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flix新劇《混沌少年時》（Adolescence）以13歲少年Jamie Miller的「青少年殺人案」為起點，採用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迫使觀眾在真實時間內目睹事件每一刻的發展。這種沉浸式的觀影體驗並非單純為了「娛樂」，而是有意運用一鏡到底拉近觀眾與角色之間的距離，讓觀者無法抽身，進而在心理上與角色共同承受劇情帶來的壓力和衝突。
一鏡到底的形式與倫理責任
本劇採用一鏡到底拍攝，以家庭噩夢般的場景展開。攝影機不間斷地隨情節移動，沒有任何剪接帶來的喘息與情節濾鏡。這樣的技術安排，意味著觀眾目睹了角色情緒最原始的流露和關係最緊繃的瞬間，既拉近了與人物的情感距離，也增加了觀影者的心理負擔。
當我們看到警察闖入Miller家、逮捕Jamie的過程，那種漫長而令人窒息的時刻彷彿將我們也困在現場。父親Eddie眼睜睜看著兒子被押走，卻無能為力；母親的崩潰、Jamie的困惑與恐懼，這些情緒在連續不間斷的鏡頭下被放大。這種拍攝手法迫使我們承認：我們可能就是劇中某個角色，可能是忽視孩子的父母，可能是冷眼旁觀的鄰居。學者William Brown在影像暴力的倫理研究中指出，此類殘酷式影像手法促使觀眾不再只是耽溺於暴力場面的刺激，而被迫思考人性中隱藏的暴力可能性。
觀眾必須在屏幕前作出選擇：是否僅視其為一宗「驚悚案件」，或者將注意力投注在影像背後折射的社會結構矛盾。當《混沌少年時》毫無隱藏地揭露家庭崩解、校園欺凌、網路煽動等層層結構性壓力時，觀眾也同時被提醒不可在道德上置身事外，應當對影像中的社會困境負起某種倫理責任。
青少年心理發展與暴力行為成因
劇中主角Jamie年僅13歲，案發當天他應該在學校上課，卻在某個時間點犯下了令人震驚的罪行。隨著負責調查的刑警Bascombe深入案情，我們逐漸看到Jamie生活的各個面向，包括他與父母的關係、在學校的處境。
從臨床心理學角度來看，青少年正處於身心快速變化的時期，衝動控制尚未成熟，易受情緒和外界影響。美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AACAP）指出，攻擊與暴力行為通常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包括早期的攻擊行為表現、曾受家庭或社區暴力、同儕欺凌經驗、媒體暴力暴露，以及遺傳與家庭功能失調等等。家庭的分裂、經濟困難、父母缺席或溝通不良等因素都會顯著提高青少年暴力風險。
在《混沌少年時》中，Miller家庭表面完整，但隨著刑警Bascombe的調查推進，每一集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問題的複雜性。第一集聚焦在Jamie的逮捕與審訊；第二集轉向學校場景，我們看到失控的課堂、無能為力的教師，以及學生們沉迷於手機螢幕的景象。Bascombe的兒子Adam成為父親理解這個世界的橋樑，解釋著那些成人無法理解的網路符號與仇恨言論。第三集則深入Jamie與心理師Briony的評估對話。這種多角度的敘事方式讓我們看到，這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忽略，而是整個社會系統的失靈。父母忙於生計而疏於溝通、學校教育體系無法應對數位原生代的問題、社區支持網絡的缺失，以及最關鍵的，網路演算法如何將脆弱的青少年推向極端認知與行為。當Katie的裸照在學校流傳時，沒有成人介入；當Jamie在課堂上表現異常時，老師選擇忽視；當他在網路上接觸越來越激進的內容時，沒有任何過濾機制。這些環節層層失守，共同構成了Jamie暴力行為的社會脈絡背景。
AACAP建議，若能「顯著減少環境中對青少年暴力行為的暴露」，例如減少家庭衝突、杜絕社區暴力、監控媒體暴力內容等等，可以大幅降低青少年犯罪的可能。然而劇中法律與學校機制的剛性，並未及時干預Jamie的風險累積，凸顯出制度本身對某些青少年來說，也形成了一種無形的結構壓力。
Incel文化與網路結構的社會學分析
《混沌少年時》深入探討了網路「Incel（非自願獨身）」文化對青少年的影響。關鍵的突破來自Bascombe自己的兒子Adam，與Jamie就讀同一所學校。Adam向父親解釋了Katie在Instagram上對Jamie使用的表情符號背後的含義。紅色藥丸、爆炸符號，這些看似無害的圖案，實際上是在指控Jamie是「incel」，暗示他永遠都會是處男。這些網路社群為感到孤立的青少年提供了一個看似「理解他們」的空間，實則是仇恨的溫床。
所謂Incel，指的是一群男性在網路上自詡「無法獲得伴侶」，並以此建立身分認同。研究發現他們常感到自卑、孤立，並傾向歸咎於性別、社會制度的不公平。值得注意的是，英國政府反極端主義委員會（Commission for Countering Extremism）在2024年發布了迄今最大規模的incel研究報告，調查了561名英美自我認同的incel。報告發現這個群體整體上心理健康極差，對女性抱有強烈懷恨。
但數據也顯示了一個重要事實：當受訪者被問及對傷害自己的人使用暴力是否正當時，約25%的人回答有時或經常正當，真正同意「經常」正當化的人，占不到6%。此數據提示，雖然Incel言論激烈，但真正付諸行動的，是一小撮人。
看劇時，我們會注意到Jamie在網路言論與現實行動之間的張力。從社會學角度，Incel文化和網路結構可視為一種「仿真世界」（hyperreality）的產物。法國哲學家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在其1981年出版的《擬像與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中論述，當代社會已進入「超真實」時代。媒體影像、符號和社交網路製造的資訊超越了現實本身，使人無法辨別真實與虛擬。
Jamie所在的虛擬社群正是這種超真實的投射。在網路上，集體凝視、厭女宣洩和自我認同交織成一個看似「現實」的世界，但這與真實生活的社交規範已經出現裂縫。他在網絡中得到認同感，但同時被仇視女性的敘事所扭曲。前述英國政府研究報告也指出，受訪的incel多數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並認同帶有仇外色彩的世界觀。這恰與布希亞所言的「媒體與現實之間界限被消融」的現象相呼應。
劇中雖未直接展示Jamie在論壇上的具體活動，但透過他與心理師Briony的對話，我們清楚看到他已內化了這些網路社群的扭曲觀念。他相信自己「太醜」而永遠得不到女性喜愛，相信「80/20法則」，相信在女性「脆弱」時追求她們是合理策略。這些都是incel社群典型的思維模式。此劇也隱含一個警示，當青少年在數位網路中尋找認同時，他們可能陷入一個反芻仇恨和自我中心的迴圈，逐步將個人挫敗外化為對他人的暴力。
在社會結構層面，Incel現象也與傳統父權及男性角色期望的矛盾相關。前述英國政府研究顯示，受訪的incel大多數是白人年輕男性，98%的人沒有子女，多數居住在中下階層家庭，許多人仍與家人同住。這個「與家人同住」的現象值得深思。它既反映出經濟壓力（年輕人難以獨立生活），也映射出他們在進入成年角色上的困境。他們既未經歷過父親角色的責任，也缺乏真正獨立生活的經驗，這使他們對自身男性角色的定位感到迷茫。
對比之下，劇中另一位重要角色，負責調查案件的刑警Bascombe，他本身也是一位父親。他的兒子Adam與Jamie就讀同一所學校，幫助父親理解校園中的社交媒體欺凌文化。Bascombe在辦案過程中，不僅要面對職業責任，也要處理身為父親的焦慮。如果是自己的兒子陷入這種情況該怎麼辦？這種父職角色的雙重壓力，體現了現代社會中男性角色定位的複雜性。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其1992年出版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中指出，在風險社會中，個人角色的模糊和不確定性增加，傳統社會期待與現實處境之間的張力加劇。父職焦慮反映出現代家庭與社會對男性角色的期待，已經變得難以調和。他們既要成為經濟支柱，又要成為情感支持者；既要展現傳統陽剛特質，又要具備敏感細膩的溝通能力。這種結構性矛盾使得男性（無論是父親或青春期兒子）都處於壓力之下，而Incel若在家庭與社會支持中找不到正向肯定，就更容易被網絡上的誤導與仇恨言論吸引。
臨床心理評估場景的觀看倫理與專業分析
劇集第三集堪稱臨床心理學的教科書級呈現。在這一整集中，心理師Briony Ariston與Jamie進行了深入的心理評估對話。這場評估不僅是劇情的核心，更展現了專業心理評估的複雜性與倫理考量。
在評估室裡，Briony細膩地探索Jamie的內心世界。她詢問他對男性氣質的理解、他與父親的關係、他如何看待女性。Jamie的回應揭示了他深受網路manosphere文化影響的思維模式。他提到80/20法則，認為80%的女性只會被20%的男性吸引，而他永遠不在那20%之中。他解釋自己為何在Katie的裸照外流後向她示好，因為他認為這時她脆弱，會更容易接受他的追求。這種扭曲的邏輯背後，是對女性的根本性物化。
心理學者Stanton Samenow在研究青少年暴力犯罪者時指出，許多施暴者會表現出外在情感，卻缺乏真正的同理心。在與Briony的對話中，Jamie時而流淚、時而憤怒，他似乎為自己的處境感到委屈，卻對Katie的死亡缺乏真正的懊悔。Samenow發現，這類犯罪者的情感如同開關一樣，可以對動物或某些情境表現悲憫，卻對人類受害者毫無悔恨。當Briony試圖讓Jamie設身處地為Katie著想時，他的反應是防衛性的憤怒，而非真正的反省。
更值得注意的是，性別動力在這場評估中的微妙作用。Briony是位年輕女性，而Jamie在對話中不時流露出對她的興趣，甚至有輕微調情的意味。這本身就是一種對專業界限的試探，也反映出Jamie對女性角色的認知扭曲。Briony必須在保持專業距離的同時，又要建立足夠的信任讓Jamie敞開心扉。她的處理方式展現了高超的專業技巧，既不完全拒絕Jamie的示好（以免他封閉自己），也不給予任何鼓勵，而是巧妙地將對話引導回評估的核心問題。
對觀眾而言，這些情節把我們帶入了原本應受保密保護的治療空間，使我們在旁聽其對話。此時，觀影者的倫理處境頗為微妙。一方面，了解內心真相對劇情發展至關重要；另一方面，作為第三者悄悄目睹個人脆弱，像是對角色隱私的侵入。臨床倫理強調諮商過程的保密性，治療師不應讓未經同意的人旁觀病患談話。
雖然《混沌少年時》中的治療場景是藝術創作，但仍引人省思。我們是否「正當」以旁觀者身份接觸到這些私密對話？就像醫護人員在道德上應尊重病患隱私一樣，影像作品邀請觀眾進入諮詢室時，也應喚起觀眾對「觀看他人心靈」的自我約束意識。觀眾在觀看心理治療場景時，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倫理見證者或默許者，這需要以批判的眼光自省。也就是說，雖然劇情為了真相揭示需要這樣的場面，觀眾也應承認這是一種戲劇性安排，而非真正的心理評估紀錄片，保持對角色的同情而非評判。
法律制度與青少年刑事程序中的結構壓力
從法律角度來看，劇中呈現的青少年刑事審訊也引發結構性問題。在英國，刑事責任年齡僅為10歲。而且1998年起對10至13歲兒童的「無辜推定」（doli incapax）已被廢除，意味著13歲的Jamie已經被視為「能識是非的犯罪者」。
當警察來到Miller家逮捕Jamie時，這個13歲的少年立刻被捲入成人刑事司法體系。政策研究指出，這一相對偏低的年齡引發爭議。許多專家和兒童事務官員都認為10歲過低，不符合兒童發育成熟度。而本劇的設定，13歲即被警察拘捕審訊，突顯了這種制度的嚴苛。英國下議院研究報告提醒，青少年通常還未達到成年人的大腦成熟度；將孩子過早引入刑事司法，不但忽視了他們的心理發展需要，也可能造成二次傷害。
現實中，兒童法律工作者常強調，對待此類案情應更多採取福利角度而非刑罰角度。劇中Jamie在警察與家人之間被拉扯，不僅飽受情感摧殘，還得面臨制度壓力。法律機器缺乏彈性，而Jamie的父親Eddie只是普通的水管工，面對龐大的法律機器與媒體壓力，他的無力感更加深刻。第四集中，Eddie的貨車被人破壞塗鴉，這象徵著整個家庭在社區中被污名化。這樣的情節，呈現了司法體系如何在不自覺中對青少年施加結構性暴力，缺乏年齡感知的制度，加上對犯罪僵化而缺乏全面考量的執行方式，使得這個孩子在雙重困境中受苦，而他的家人也成為二級受害者。
從倫理觀看到介入的可能
作為一部引發兩極討論的熱播劇，《混沌少年時》的價值不僅在於其震撼的劇情，更在於它迫使觀眾面對一個倫理難題：我們該如何「觀看」這場悲劇？
媒體（創作者與平台）與觀眾共同承擔著道德責任。媒體的使命是提供反思的鏡像，而非加劇偏見；而觀眾的責任，則是拒絕將其純粹當作驚悚娛樂或短暫的情感發洩，並主動覺察其中蘊含的批判意圖。
《混沌少年時》正是一面鏡子，它照出數位時代青少年的複雜困境，也照出觀者自身的道德不安。它透過沉浸式的鏡頭，將「觀看暴力」的行為與「結構性暴力」的現實緊密交織，迫使我們直視那些真實的受害者。不僅是Katie，也包括Jamie本人，乃至他背後失能的家庭與社會。
劇集提醒我們，在貼身目睹年輕人的痛苦時，我們究竟是選擇成為一個冷漠的旁觀者，還是能將這份震驚轉化為反思的契機？
學者William Brown的研究提醒我們，觀看螢幕暴力不應是冷眼旁觀，而是學習反思我們自己，也有可能成為施暴者或旁觀者，從而激發倫理自覺。若能如此，看似被動的觀看，便能成為積極應對暴力問題的前提。這種介入不必然是宏大的社會運動，它可以體現在社交媒體上對議題的討論，或是在現實中對身邊青少年情緒狀態的關注。
因此，《混沌少年時》的真正價值，在於它引導觀眾去檢視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不公與隱痛。它迫使我們進行必要的自我質詢：反思我們在生活中是否也曾無視他人的需要、我們的孩子在學校與網路上究竟經歷了什麼，以及我們的社會是否在不知不覺中縱容了某些群體的傷害。透過這種自我質詢，觀看本身，便成為了介入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