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繆 photo credit: wiki
瘟疫的現實:考驗人性的傳染病
相信有經歷過百年一遇大疫COVID-19的人,讀《瘟疫》一定倍感親切:經由小動物悄悄傳給人類的病菌/病毒、國家/醫療機構/行政機關反應遲緩所引爆的大流行、隔離檢疫造成親人的短暫或永久分離、困守在家裏或者隔離所的孤獨感、自由被剝奪後的憤世嫉俗感、疫情結束後再也回不去的舊日生活…等等。疫情所帶給人們的種種創傷,以及人們對於疫情的不同反應,都可以在這本《瘟疫》中找到,如此全面而透徹的觀照,讓《瘟疫》充滿哲學的深刻思考,企圖在瘟疫肆虐的時空中,找出人類生命的出路。
卡繆的哲學重心在於「荒謬」與「反抗」,面對難以理解的「荒謬」,持續不放棄的「反抗」就成了守護人性的最後防線。因此《瘟疫》中的人物,不論是從頭到尾堅持救人的醫生、主動加入防疫小組的外地人、曾設法逃出封城但是最後選擇留下來抗疫的記者、兒子染疫後仍堅守原則的法官、持續研發血清的老醫生、孜孜不倦統計疫情的市政府小職員,都以他們微薄而堅定的力量,持續的投入這場看不到盡頭的抗疫戰爭。這些持續反抗的人們團結在一起,實現了卡繆在《反抗者》中所說的「我反抗,故我們存在」,以反抗來定義人類不願屈服的尊嚴。
在抗疫戰爭中,最麻煩的不是外在的病菌/病毒,而是被疫情影響生活後所產生不安與不滿的群眾情緒,書中描寫在封城後很多人因為悲痛和不安,放火燒毀自己的屋宅,想燒死瘟疫反而造成火災;或是為了逃出這個遭封鎖的城市,屢次攻擊城門。這種非理性攻擊自己人的行為,在台灣疫情延燒期間也層出不窮,台灣的藍綠分裂並沒有因為疫情嚴峻而停戰,像是國產疫苗、口罩國家隊等成功緩和疫情的措施,在疫情結束後,都被藍營支持者視為弊案(即使沒有任何證據),這些疫情期間來自民間的善意與努力,就淹沒在政治口水之中。下次如果國家有難的時候,我們還會看到這些勇敢的民眾挺身而出嗎?這或許就是台灣身為不正常國家的悲哀吧!
瘟疫的隱喻:無孔不入的邪惡
從二戰期間寫到二戰結束的《瘟疫》,這部寓言式小說,只是單純的討論由病菌/病毒所引起的瘟疫嗎?卡繆在他1942年的札記寫下這樣一段話:
「鼠疫,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隔離、流亡、分散,這些都是人的命運。人可能自暴自棄,屈膝服輸,並從中看到懲罰罪惡的上帝之手。但人也可以透過反抗,透過團結一致,重新取得自己的尊嚴及自由。」
卡繆所說的「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隔離、流亡、分散」,以當年的歷史來說,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在描述納粹德國入侵法國之後,法國人在身心上流離失所的慘狀。法國被侵略的不只是有形的國土,還包括無形的思想,當年在法國成立的維琪政府,除了受德國控制之外,還拋棄了法國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的理念,以「反啟蒙、反自由民主、反共和國」的「國家革命」來向德國效忠。納粹主義就像一場瘟疫,逐漸侵襲著法國衰弱的身體,帶來肉體與精神上的痛苦與死亡。
在了解瘟疫的延伸意義之後,面對著強大猖獗的瘟疫/邪惡,做什麼似乎都無濟於事,但是書中的主角李厄醫生,在幾乎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做出了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