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別因為中文片名搞錯了！《越越獄試》[1]並不是像《刺激1995》(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1994)、《惡魔島》(Papillon, 1973)那樣的逃獄電影。主角N（Mario Casas飾）想逃離的不是監獄，而是日常的現實生活。
但將本片跟上述逃獄電影做一比較，奇妙地產生一種哲學上的趣味。人的自由意志所嚮往的方向去處，竟有可能完全顛倒！電影中N接連做出各種犯行，只為進監獄自囚。N讓司法體系和親人都陷入兩難：到底該如其所願將他送進去關，還是該讓他恢復自由身？電影表面上好像在探索倫理與哲學困境，但心理議題才是沒說出口的重點。
我說哲學並非信口胡扯。片頭出現的配樂是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只不過是搞怪版本。音樂可能正暗示本片主旨與扭曲的存在意義相關。
《越越獄試》依然帶有西班牙電影的狂想風格，氣氛活躍生猛，雖非商業片但劇情絕無冷場，是監獄和法庭類型電影的一曲新穎變奏，結合荒誕幽默和懸疑刺激元素，且攝影與音樂等美學表現傑出。
電影院不時爆出觀眾的笑聲，但在我的神遊之中，我想像N心底有一池淚水；劇情鋪陳荒謬至極，但在N的木訥、淡漠和不自主動作之後，其實有著壓倒性的悲慟，雖然那一團東西我們看不見也聽不到。
N不想看也不想聽。那需要強力的拒斥與阻擋。
[底下微劇透，請斟酌服用。]
創傷無法一筆勾銷地抹除
主角名字N很快讓我想到nullify，意思是使之無效、廢止。
台灣人去戶政事務所改名，多半是為了帶來好運；N去那邊是想取消、廢止自己的名字。他不想在這世界上留下可以指認他自己的任何痕跡。
然而心理創傷無法就此一併抹除。
他想要在這世界上消失，想到的辦法是入獄。他必須有犯行，經過判決才能入獄。
在他心中，或許他早已認定自己是重罪之身。「與惡的距離」需要自己誠實度量，而N心中的法官已經宣讀判決主文：你必須人間蒸發！
觀眾逐漸知道，發生了一場車禍，他懷孕的妻子因此喪命。
N人在車上，當時與妻子發生口角。
N淡淡吐出「我妹妹說不是我的錯」。
但我猜N堅信是自己導致兩條生命的消逝：如果當時不和太太吵架，車禍就不會發生，他就可以當個好先生好父親。
N不是躺平，不是毫無企圖心、就想吃牢飯，也不是要控訴這個社會，而是被心理創傷打擊到身心踉蹌，那是意識與潛意識的全面騷亂。若用佛洛伊德的話來說，就是妻子意外過世打破N的「心理防護罩」，自我疆界已經崩解。
如果N住在台灣，以N的狀況而言，最適當的安置處所不會是監獄，而是去精神科病房接受住院醫療照顧。片中的心理治療師及家人照理講應當勸N自願住院，哄他說住院也是與外界隔絕，不一定要入獄。住院療程可以合併藥物治療、復健治療、個別與團體心理治療，有機會一點一滴促進N的康復並回歸社會。
罪惡感有兩種：被害型與憂鬱型[2]
N看起來寡言呆傻，有時焦躁，有時氣急敗壞，但你不會覺得他憂鬱。或許這就是N最大的問題：無法哀悼、無法接受失落的殘酷現實、內心無法承擔罪惡感。
N不斷犯罪，也就是不斷行動著，開車撞進銀行、破壞超市、挖地道……藉由不斷行動，他避免自己去思考、去感受、去哀悼，或者說，經由「行動化」避免「心智化」。
我在前面提到N「心理防護罩被打破，自我疆界崩解」，或許因此引發恐慌感，N急於從外界撤退，套用溫尼考特的說法就是「尋找四面牆壁」來自囚，以帶來某種安定感。
說到這裡，讓我對N寄予不少同情。
英國精神分析師克萊恩(Melanie Klein)發展理論中有一個關鍵概念是「憂鬱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它並不是指憂鬱症，而是一種嬰兒心理發展階段，通常出現在出生後第四到六個月至第一年之間，是在「偏執-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之後出現的。在偏執-分裂階段，嬰兒將世界分為「好母親」與「壞母親」。但在憂鬱心理位置，嬰兒開始整合這些形象並意識到：他所愛與恨的是同一個人（通常是母親）。他曾對母親懷有攻擊性的幻想（如吞噬乳房），因此他開始感受到「罪惡感」，為他自己內在的破壞性衝動感到懊悔。
綜合上述，最初的罪惡感乃因嬰兒的口腔-施虐欲，而罪惡感的出現標誌著心理的成熟，為愛意與恨意的整合結果[3]。我們可以將這種罪惡感稱為「憂鬱型罪惡感」(depressive guilt)。
我曾在論述電影《蒼鷺與少年》的文章中描繪憂鬱心理位置，請參考：
「憂鬱心理位置」並非一次性的發展階段，而是一種心理整合與衝突處理的模式。它首次在嬰兒期出現，但日後會根據人生經歷、關係挑戰、失落、內疚等情境重新被啟動，是邁向成熟情感與健康自我的一大步。
然而，當一個人因為自我過於脆弱或尚未整合，無法承受憂鬱心理位置所帶來的罪惡感、失落感與內在衝突時，可能會退行(regress)回到更早期、更防衛性的心理狀態，也就是偏執-分裂心理位置。
這很貼近N的心理狀態。偏執-分裂心理位置充斥著原始的防衛機轉例如否認、分裂、投射等等，我們看到N將內心嚴厲的超我投射到外界，彷彿要「強迫」司法體系接受其投射，把他關起來；無論現實中N做出多少看似鬧劇的刻意犯罪，都只是為了體現其「罪惡妄想」：自己是個無可救藥、天理不容的壞人。
N否認了妻子不在的現實社會，呈現出被虐(masochistic)與自我抑制，有某種「被處罰的需求」，用外在的懲罰來取代超我的無情苛責。將令人恐懼的內在迫害外在化，或許反而可以減輕內在施虐、暴力的自我攻擊所導致的全然無助感，讓他覺得好過一點。
這種「我很爛」、「我罪有應得」的心理狀態，充滿對自己以及對客體的忿恨，可以稱之為「被害型罪惡感」(persecutory guilt)，意思是被內心嚴厲超我所迫害，是死之本能或攻擊本能的展現。
總結如下：在「被害型罪惡感」當中，主要成分包括怨恨、絕望、恐懼、痛苦、自我責難等，它出現在病理性哀悼(pathological mourning)過程中。
而在「憂鬱型罪惡感」當中，主要的情感是：悲傷、對客體與自我的關懷、懷舊，以及責任感。這種罪惡感出現在正常哀悼過程中，並伴隨著昇華與修復。
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就是從「被害型罪惡感」轉化為「憂鬱型罪惡感」的過渡歷程，而治療師就是擺渡人。
男人真命苦：男性面對失落的情感困難
這個過渡歷程，對男性來說，會不會特別困難呢？我聯想到以下兩部電影，都在描寫男性面對創傷之後的情感失調。
電影《崩壞人生》(Demolition, 2015)主角是金融投資員戴維斯，妻子同樣在車禍中身亡，他人一樣在車上，當時倆人在溝通上有些摩擦。夫妻間難免口角，但關係最後以此停格，沒有修復機會。
我相信戴維斯心中必然存有某種「無意識的罪惡感」，因為妻子在車上是在指責他對家庭生活毫不用心，而這部分他確實是心不在焉。
意外發生之後，戴維斯不見悲傷，陷入情感麻木與疏離，個性變得令人討厭，甚至有點狂躁，執迷於拆解冰箱、辦公室電腦甚至拆房子，用各種器械破壞自己與妻子共同生活的舒適寓所，伴隨著怪異的快感。那麼張狂凸顯的破壞行為，不免讓我想起偏執-分裂心理位置的特徵，再添上大量的躁狂防衛(manic defense)。
《海邊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 by the Sea, 2016) 主角李錢德勒幾年前因為自己的疏失，在一場火災中失去三個年幼的孩子，婚姻破裂。自此他自我放逐、遠走他鄉，深陷內疚與絕望，再也無法原諒自己，創傷後壓力症狀逐漸慢性化，那種悲傷宛如無可撫慰，但比起N或戴維斯近似精神病的表現，李錢德勒的沉重比較可以讓人理解。
結語
失去重要客體是一種心理創傷，不只外在世界改變了，也一定會改變自己，因為自我的某些部份必將隨之失落，導致自我完整性受損。然而，就像受損的神經細胞或皮膚組織可以再生一樣，自我也需要一段時間來做重整，連結內在與外在資源，身心重開機一次。
N過不了「被害型罪惡感」這個坎，放棄所有外在現實選擇監禁。電影結束之前，我依稀瞥見N的一抹笑容，當時他已被全身約束在床，失去所有人身自由。難道這意味著他心中的重擔稍有緩解了嗎？
我忽然覺得那是死之本能的勝利微笑，將一切代表生命力的活動歸零，生活必然有的跌宕起伏都已停止，不再有改變的可能性。
然而，N是否會暗自期待，在每夜深眠之中，再次回到那一場瑰麗壯盛令人悸動的西班牙舞蹈大夢，與他的妻子翩翩共舞呢？
[1]《越越獄試》(Escape): 2024 年，西班牙／法國合製，導演 Rodrigo Cortés，監製馬丁史柯西斯，改編自 Enrique Rubio 同名小說。
[2] Grinberg, L. (1964) Two Kinds of Guilt—their Relations with Normal and Pathological Aspects of Mour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5:366-371.
[3] Klein, M. (1935) 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6:145-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