與全球史觀的興起，荷蘭學者愈加關注中國與世界的互動脈絡，如中荷貿易、絲綢之路交流等主題也逐漸進入漢學研究核心。透過與中國學界的合作，如與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校的聯合計畫，荷蘭漢學展現出開放、互補的發展潛力。
總體來說，荷蘭雖地理規模有限，卻憑藉其實用傳統、跨文化視角與豐厚的文獻資源，長期在國際漢學界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高羅佩的跨領域研究精神與創造力正體現了荷蘭漢學的核心價值：以嚴謹為基礎、以理解為目的、以文化對話為志業。從早期的商貿與傳教需求，到現代學術的比較研究與全球連結，荷蘭漢學展現出一條多元而富創造力的發展路徑。
《通報》(下載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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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房內考》(Google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