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濛》劇照
前陣子《大濛》在PTT電影版，因政治立場衝突，底下貼文的論戰不斷，導致PTT祭出禁言令，然而此舉又再引發PTT做法是否適當的論戰。
我很少看PTT，但台灣社會每逢出現歷史相關的影劇作品，都不免引起立場不同民眾的敏感神經。從政治光譜上去評價一部作品，對於本身的優缺點必然是失焦的，遑論其中不乏有未看先評的情況。支持的人不論質量一面倒的支持，反對的人則看到題材就開槍，任何獎項的肯定，也一律以政治立場解讀，抹煞一切創作者的努力。
這種現象，或說「人類世」以來日益猖狂的本位主義，不僅出現在政治觀點上，宗教、性別、貧富、年齡，亦是如此。但凡「他者」，都好似是無法跨越的溝壑，花費心思抵達對岸多耗神，索性就轉身，指尖敲幾句揣想，幾字嘲諷，就算走過一遭。或者不聽不看，回到舒適圈關起門來，彷彿動物園以一道柵欄、一面玻璃，兩相區隔。把他者看成一台戲，也就顯得自己高尚。懶惰的治理與「政治潔癖」
PTT的禁言處理，更接近「不聽不看」的後者。為了維護版面秩序，讓大家躲回各自的舒適圈，假裝外面的世界一切安好。管理者面對失控的討論氛圍，不選擇去精細處理違規的謾罵者（處理「人」），而是選擇直接切斷議題的源頭（處理「事」）。這就像是因為有人在廣場上吵架，警察不抓吵架的人，反而封鎖了廣場，禁止所有人進入。
更深層的問題在任何領域都氾濫的「潔癖」。如論及體育，常有一種聲音認為「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論及電影，則「電影歸電影，政治歸政治」。然而，這種觀點並未意識到政治本就是眾人之事，它不只是立法院裡的全武行，不只是幾年一次搖旗吶喊的選戰，它在方方面面滲入我們的生活，影響一代又一代人的選擇、情感、價值、道德判斷。沒有什麼能完全除去其影響，宗教亦如此，能追求的僅是「政教分立」，無所謂「分離」。電影作為第八藝術，亦無法脫離社會脈絡，《大濛》作為白色恐怖背景的電影，試圖將政治從電影討論中剝離，無異於閹割電影本身的文化重量，將其矮化為單純的聲光娛樂。
在這波討論中，支持封殺的論點常是「看得很煩」、「都是公關公司在洗」。這反映了當代資訊疲勞下，人們對於公共議題的耐受度極低，只要一件事牽涉到意識形態的對立，許多人的第一反應不是釐清真相或理性辯論，而是希望它「消失」。需要警惕的是，這種對衝突的極度迴避，容易滋養出一種新型態的威權：只要我認定你是「政治文」，我就有理由讓你噤聲。本質同樣是對多元言論的排斥。
PTT電影版的這起風波，不是單一事件，它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那段歷史的消化不良。我們還沒有學會如何成熟地談論過去，以至一談到歷史，就會觸發政治神經的反射性抽搐。它同時也提醒我們，言論自由並非理所當然，它極其脆弱，甚至可能毀於我們對混亂的恐懼之中。真正的和解，不是讓所有人閉嘴，而是在吵雜與混亂中，依然容許異議的存在。
歷史原不是一言堂，它充滿不同角度、不同立場的解讀，甚至時過境遷，觀點和評價都可能改變。如果不認可這種切入的角度，酸言無益，該做的是用作品說話，你拍左，我可以拍右，只要質量夠好，不用擔心沒有票房。一味的情緒性謾罵，或因恐懼爭執就拒絕討論，兩種拒「他者」於千里之外，都無法讓社會走出歷史的「大濛」。
《大濛》究竟好不好看
歸根結柢，《大濛》究竟是怎麼樣的作品？陳玉勳導演近年大放異彩的兩部電影，《消失的情人節》和《大濛》，分別獲得了第五十七屆、第六十二屆金馬獎最佳劇情長片。電影本身質量都有一定水準，是屬於買票進場絕對不虧的那種，影院沒追到，平台也絕對值得一看。但相較於其他年份的金馬最佳劇情片，這個頭銜對《消失的情人節》和《大濛》來說，仍稍嫌沉重了些。
除了一些邏輯硬傷，陳導擅長營造喜劇的氛圍，在《消失的情人節》這種調性輕鬆的小品尚能一以貫之，但面對白色恐怖題材的《大濛》，如何將喜劇與悲劇適當轉換和相融，小人物之於大時代，如何在保有生活靈動的同時，不訴諸言語、淚水仍能讓人感受到潛流的湧動，甚至自己都不曾察覺，內心就這樣一點一滴被世界變了形狀。人之於時代，之所以卑微如螻蟻，更多是因為那些流不出淚的，不曾止步於某人某事的。如《一一》的小明、小四，最終都變成他們不喜歡的樣子，而旁觀的我們，對於這些「犯了錯」的角色，縱使愛不了，卻也恨不了。那樣的悲並非生理性的，也無須親身經歷，就有極大的衝擊力。
從這個角度看，《大濛》的表達還是比較單薄。幾條支線劇情，如姊姊跟養父子的情感、和有婦之夫的戀情、阿月和飛賊高金鐘、特務和受害家屬的關係、特務頭子和小弟的恩怨，都是蜻蜓點水，沒有脈絡沒有交代，和主線之間也沒有足夠的連結，彷彿各自獨立的故事，打醬油似的想給劇情添色，實則零散，捨去哪一個對主要劇情都沒有影響。
動人的情節還是有，比如預告有出現的那一段，柯煒林飾演的趙公道和方郁婷飾演的阿月，兩人一邊啃著僅有的吃食，一邊說著自己名字的來由。短短幾句談笑之間，除了重男輕女的性別偏見，也映照著世道成了最深的諷刺。那不曾有過鏡頭的父親，透過兒子的演繹，彷彿躍現螢幕前，仰天一笑終於生子的得償所願，但轉瞬，公道的一口黃牙，流離異鄉、食不果腹的處境，又成了一塊大石，硬生生把父親的「如願」，砸出一個大窟窿。戰爭莫名讓老父失去獨子，此生都不復相見，若是過得好也罷了，但兒子日日的憂心卻是不知哪一日自己也會如同袍莫名消失，且不知哪一日能夠真正過上安穩日子，不再擔心特務，不再有無端的刁難。
「公道」，在那個時代，究竟是一種人權？還是特權？老天爺的公道究竟給了誰？
幾位演員的表演也是動人的，特別是男主角，本身的粵語底子，讓他在劇中的廣東國語，講起來比較自然。其他演員的口音，實話說都稍微彆扭了些。一個現象是，年輕的台灣電影只要有「外省」角色，開口就是「山東國語」，但外省人其實來自四面八方，口音各異，兩蔣就並非山東人。何況那刻意模仿的腔實在也走了調，無論是陳以文的外省國語，還是方郁婷刻意把「我」講成「偶」，「阿月」講成「阿夜」的台灣國語。演員固然賣力，但設定的刻板，好似先天體質不良，都難免成為扣分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