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蕭菊貞在專訪中所說，《造山者》是一部文科生也看得懂的科技奮鬥史。來源：《造山者》電影海報
當 AI 的浪潮席捲全球、黃仁勳成為矽谷新神話，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台灣這座面積僅佔全球陸地萬分之二的島嶼上，《造山者－世紀的賭注》導演蕭菊貞呼籲我們需要停下腳步，思考一個長久以來被忽略的問題：
台灣究竟是如何從一個人均 GDP 不到 400 美元的發展中國家，蛻變為掌握全球科技命脈的關鍵力量？
正如蕭菊貞在專訪中所說，《造山者》是一部文科生也看得懂的科技奮鬥史；《造山者》不僅僅是一部科技產業的發展史，更是一部關於信念、決心與國家戰略的史詩。
《造山者》重新定義時代的英雄
傳統的商業成功故事往往聚焦於個別企業家的傳奇與遠見，但《造山者》採取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敘事策略。蕭菊貞將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描述成一個多位英雄的集體旅程，每個參與者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這種敘事手法的巧妙之處在於，《造山者》跳脫了單一英雄的框架，轉而呈現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如何形成。
時任行政院長孫運璿、財政部長李國鼎如同戰略家，擘畫長遠藍圖；張忠謀、曾繁城等企業領袖如同執行者，將願景轉化為現實；而那些在生產線上默默奮鬥的無名工程師、女性技術員，則如同守護者，用血汗與智慧築起了這座「護國神山」。
這種「群山」的意象，不僅描述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結構特徵，更深層反映了東亞集體主義文化在現代科技發展中的獨特表現。相較於矽谷強調個人創新的車庫文化，台灣的半導體奇蹟更多體現了集體協作、長期布局和制度設計的力量。
時任行政院長孫運璿（右一）第一線巡視設備。來源：《造山者》電影劇照
造山者們的盜火行動
蕭菊貞特別提及，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起源，源自於一場極具戰略眼光的「盜火」行動。1970 年代，台灣將一批頂尖技術人才送往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看似簡單的技術移轉計畫，實際上是一個精心設計的產業升級戰略。
這一場後世被稱為「RCA 計畫」的行動，其意義遠超過單純的技術引進，背後代表了，一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透過制度創新和人才投資，實現產業結構的轉變。
當年的製程部分領隊兼司機史欽泰（後成為工研院院長），在片中回憶起那段艱辛的學習過程時，眼中閃爍的不僅是對過往的懷念，更是對使命的堅持：
只許成功
不許失敗
這種「盜火」精神，實際上體現了台灣在地緣政治夾縫中求生存的智慧。
面對先進國家的技術壟斷，台灣選擇了一條既務實又具有戰略高度的道路：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有選擇性的學習和創新。這種進路不僅成功地將台灣從代工製造推向了創新設計，更為後來的「台積電模式」奠定了基礎。
1976 年台灣第一批盜火行動去 RCA 受訓的工程師，左起曹興誠、倪其良、曾繁城、戴寶通、劉英達、陳碧灣、史欽泰、RCA公關主任。來源：史欽泰提供
工研院的「自己」就是台灣
《造山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之一，是清晰地展現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從 1970 年代的 RCA 計畫，到 1980 年代的工研院試驗工廠，再到 1990 年代台積電的成立，每一個關鍵節點都體現了政府政策的連貫性和前瞻性。
史欽泰任職於工研院院長一職，就不斷提醒同仁：
「工研院沒有『自己』。我們唯一的『自己』就是台灣。」
廠商壯大，就是台灣壯大；廠商需要工研院，就是工研院的成就。這種連續性在民主轉型的背景下顯得特別珍貴。
台灣在 1980 年代末期開始民主化進程，政黨輪替成為常態，但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戰略卻始終保持著穩定和連續。這種台灣政治史上罕見的「跨黨派共識」，既反映了產業發展的客觀需要，也體現了台灣政治精英對於國家長遠利益的共同認知。
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國家發展基金的投入、以及對台積電等龍頭企業的扶植，這些政策措施橫跨了不同的政治時期，但都服務於同一個戰略目標：
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產業
《造山者》的群山計畫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成功，不僅在於培育出了台積電這樣的世界級企業，更在於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產業生態系統。《造山者》透過「群山計畫」的概念，生動呈現了這個生態系統的複雜性和精密性。
這個生態系統的核心特徵，是垂直分工和水平協作的完美結合。上游的 IC 設計公司如聯發科，中游的晶圓製造商如台積電，下游的封裝測試企業，以及提供材料、設備、化學品的數百家供應商，形成了一個緊密相連的產業網絡。
在極短的地理距離內，從設計到成品的所有環節都能高效完成，這種時間和成本優勢是其他地區難以複製的。
這種「群山圍繞」的結構，創造了台灣獨特的競爭優勢。
在極短的地理距離內，從設計到成品的所有環節都能高效完成，這種時間和成本優勢是其他地區難以複製的。更重要的是，這種緊密的產業聯繫促進了知識的流動和創新的擴散，形成了持續的競爭力提升機制。
不搞研發，專精代工
台積電的純代工模式，是台灣半導體產業最重要的創新之一。當年張忠謀提出這個概念時，連業界人士都懷疑其可行性。但正是這個看似「賭注」的商業模式，重新定義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格局。
有別於傳統的半導體公司既要設計晶片，又要製造晶片，純代工模式的核心在於專業化分工，這種垂直整合的模式雖然可以確保控制力，但也增加了成本和風險。台積電的模式則是專注於製造，讓設計公司可以專注於創新，這種水平分工大大提高了整個產業的效率。
這種模式的成功，不僅成就了台積電本身，更為全球無數的 IC 設計公司提供了機會。黃仁勳的 NVIDIA 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當年 NVIDIA 還是一個小公司時，正是台積電的代工服務讓它能夠將設計理念轉化為實際產品。今天，當 NVIDIA 成為 AI 晶片的領導者時，與台積電的合作關係也變得更為緊密。
史欽泰任職不斷提醒同仁：「工研院沒有『自己』。我們唯一的『自己』就是台灣。」來源：《造山者》電影劇照
台灣獨有的半導體社會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層面。如同財經作家游庭皓所指出的，台灣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完整功能的「半導體社會」。這個社會有自己的價值觀念、文化傳統、媒體生態和人際網絡。
一方面，半導體產業的高薪吸引了大量人才，推動了相關服務業的發展，創造了良性的經濟循環。另一方面，過度依賴單一產業也可能造成無以為繼的風險，其他產業的相對衰落和人才流失成為值得關注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半導體產業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政策制定的各個層面。從教育政策到基礎設施建設，從環境保護到社會福利，都不得不考慮半導體產業的需求和影響。
《造山者》的文化基因
《造山者》最感人的部分，或許是對那一代工程師精神的致敬。
三班輪班制、夜鷹計畫、燃燒青春與肝腎，這些看似苦澀的回憶，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可貴的職業精神和使命感。
這種工程師精神，不僅是台灣半導體產業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台灣社會寶貴的文化資產。體現了一種追求卓越、不怕困難、團隊合作的價值觀念。
在今天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台積電站在科技市場、全球政治、美中貿易的風口上，這種精神的傳承和發揚，對於台灣的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