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政權的「政治宣傳」如何選擇性地編纂史料？剖析陳壽《三國志》對孫權早年經歷的靜默處理。
「月夢→孫策、日夢→孫權」其實正是吳國史觀裡一種**「兄弟繼體神話」**的表現。表面是祥瑞，底層其實是權力合法性的修辭手段。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安靜兄弟 vs 熱鬧英雄」的落差：
一、孫家兄弟的起點：軍閥世家 vs 市井漂流
曹操與劉備的出身，本質上是社會流動的故事。
- 曹操：宦官外戚之後，半邊緣貴族，需要靠手腕闖出名。
- 劉備：寒門出身，靠義氣與外援起家。
這兩人少年時都必須「混圈子」——結交人脈、表現魅力、與社會互動。
而孫家兄弟的起點，完全不同：
- 父親孫堅是地方豪族，自己有軍、有地、有名。
- 母族吳氏是吳郡大姓，有財力與政治網絡。
孫策、孫權一出生就站在江東地方勢力的中心。 他們不是去闖江湖，而是繼承一個「現成的軍閥品牌」。
因此，史官筆下他們的童年自帶「保護罩」——
沒有街頭磨練，也沒有寒門苦楚， 自然缺少那種「市井英雄的青春傳奇」。
二、孫策的「總角之交」：唯一人味的一筆
《三國志》裡孫策與周瑜「總角之交」這段，確實是唯一有人情味的少年描寫。
但注意陳壽寫法：
「孫策與周瑜少相友，結好如兄弟。」
就一句，沒任何細節。
換成曹操或劉備，這類情誼會被寫成幾頁的奇遇、義氣、衝突、甚至幽默對話。
孫策的版本卻像是一個冷靜的交代： → 不是情感劇，而是政治伏筆。 因為這段友誼最終導向「孫策借地攻江東」——它的歷史功能是政治結盟，而非性格塑造。
所以，孫策的少年不是沒朋友，而是史官不許他有太多「個人溫度」。
三、熱鬧 vs 安靜：史官筆下的「出身歧視」
這背後其實反映史官筆法的階級偏好。
- 劉備、曹操屬「個人英雄敘事」：以人格魅力征服亂世。
- 孫氏兄弟屬「家族政權敘事」：以繼承與組織延續政權。
前者的魅力在「掙扎」，後者的合法性在「穩定」。
於是史官為了維持吳國「正統而非流民」的形象， 選擇讓孫家兄弟的少年期簡潔、安靜、去人味化——
他們不是活在會裡，而是活在制度裡。
四、結論：
孫策與孫權的青春期是「被消音」的。
他們不需要也不允許像劉備、曹操那樣熱鬧， 因為對吳國來說，神話比人情更重要，穩定比個性更安全。
他們是「繼體之光」的角色，不是「奮起之人」。
曹劉是闖蕩劇，孫氏是繼承劇。
一邊靠故事立威，一邊靠血統立國。
孫氏兄弟的「安靜童年」不是缺資料，而是刻意設計成「存在即合法」。
否則只要多寫一點人味，就會連鎖挖出整個孫家早期的灰色地帶。下面幫你完整拆開：
一、孫家的「出身風險」：武人、地方勢力、袁術附庸
孫堅雖有戰功，但在東漢末的中央視角中，只是地方武裝頭目。
更麻煩的是：
- 他早期投靠袁術，在軍政體系中是「附庸中的附庸」。
- 打完仗後又擅自掠取洛陽財寶（尤其玉璽事件）。
→ 這在史官眼中屬於「不守分」的行徑。
因此，孫家的創業史若寫得太細，就會暴露：
「你爸是被袁術利用的冒進派軍閥，你哥是繼承這支軍閥的地方豪強。」
這種開場對一個想自立為「帝」的國家太難看。
所以吳國史官只能選擇： 跳過混亂、強調祥瑞。
→ 月夢、日夢一登場，出身就洗白。
二、少主策略：去江湖化、去叛逆化、去社會化
孫策少年只留一句「總角之交」，目的非常明確：
- 周瑜＝名士、豪族之子，象徵吳國社會正統。
- 兩人自幼相識＝貴族式情誼，不是草莽亂交。
這筆「總角之交」是吳國史官塞進來的唯一人味與高貴血統兼容的細節。
至於孫權——更不該「有江湖」。
他一出場就是「繼兄守業、穩鎮江東」的形象， 要有天命、有定力、有威儀， 所以史書乾脆讓他「從無到有」，像天降的治理者。
三、宣傳策略：讓「存在」本身成為正當性
對吳國來說，孫權不需要故事，只要存在。
因為：
- 存在＝孫堅血脈的延續。
- 存在＝江東不亂的象徵。
- 存在＝天命月轉為日的符號。
他不需要成長，只要承繼；
不需要掙扎，只要穩定。
這種史觀的好處是：
→ 不會觸碰早期的尷尬政治史。 → 不會引出袁術、玉璽、地方割據等「黑歷史」。 → 能讓吳國看起來「一脈貴胄、天命承傳」。
四、總結一句話
沒錯，孫家兄弟的「安靜童年」本質上是歷史化妝術。
他們的故事若太熱鬧，就會連袁術、玉璽、私掠這些「江湖味」全部捲出來。 所以史官寧可讓他們「沒故事」，也不要讓吳國政權變得不乾淨。
曹操靠能耐洗白，劉備靠仁德洗白，
但孫權只能靠「不說話」洗白。
《三國志》乃至整個東漢末史觀的一個關鍵：「人格神話的社會定位」。
這兩個少年形象——曹操的狡慧、劉備的人情——其實不是「寫真」，而是政治寓言，代表兩種對「英雄正當性」的不同論述方式。
我幫你分四層拆給你看，你會發現他們的「討人厭」和「做自己」背後其實都有深層社會目的。
一、曹操：「洞察人性」＝合法的權謀者
曹操少年那段最著名的逸事，就是：
「裝病欺叔父、行詐以察人心。」
這不是偶然的奇聞，而是史官刻意「立性格、定風格」的開場。
曹操從小被寫成「看穿人性、敢破禮法」的孩子，代表他擁有「非常之才，行非常之事」的潛質。
但這同時也為他日後的「奸雄」形象鋪底—— → 一個能讀懂人心、卻不受道德約束的人。
這對史官而言是雙刃筆法：
- 正面詮釋：洞察世事、有機變通，能適應亂世。
- 負面詮釋：權謀無底線，象徵世道崩壞的產物。
簡單說，曹操的「壞小孩」不是教育失敗，而是史學上的「亂世合法性」。
他必須壞，才能符合「非聖人而成帝」的亂世邏輯。
二、劉備：「窮而愛美」＝逆天的仁德劇本
劉備的設定看似矛盾：
出身貧寒，卻喜犬馬、愛穿好衣、樂交朋友。
照理說這種人放在村裡一定被罵「裝闊少」，但這正是史官筆法的妙處——
他要營造一個「貧而不俗，富而不驕」的天生帝王氣。
這類人物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史記》裡的「仁者貴相」傳統：
- 貧不改志
- 愛美是天命（代表氣度）
- 喜交友是仁心外化
劉備不是「現實中的窮學生」，而是「古典政治寓言中的有德之士」。
他的「愛犬馬與潮衣」象徵： → 雖貧，但不失「貴族氣」。 → 雖低微，但自然吸引人心。
也就是說，他被寫成一個「從泥地裡長出的玉」。
三、兩人對照的社會功能
比較項
曹操代表「才能凌駕道德」的現實派；
劉備代表「道德凌駕現實」的理想派。 他們是對立又互補的敘事角色—— 一個反映亂世的真相，一個提供亂世的慰藉。
四、為什麼孫家兄弟不能有這種「人味」？
因為吳國不需要亂世英雄，只需要「繼體合法者」。
曹劉都靠人格建立合法性； 孫權靠血統建立合法性。 → 這就是為什麼吳國的少年劇本被掐斷、而曹劉的少年劇本被放大。
結語：
曹操的童年在試探人性，
劉備的童年在收攬人心， 孫權的童年在證明血脈。
三國的少年故事，其實就是三種政權合法性的寓言化塑形。
曹操的壞，是為了顯示「亂世需要狠人」； 劉備的潮，是為了說明「仁者天成」； 孫權的靜，是為了強調「家族天命」。
《江東雙子：月夢與日夢》
夜風掠過吳郡的庭院，竹影在紙窗上搖曳，吳夫人翻身未眠。
那一夜，她夢見一輪皎潔的月亮，緩緩墜落在懷中。 光涼如水，卻不刺眼，像是靜靜依偎的孩子。 翌晨，她對孫堅笑說：「妾夢見月入懷，不知是吉是凶？」 孫堅只是大笑：「月者陰精，子必俊朗非常，必能興我家業。」
沒多久，孫策誕生。
他眉目清亮，笑時眼裡有光。 自幼便愛拔劍，腳步輕快如風。 吳郡人都說，那孩子的眼神，像夜裡最明的星。
數年後，又是一個夏夜。
吳夫人夢見赤日燃空，金光萬丈，熱流貫體。 她驚醒時汗如雨下，窗外晨光刺目，鳥聲嘈雜。 她低頭摸著腹部，彷彿還能感到那股熾熱的流動。 「月已在前，如今又夢見日……這會是什麼徵兆呢？」 孫堅收起笑容，語氣微凝：「日月交輝，陰陽並耀。這是天命。」
那孩子出生時，屋外正是日出。
哭聲響亮，連江上的漁人都驚回了頭。 那是孫權—— 他不像兄長那樣張揚，卻在光中靜靜睜開眼。 有人說他天生就有威儀；也有人說，那是太陽留在凡世的一道影。
多年以後，孫策在戰馬上揚鞭而去，留下弟弟守著江東的朝霞。
有人回想起那兩個夢，低聲嘆道：
「江東的命運，本就寫在母親的夢裡——
月照開國，日鎮江東。」
一、史料層面：陳壽拿到的「吳書」本身就殘缺
陳壽在西晉撰《三國志》時，主要依據三個來源：
- 魏書（王沈、魚豢等人撰）
- 蜀書（他自己熟稔，因為是蜀人）
- 吳書（韋昭等人所撰）
但問題是：
- 吳書早就亡佚一部分，陳壽只能靠殘稿與傳聞。
- 韋昭等人是東吳臣子，撰史偏禮讚孫家，但晉朝不喜這種宣傳筆法。陳壽只好「節取其實」，結果人物就顯得乾瘦。
- 吳國晚期政治內鬥（孫和、孫霸之爭）讓官方史料混亂，很多材料有意被毀。
→ 結果：陳壽拿到的吳國資料最少、最不統一，也最不可信。
他寫蜀國可以放感情，寫魏國有朝廷資料，但寫吳國只能拼湊。 孫權自然成了最難下筆的對象。
二、政治層面：晉代史觀對吳國「降格處理」
陳壽的 patron（靠山）是晉武帝司馬炎政權。
晉是滅吳而統一天下的朝代， 所以史官筆法必須「政治正確」：
- 曹魏：晉的前身，必須寫得有制度、有格局。
- 蜀漢：可以寫得有理想、有悲壯（因為滅亡早，無威脅）。
- 東吳：最後一個投降的政權，必須寫得平庸、內鬥、無氣度。
這就是所謂的「勝者史學美化鏈」：
晉 → 曹魏 → 蜀漢 → 東吳
等級愈遠，筆墨愈淡。
孫權作為東吳的象徵人物，陳壽不敢太寫深，怕被誤解成「褒敵貶本」。
所以你會看到他筆下的孫權——
- 少年幾乎空白；
- 青年成功被略述；
- 晚年內鬥一筆帶過；
整個人像一個「政治符號」，而不是活人。
三、文化層面：蜀地史觀對「江東文化」的疏離感
陳壽是蜀人，出身巴蜀地區。
蜀文化與江東文化在語言、氣質、價值觀上都有差距。
巴蜀重文人、尚情感；
江東重血統、尚家族。
這導致陳壽筆下：
- 蜀國人物像詩人（諸葛亮、龐統、劉備皆有情感戲）。
- 魏國人物像政客（曹操、司馬懿有謀略戲）。
- 吳國人物像族長（孫權、張昭、顧雍全是冷處理）。
簡單說，陳壽的文化距離，讓他「不太會寫江東人」。
他理解蜀人內斂的悲劇，也理解魏人的權謀，但對吳人的「溫吞與宗族政治」興趣缺缺。
四、總結一句話：
是的，孫權被邊緣化，確實與陳壽「離吳太遠」有關，
但那距離不只是地理，而是史料、政治與文化三重疏離。
曹操是陳壽能理解的政治家，
劉備是他願意同情的理想家， 而孫權，只是他必須交代的現實家。
所以孫權在《三國志》裡像個剪影：
存在、有效率，但缺乏溫度。 他是被歷史「容忍」的帝王，而非被書寫的主角。
陳壽本人確實「帝魏」立場明確，但筆法中又隱約流露出「不忘舊國」的感情。
所以劉知幾、李德林、劉體仁、尚鎔等人的歧見， 不是誰「錯讀」，而是他們各自只看到《三國志》兩個不同的層面。
劉知幾的「帝魏」論在制度層面正確，劉咸炘的「不忘舊國之心」在心理層面更貼近史實。
下面我幫你完整拆開。
一、制度與政治層面：陳壽確實「帝魏」
這部分劉知幾的判斷是正確的。
理由如下：
- 書名即定調：「三國志」而非「漢末三國志」
→ 表示他承認魏、蜀、吳三國在政治上皆為「分立政權」， 其中以魏為「正朔之國」，吳、蜀為「偏方諸侯」。 - 紀傳體結構上「魏書」置首、蜀次、吳末
→ 在《史記》傳統中，首書即正統。 陳壽依此安排，代表他承認晉（繼魏）之統。 - 《三國志·武帝紀》用「魏武帝」尊號而非「魏王」
→ 陳壽不以漢廷冊封為限，而是以晉廷追尊為準。 這在史官體系裡等同於「承晉為正」。 - 在晉朝仕宦、需顧政治安全
→ 晉的立國敘事就是「魏禪晉」， 陳壽若敢帝蜀、貶魏，就是政治自殺。 他不可能寫出「背曹向劉」的文本。
所以——在形式、架構、政治語境上，
《三國志》確實是帝魏。
二、情感與書寫層面：陳壽仍「不忘舊國」
但這不代表他「真心歸魏」。
他只是「史官筆歸魏、史學魂留蜀」。
這可以從三個觀察點看到：
(1) 《蜀書》人物描寫的筆墨明顯最豐
蜀書二十餘篇，人物性格描寫細緻、情感充沛、評語頻繁。
相較之下，《魏書》重制度與軍略，《吳書》則近乎摘要。 這顯示陳壽對蜀人物有更深的情感與理解。
(2) 對諸葛亮的筆調「抑高而實讚」
在〈霍王向張楊費傳〉評曰中，他藉費詩之口高度肯定諸葛亮：
「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況庸後乎哉！」
意思是：如果連費詩這樣直言之士在諸葛亮時代都難被用， 那後主時代更無可救。
這不是批亮，而是「先明其政德、次嘆其時不再」——
是史官筆法裡常見的「假批實頌」。
更明顯的是〈諸葛亮傳〉最後的評語：
「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然臨事制變，其智可及也哉？」
→ 表面是「略短於奇謀」，實則是「功業雖不奇，品德無雙」。 這種評法與《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筆調如出一轍。
(3) 陳壽早年編《諸葛集》，熟悉蜀中史料
他親自整理過諸葛亮文集，
這些早期工作形塑了他對蜀政的整體印象—— 諸葛亮不只是蜀的宰相，更是「秩序的象徵」。 所以他筆下的蜀，不是「正統之國」， 而是「道德之國」。
這正呼應劉咸炘的說法：
「壽自有不忘舊國之心，而非有魏邪漢正之見。」
也就是——政治上歸魏，情感上屬蜀。
三、東吳為何缺位：史料與情感雙重疏離
陸機兄弟「不以為然」，這非常重要。
因為陳壽筆下的《吳書》確實薄弱， 不僅史料來源有限，也沒有情感連結。 對陳壽而言，吳只是「第三國」， 不是他的敵，也不是他的家。 因此才讓江東史家覺得「說得不夠道地」。
四、綜合判斷：
哪個說法靠譜？
答案應該是這樣分層看待：
陳壽在形式上帝魏，在精神上敬蜀。
他既不黨蜀，也不忘蜀。
🧩結論一句話
陳壽不是「聖母蜀粉」，也不是「魏國御用」。
他是「仕於晉、筆從魏、心懷蜀」的最後一位古典史官。
〈諸葛亮傳〉正是這種矛盾的最佳象徵——
筆上遵晉制，字裡藏蜀魂。
中國史的語言政治悖論：
三國、晉初時期：方言＝他者；
南朝、南宋時期：方言＝主體。
也就是說——
同一種聲音，輸了就是「鄉音」；贏了就是「雅音」。
這不只是地理南北的轉換，而是整個文明「誰主敘事權」的翻轉。
讓我幫你分成三層來看這場語音與權力的長劇：
一、三國到西晉：北方話是文明中心，方言＝雜音
在這個階段，洛陽、許昌的「中州音」是官方標準。
南方的吳、越、楚語系都被統稱為「南蠻音」， 連孫權政權都被晉人視為「邊疆國」。
陳壽筆下的吳國，就是「存在過但不入禮」的政權：
- 語音不被記錄，
- 文學不被承認，
- 吏制被視為仿魏、非創。
方言在這一階段不是語言，而是階級符號。
誰講中原音，誰就「文明」。
二、東晉到南朝：南遷士族讓方言變主流
公元311年「永嘉之亂」後，
北方大族渡江南下（王謝桓庾）， 結果—— 這群原本講北方官話的人被南方語音吸收、同化。
他們在建康定都，
朝廷、文學、佛學、詩歌全在江南開花。 《世說新語》裡記錄的語感、詞彙， 其實就是**「江南化後的雅音」**。
也就是說：
口音沒變乾淨，但社會地位變乾淨。
到了宋齊梁陳四代，
「江南音」成為文化中心， 北方反而成為「夷土」。
這是中國史上第一次「語音正統翻轉」。
三、南宋再現「方言為主體」的第二次逆轉
靖康之變後，北宋遺民南渡，定都臨安。
→ 又重演東晉模式。
這一次更誇張：
- 北方成金國、蒙古勢力；
- 江浙地區成為經濟文化中樞。
南宋的官話、詩語、戲曲語，全都帶江南腔。
→ 「吳音」正式進入高文化領域。
南宋文人自嘲「口音雖異，義理相通」，
但實際上，他們已經用「吳語文法」寫詩。
例：
蘇軾、陸游、姜夔的詞中韻腳、平仄， 其實按吳音押的—— 這等於是方言統治文學。
四、那為什麼又被北化？
因為每次「方言成主體」，都伴隨「失國」陰影。
- 東晉南朝 → 最終被北魏、隋吞。
- 南宋 → 被元滅。
- 明 → 南方音入宮廷，但清再北化。
→ 方言一旦失去政權支撐，就立刻被降級為「軟語」。
所以清人聽南音會崩潰， 那不是文化問題，而是帝國的聽覺防衛機制。
他們害怕那種「失國口音」提醒歷史輪迴。
五、總結一句話
方言的地位，在中國史上從來不是語言學問題，而是政權學問題。
當北方掌權，方言是「亂音」；
當南方當家，方言是「風雅」。
從孫權被視為鄉音政權，
到謝安、陸游、蘇軾用江南腔決定文學節奏， 這就是文明主體「音變→史變→心變」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