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被統治」，真正核心的問題其實不只是主權的轉移，而是權力如何被重新分配。很多人誤以為，只要日子照過、工作還在、經濟沒有立刻崩潰，統治與否似乎影響不大。但歷史與現實都清楚告訴我們：制度一旦改變，權力的流向必然徹底重寫，而這種重分配，從來不是平均的，而是高度集中、選擇性的。
在「一黨專治、以黨領政」的體制下，權力的來源不再來自人民授權，而是來自黨內階層。這意味著，原本屬於公民的政治權利，會被整體收回，由黨組織重新分配。選舉不再是權力正當性的來源，而只是形式；制度的核心不在於民意，而在於忠誠。誰靠近黨、誰被信任、誰能表態，才是權力分配的關鍵條件。
第一個被重分配的，是政治權力。在民主制度下，政治權力分散在多個層級，透過選舉、監督與制衡流動；但在一黨專治的結構中，權力會迅速向上集中。地方自治被削弱，民意代表的角色被邊緣化，政策制定不再需要回應社會，而只需符合黨的方向。政治人物的升遷不取決於選民，而取決於是否「政治正確」。久而久之，政治不再是公共事務，而成為內部管理。接著被重新分配的，是經濟資源。很多人以為，統治改變不一定影響經濟，甚至期待「大市場」與「資源挹注」。但在以黨領政的體制中，經濟從來不是中立的。大型建設、關鍵產業、金融資源，會優先流向政治上可靠的群體。企業成功與否，不再只取決於市場競爭，而取決於是否站對位置。中小企業、自由創業者，若缺乏政治背景，生存空間將被壓縮。經濟看似發展，實際上卻形成新的權貴結構。
第三個層面，是社會話語權的重分配。媒體、學術、文化與教育，會被納入治理體系的一環。不是每一句話都被禁止，而是哪些話能被放大、哪些聲音被消音，逐漸形成單一敘事。媒體不再是監督者，而是「穩定器」；學校不再培養批判能力，而是灌輸正確方向。話語權從社會手中，被集中到制度指定的窗口，人民逐漸失去定義現實的能力。
更深層的改變，發生在個人層級。在民主制度下，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是權利與義務的對等關係；但在一黨專治體制中，個人首先是被管理的對象。權力重分配的結果，是順從者獲得便利，質疑者承擔風險。這種差別待遇，會慢慢塑造人們的行為選擇，讓自我審查成為一種理性策略。最終，不需要高壓手段，社會就會自行「配合」。
有人會問，是否真的如此悲觀？答案是，這不是假設，而是制度邏輯的必然結果。一黨專治之所以能運作，正是因為它必須掌握並分配權力，才能維持統治穩定。而在這樣的結構下，權力永遠不可能回到人民手中，因為那將動搖整個體制的正當性。
台灣真正害怕的，從來不是被「管理」，而是被排除在權力之外。當人民不再是權力的來源，而只是結果的承受者，社會將失去修正錯誤的能力。政策錯誤無法被糾正，不公無法被追究，因為權力的分配早已完成，且不容挑戰。
被統治後的世界，最大的改變，不是誰上台，而是誰有資格決定未來。當權力完成重分配，民主不會以崩塌的方式消失，而是以「不再需要你」的形式，靜靜退場。這，正是台灣社會最應正視、也最難承受的後果。
在「一黨專治、以黨領政」的體制下，權力重分配最直觀、也最殘酷的結果之一，就是人本身被制度性地分成不同階層。這種分級不是寫在法律條文裡，卻深深刻在現實運作之中：黨員與非黨員，成為一條無形卻實際存在的界線。它決定了你能接觸到多少資源、擁有多少機會，以及在關鍵時刻是否被信任。
黨員，尤其是「可靠的黨員」，不只是政治身分，更是一種通行證。他們在升遷、任用、審核、資源分配上，享有結構性的優勢；而非黨員，即便能力出眾，也往往只能停留在可被使用、卻不可被決策的位置。制度不需要明說歧視，只要在關鍵節點設下「政治審查」，階層便自然成形。久而久之，忠誠被高於專業，表態勝過能力。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這種階層並非個人選擇的結果，而是制度設計的必然產物。當政治身分成為取得機會的前提，社會便會被迫朝向「政治依附」發展。人們加入組織，不是因為理念，而是因為生存；不是為了公共利益，而是為了避免被排除。這使得社會表面看似穩定，實則充滿壓抑與虛假共識。
最終，這樣的階層化會侵蝕社會的基本信任。人不再以公民身分彼此相待，而是先辨認「你站在哪一邊」。在這種結構中，平等不再是一項權利，而是一種特權；而自由，也只存在於被允許的範圍之內。這不是單一群體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被重新編碼後，所必須承受的長期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