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智慧城市看治理結構的鬆動、轉化與競合
在全球智慧城市浪潮下，技術導入與制度創新已不再是兩條平行線。實驗不只是技術測試，更逐漸成為治理制度的試驗場——它能催生新制度，也可能挑戰舊架構，甚至導致治理焦點的重分配。
本篇文章從瑞典馬爾默市的智慧城市試驗出發，探討智慧電網、再生能源與智慧建築等創新技術，是如何進入制度運作軌道，又是如何在制度脈絡中產生「重組」、「排擠」或「轉向」效應。我們不再問：「技術能不能部署成功？」而是要問：「這些實驗，是否真的改變了城市治理的邏輯與結構？」
實驗會變制度嗎？來自 Hyllie 的雙重觀察
研究指出，在馬爾默 Hyllie 區進行的兩項智慧城市實驗中，確實出現了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跡象，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治理轉型方向：1️⃣ 智慧電網技術：產業主導型制度化
E.ON 公司在 Hyllie 推出需量反應（demand response）技術，並在開發初期就與建商協調系統需求。這不僅改變了建築設計流程，更讓能源企業從被動供應者，轉型為積極參與城市治理的制度行動者。
👉 成果：E.ON 將此合作機制擴展至其他地區，實驗變成常態。
2️⃣ 再生能源導向：基礎設施型制度嵌入
透過設計基礎設施網絡（如區域供熱整合、能源儲存設施），開發商與市政規劃單位建立了以「永續能源導向」為前提的規劃協商模式。
👉 成果：這類制度嵌入鞏固了地方政策中對再生能源的物理依賴。
這兩個案例說明：新技術如果能與組織角色、流程設計與政策預期對接，就能進一步嵌入制度、改寫治理配置。
不是所有實驗都能改變制度：制度化的限制與挫敗
然而，制度化並非理所當然。即便是同樣由市府或能源公司推動的技術，結果也可能差異甚大。
❶ 智慧家庭技術的「制度進不去」
比起智慧電網只需接入建築管理系統，智慧家庭技術需逐戶安裝，干擾度高、使用者接受門檻高。這類「日常物質性（mundane materialities）」反成為制度化障礙。
❷ 再生能源的「制度優先權被調整」
雖然風能與太陽能基礎設施具備整合條件，但在都市住宅需求高漲的現實下，永續優先權讓位給開發速度。再生能源是否被納入選案標準，也因此被邊緣化。
這些例子顯示：即使制度設計者高度支持，當制度變遷遇上土地壓力、資源配置與使用者接受度等結構性摩擦，實驗仍可能停留在局部或短期的階段性成果。
制度未被取代，但治理已悄然轉向：制度漂移的隱性力量
馬爾默案例中，我們並未看到舊制度（如建築能效法規）被正式淘汰，卻清楚看見了一種治理焦點的轉移現象：
- 市政府原本強調「事前規範」與「建築標準」，但現在更多仰賴能源公司進行「行為管理」與「平台調節」；
- 再生能源技術與智慧電網共存，但後者更容易操作、更具市場敘事吸引力，漸成開發者的首選；
- 傳統節能邏輯未消失，但正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這些現象，正是制度理論所謂的「制度漂移（institutional drift）」。制度沒有被改革，也沒有被正式取代，但其功能角色與治理重心正默默移轉，導致治理實作方向發生質變。
我的觀點：城市轉型不只是「換技術」，而是「換制度焦點」
從這項研究我們可以理解到，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哪個技術最有效」，而是「哪種治理邏輯更容易制度化」。特別在資源有限、多重目標拉扯的城市環境中，制度焦點的轉移往往比法規修改更快，也更深刻。
📌 思考時間：制度變遷的四個智慧城市治理提醒：
- 制度化的關鍵不是技術，而是行動角色與流程如何重構。
- 未被取消的制度，也可能因資源排擠與焦點轉移而失效。
- 智慧治理不是部署裝置，而是建立新的權力分配與協作結構。
- 制度漂移發生時，不會有人宣布轉變，但結果將漸漸改變治理的邏輯。
智慧城市不是空中的藍圖，而是政策、角色、資源、制度的再拼接。如果我們能看見這些拼圖怎麼被組裝，才能真正理解城市如何「變聰明」，又是誰定義了這種聰明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