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黑市到制度：伊朗如何「去仲介化」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的腎臟移植需求都遠遠超過供給。如臺灣，截至2025年10月，仍有8831人在等待腎臟移植。因為腎臟有兩個，捐了一個也不會死翹翹，所以腎臟可以透過活體捐贈取得。也因此，對於苦等不到腎臟的患者，可能會想盡辦法要取得適合的腎臟。畢竟，就像《琅琊榜》裡面夏江說的：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圖片取自《琅琊榜》電視劇。
WHO以及許多國家，都禁止以金錢作為器官捐贈的交換條件，強調「利他主義」——器官捐贈只能出於愛心，而非利益。這個原則在道德層面上無可挑剔，卻在實際上導致了另一個現象：黑市。
在印度、巴基斯坦與中國等地，都存在著仲介從貧民手中購買腎臟、再高價賣給富裕病患的地下市場。這種制度下，病人受騙、捐贈者受害、醫師失去民眾的信任、政府失去監管，最終「利他」變成了「剝削」與「迫害」。
在 1988 年，伊朗政府做出了一個極具爭議、但也獨具成效的決定——讓政府取代仲介。
他們決定由政府設立制度，允許非親屬之間的「有償活體捐腎」。這個制度由國家出資提供獎金與一年的健康保險，並嚴格禁止中間商抽成。捐贈者與病人之間的配對，由「腎臟透析與移植病友協會」（DATPA）負責安排。
結果就是：到 1999 年，伊朗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腎臟移植等待名單的國家。
這場「倫理實驗」挑戰了全球對器官買賣的禁忌，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有償捐贈」是否必然不道德？
等待名單消失的代價
根據 Ghods 與 Savaj（2006）的統計，從1988 到 2005 年間，伊朗共完成超過 1.9 萬例腎移植，其中七成八來自有償的非親屬捐贈者。平均每位捐贈者可獲政府約 1,200 美元獎金與一份一年期的健康保險，貧困病人則由慈善組織代付額外費用。
從表面看，這個制度的公平性比黑市高得多。所有移植都在公立醫院進行，禁止外國人購買腎臟，政府負擔醫療費用並監管倫理流程。甚至連貧窮患者也能透過慈善機構獲得移植機會，避免了「只有有錢人能活」的現象。
然而，深入觀察仍可見矛盾：
首先，多數捐贈者仍來自低收入群體（約 84%），而受贈者雖有一半也是窮人，但整體仍反映社會貧富不均。
其次，政府獎金金額偏低，許多捐贈者事後仍陷入經濟困境，甚至感到被社會遺忘。
另外是，受贈者常會提供高於政府獎金的金額作為感謝（或誘因），這也使得捐贈者90% 為男性（“around 90% of the living unrelated donors are men, mostly 21–37 years old”），且年齡集中在 21–37 歲，正是經濟壓力最重的族群。
因此，雖然制度避免了「黑市剝削」，卻可能變成「合法的剝削窮人」。
換句話說，雖然伊朗說他們消除了等待名單，卻沒有消除因為貧困所帶來的剝削。
當器官成為經濟補償的一部分，即使制度再完善，也難逃「以身體換生計」的道德困境。
倫理實驗的界限：制度、平等與人性
不過，伊朗模式的成功，還是讓世界不得不承認一個殘酷事實：光靠著利他主義並不足以支撐全球的器官需求。
如果「不收錢」導致更多人死亡，而「適度補償」能拯救生命，我們該如何取捨？
支持者認為，伊朗做的是「去市場化」而非「市場化」——政府取代黑市，讓器官流通變得透明、安全且可控。這是一種以國家責任取代私利仲介的做法。而且，政府明訂外國人不可以來伊朗「採購」，所以「移植旅遊」也就消滅了。
批評者則指出，任何形式的金錢補償都會模糊「捐贈」與「販賣」的界線，讓人身價值被量化，削弱社會對生命不可商品化的信念。事實上，由於政府獎金金額有限，捐贈者常仍需靠受贈者提供「禮金」，形成半商業化。其次，補償金只有一筆，缺乏長期保障，部分捐腎者事後仍陷貧困；另外是，在當時尚缺乏全國性捐贈者追蹤登錄，無法掌握捐腎者長期健康狀況。
伊朗制度確實展現了解決器官短缺的有效率手段，但也像一面鏡子，映出人類社會的矛盾。
伊朗的「有償捐腎制度」可說是一場國家層級的倫理實驗。
它的意義不在於鼓勵其他國家照做，而在於提醒我們：
當制度以「效率」取代「純粹的道德信念」時，該如何重新定義公平與尊嚴？
在未來的醫療政策中，也許我們該問的不是「是否該付錢」，而是——
「誰該付？怎麼付？要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同時，能兼顧人性尊嚴、避免物化人類？」
參考文獻：
Ghods, A. J., & Savaj, S. (2006). Iranian Model of Paid and Regulated Living-Unrelated Kidney Donation. Clinic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phrology, 1(6), 1136–1145. doi:10.2215/CJN.00700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