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理解「被統治」真正帶來的改變，就必須從權力如何運作談起。對面常被形容為擁有完整而細密的4~5級行政層級：國家、省（或直轄市）、市、縣、鄉鎮，再往下甚至延伸到村委會、村長、支書。表面上看，這是一套層級分明、分工清楚的政府體系，但實際運作中，真正主導權力的，並不只是這張行政結構圖，而是另一套平行存在的權力系統——黨的體系。
簡單說，那是一個「兩套班子」的制度設計：一套是政府體系，負責行政、執行、管理事務；另一套是黨的體系，負責人事、方向、忠誠與監督。政府管事，黨管人；政府做事，黨做決定。這並非陰謀論，而是制度本身的設計邏輯。在這樣的架構下，所有層級的政府機關，必然同時對應一個黨的領導核心。
問題自然就來了：誰比較大？是市長比較大，還是市委書記比較大？答案其實非常清楚——是書記。無論是在市、縣、鄉鎮，甚至到基層單位，只要存在「黨委書記」與「行政首長」並行，實際上的最高權力者，永遠是書記。因為書記掌握了人事權、考核權與政治方向，而市長只是被授權執行政策的人。這種權力配置，決定了整個體制的運作方式是由上而下，而非由民意向上回饋。政策不是從地方需求出發，而是從上級意志往下貫徹；幹部的升遷，不是看治理成果，而是看是否「政治可靠」。當行政權受制於黨權，政府首長的角色，就不再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是組織命令的執行者。
更關鍵的是，這種結構讓責任變得模糊。政策成功，功勞歸於領導；政策失敗，責任可以層層下放。因為真正的決策並不在公開的行政體系中，而是在內部的黨內會議裡完成。人民看得見市長，卻監督不到書記；看得見政策結果，卻追不到決策源頭。權力因此變得巨大，卻難以被問責。
對台灣而言，這種制度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於，它徹底顛覆了我們對「治理」的理解。在台灣，無論中央或地方，權力至少在形式與制度上，必須向選民負責；市長權力來自選票，也必須接受議會與媒體監督。但在以黨領政的體制中，真正的權力並不需要民意授權，只需要上級認可。
被統治後的世界，權力不再橫向制衡，而是垂直服從；不再來自人民，而是來自組織。從中央到地方，每一層都向上負責，而非向下回應。這正是台灣社會最深層的恐懼之一——當權力只往上看，人民便只能被管理，而不再被代表。
所以，問題從來不只是「誰當市長」，而是「誰真正說了算」。而在一黨專治、以黨領政的體制下，答案早已寫好，也不容質疑。這是對面使用了幾十年的制度，不會因你而改變。因為這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事。
當你不是黨員，權力就與你無關
若將這套「一黨專治、以黨領政」的權力結構，直接套回台灣情境，衝擊其實會來得又快又狠。因為一個最根本、卻常被忽略的事實是：台灣社會，沒有人是那個黨的黨員。在這樣的制度裡，沒有黨籍，就等於沒有制度內的政治身分；沒有身分，就不可能自然擁有權力。權力不屬於你，它只會在「被給予」的情況下，暫時借用給你。
這也意味著，被統治後第一個受到直接打擊的，並不是一般人民，而是所有台灣原本的政治人物。無論你過去是總統、市長、立委、議員，只要你不是黨員，在新的體系中，你都不具備任何制度保障的正當性。你的民意基礎不再重要，選票不再構成權力來源，過去的政治經驗甚至可能成為風險。是否被留用、是否能繼續參與公共事務，完全取決於對方是否「願意給你一個位置」。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角色會被全面重置。原本透過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的政治人物，會被轉化為「受任者」、「被管理者」，甚至只是象徵性的存在。真正的決策權，牢牢掌握在黨的體系之中，而非在任何民選機構。這不只是權力轉移，而是權力資格的更換——誰有資格碰觸權力，標準已不再是人民，而是組織。
更深層的影響在於，這會迅速瓦解整個政治菁英結構。當所有人都清楚知道，升遷與存續不再來自民意，而是來自「被信任程度」，政治人物的行為邏輯必然改變。討好選民不如討好上級，回應民意不如揣摩風向。久而久之，政治不再是一種公共責任，而是一種向權力靠攏的競賽。
這正是台灣社會必須正視的現實：在以黨領政的體制裡，你不是黨員，就不是權力的主體。而當一整個社會，從人民到政治人物，都被排除在權力來源之外，所謂的自治、民主與代表性，便不再只是被削弱，而是徹底失去制度存在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