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餘年前，我尚未投入高強度的寫作狀態，心境和時間還算寬裕，還能與同道的文友深入文學的森林，包括日語文學翻譯方面的艱難與挑戰。不過，這些美好的記事，隨著時間的推移全消失了。約莫兩年前，我留存了與三國大介和惟喆文學通訊，也僅只單薄的兩三封而已。或許正因於這種心理需求，我讀到作家之間的文學書簡時，心裡總泛著溫暖與親切感。昨日夜裡很冷，戶外溫度攝氏12度，我讀著埴谷雄高與高橋和巳這兩位文學作家的往返書簡，竟然自行驅散了不少寒意。
在此，我援引一下埴谷雄高致高橋和巳的書簡：
日前，聽聞您心臟不適，便一直掛念著狀況如何。近來恢復得如何了？我們這群人天生背負著矛盾的宿命——若不承擔起遠超自身負荷的重任便提不起工作勁，終究難逃身敗名裂的結局。但對您而言，這一切來得太早了。懇請您務必領悟那套木遁之術（注：木楯の術是日語中一個術語，通常指使用木製盾牌進行防禦的技巧或戰術。）：在與我們對峙的空白稿紙間隙中，悄然推進創作的技藝。否則我們恐怕剛剛落筆寫下，便如某種衰滅之星，在自身熾熱中便已潰散了。
此刻致函於您，實因於我在隨筆〈私論戰後文學〉中提及：若不究明戰爭時期「死亡哲學」之本質，我喉間如鉛塊般堵塞，難以吐露正論。同時，我亦想向您——這位已著手創作中篇小說《散華》（注：為國捐軀）並開始深入探究該課題的人——陳述個人見解。若可能的話，我試圖從不同角度為您提出的關鍵問題投射些許光芒。
起初，我認為這類書信應以所謂戰中派世代與您之間的往來書簡形式呈現，如此連那些近乎皮膚感知的瑣碎問題也能被深刻挖掘。但在編輯闡述我這世代與您書信往來的意義後，我重新思量認為此舉亦非毫無意義，遂提筆寫下這封信。我最初認為我這世代不適合作為往來書信的對象，純粹是因為我們對戰爭的意識差異，以及構成這種差異的經驗基礎，恐怕都相去甚遠。吉本隆明先生將我們這批被稱為「第一次戰後派」的世代定義為旁觀者，從宏觀角度來看確實正確。
對青年時期的我們而言，與你們的「死亡哲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敵人究竟為何物」這般客觀認知層面的迫切課題。誠然，相較於迫使你們面對的主觀性「死亡哲學」，我們所亟急需解決的「敵我關係」全景圖，的確是從客觀視角出發的。然而，正如您所知，我們在隨後時代所抵達的最確切的認知，在戰時膨脹的龐大產業結構與國家動員機制所呈現的鮮明敵對狀態之下，自身群體解體的過程卻如反比般陷入晦暗不明的陰翳裡。而我們在這片陰翳中痛苦覺察到的，無非是選擇閉塞孤立之路——頑強拒絕順應時代洪流而動的內在敵意。這種向孤立化深淵的自我封閉，恰如您所面臨的「死亡哲學」——當它從主觀出發驅使您走向客觀行動時，我們卻從客觀認知與行動出發，將自身引向微小主體內的無為狀態。
據說，我們這一代人最突出的特徵在於觀念性。這同樣是精準的定義。因為在自我封閉的孤立化中，支撐著我們的唯一支柱，除了超越當下的觀念性廣度——那冷酷凝視著自身短暫毀滅與敵人漫長毀滅的視野——別無他物。您可曾讀過維克多．法蘭克的《夜與霧》（中譯本：《活出意義來》）？在集中營中，那雙冷冽凝視著日漸無機化、荒廢的我們之精神與肉體，以及將我們置於這般軌道上的龐大結構的眼睛，終究仍是我們自己的眼睛。換言之，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戰時無異於一座巨大的集中營，而我們在其中自我封閉的沉重觀念性見解，可稱之為「集中營哲學」。
然而，這般自我封閉的困境，問題在於它並非僅存於戰時。年輕友人時常問我為何不去蘇聯或中國。但當我仍在那些統治結構中看見「敵人」時，豈有前往之理？我所能做的，不過是在自我封閉的狀態下，於對面的空白稿紙上，設法勾勒出敵人遲來的滅亡藍圖罷了。戰時與當下的差異，不過在於戰時僅有黯淡顱腔中的觀念，如今則多了張白紙稿紙而已。
若在這種旁觀性、觀念性之外，再添上已然氣質化的「厭惡領導者」特質，我認為便大致勾勒出我們這代自閉世代的特徵了。恐怕在任何變革集會中，最罕見身影的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無論是出於積極厭惡或消極羞怯，在旁人眼中我們都顯得不可思議——既不願在機場迎接他人，也不願他人來迎接我們。我們的自閉症狀輕易便會演變成某種偏執。
那麼，這樣一個自閉的世代，與被「死亡與哲學」驅動的你們這一代，究竟該如何交會呢？
您可曾看過波蘭電影《灰與鑽石》？影片中，有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在暗夜中綻放的蒼白煙火背景下，（共產）黨的領導者與青年主角相擁而亡了。多數觀眾或許感受到青年射出的子彈之銳利，但當時我卻體會到子彈的沉重。我們在特定情境中的旁觀性、觀念性與厭惡領導者之態，在此宛如歷史的孿生子，轉化為他們在另一情境中的參與性、具體性與崇尚領導者之姿——他們終將在自己構築的官僚主義中喪命。如此說來，在陰暗顱腔中僅培育觀念、別無他物可傳承的我們，豈能免於被後世所殺？我在此為求簡化而採用世代論式的論述，但若從世代間的關係來看，被後世所殺或許正昭示著某種本質性的連結。
那麼，此刻我們將觸及殺戮前一代人的青年群體內涵。當您試圖探究〈散華〉精神與「死亡哲學」時，是否察覺到前述《灰與鑽石》主角青年與您所論述的主人公之間，存在著某種歷史孿生體般的對照？其特徵如下：在《灰與鑽石》的主角身上，我們注意到的是：先發生殺害「敵人」的行為，隨後才經歷自身被殺的轉變。相較之下，戰時「死亡哲學」所教導的，純粹是對自身死亡的意義性認同，某種隱含的美化，同時也昭示了另一層事實：該哲學幾乎毫無餘裕容納殺敵行為所伴隨的苦惱與省思——這本應是「死亡哲學」的另一面向。因此，戰時「死亡哲學」堪稱最適用於特攻隊這種特殊作戰形態的理論。換言之，這更是一套企圖將特攻隊這微小局部擴展至全民，以實現一億人總體戰死亡的理論。
誠如您所知，二十世紀是開始反思整體戰爭而非局部戰鬥的世紀，自其開始便苦惱於尋求「敵我認知」與「殺敵行為」的終極解決之道。若回顧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等若干作品，便能理解本世紀所承擔的苦惱之廣度。在這股整體思潮中，戰時追求對自身死亡產生意義性認同的「死亡哲學」固然佔據一席之地，但我們永遠不該忘記它終究只是整體中的局部。舉例而言，它所催生的某種效果可謂是覺悟，但反過來說，生命本身早已內含覺悟，並非戰時才被要求具備的特質。這意味著儘管形式上看似如此，戰時「死亡哲學」其實從未與存在論的追問產生實質交集。
我在此信中特意嘗試以世代論的視角展開論述，特別強調了超乎預期的世代斷裂與世代內差異。箇中緣由無非是欲闡明：倘若未能將諸般對立、矛盾之物——縱使極端化亦然——盡數納入視野，朝向更宏觀的整體考察推進，您所鑽研的本質性工作，往往恐將淪為片面論述。
儘管我提出諸多不必要的提醒，我仍由衷期盼您這直面嚴峻課題、堅持擔負到底的作為，能為跨越當代的進程邁出堅實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