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喬治坐在老公寓的窗邊，窗外是台北冬夜的細雨，霧氣把街燈暈成一團昏黃。他今年六十八歲，頭髮已經全白，卻還硬挺挺地梳得整齊，像不肯低頭的舊時代男人。他手裡握著一杯冷掉的茶，目光落在牆角那疊泛黃的相簿上，卻遲遲沒翻開。
「一般交集的人，死了沒人在意。」
這句話像一根刺，這些年越扎越深。
第一次有這種感覺，是國中導師過世的時候。那位導師姓林，教國文的，嗓門大，板起臉來很兇，卻總在下課後把成績單遞給彼得時，輕聲說一句：「你字寫得很好，以後多練。」彼得記得那句話記了半輩子。林老師退休後就搬回南部老家，偶爾寄張賀年卡，字跡依舊工整。後來賀年卡停了，彼得也沒追問。
直到某天在報紙角落看到一則訃聞：林某某，享壽八十二歲，葬禮簡樸，擇日火化。彼得愣了半天，才想起那是他的老師。他趕去靈堂，卻只剩最後一場公祭。家屬寥寥幾人，學生只有他一個。靈堂冷得像冰庫，焚香的煙在空氣裡打轉，沒人說話。彼得鞠了躬，轉身離開時，心裡空了一塊，卻說不出是什麼。
後來，事業夥伴阿偉走了。
阿偉是彼得開貿易公司時最早的搭檔，兩人從二十幾歲就一起熬夜殺價、一起喝到天亮、一起被客戶放鴿子後互相罵髒話。那時候他們信誓旦旦要做到上市，結果做到五十歲，公司還是小規模，卻也夠養家。阿偉檢查出肺癌晚期時，彼得每天去醫院陪他抽菸——明明醫生禁止，阿偉還是偷偷在走廊點一根。彼得沒勸，只陪他抽完。
阿偉走得很快。告別式那天，彼得早早到了會場，穿了唯一一套黑西裝。結果整個靈堂，只有他和古托比兩個人。古托比是阿偉後來認識的牌友，兩人常一起打麻將。家屬說，阿偉的太太早離婚，兒子在國外不肯回來。靈堂裡播放著佛經，香燭燒得噼啪響，兩人站了半小時，不知該說什麼。最後還是古托比先開口：「走吧，吃個飯。」
彼得那天喝了很多酒，醉了才敢承認：原來阿偉這一輩子，最後只剩我們兩個送他。
再後來，是親人們一個接一個離開。
母親走時八十九歲，父親九十二歲，姊姊比他小兩歲，卻先一步中風辭世。每次告別式都熱鬧，親戚朋友擠滿靈堂，哭聲此起彼落。彼得站在家屬席，聽著人們輪流說「節哀順變」，心裡卻想：這些人裡，有幾個是真的記得我母親愛喝的那款鐵觀音？有幾個知道我姊姊年輕時最喜歡的那首鄧麗君的歌？
熱鬧過後，一切歸於寂靜。清明掃墓的人一年比一年少，墓碑上的字也慢慢被青苔蓋過。
彼得喬治這才明白，死亡真正的殘酷不在於離開，而在於被遺忘的速度。
今天公祭，明天忘記。
他看著手機通訊錄，裡頭還留著林老師、阿偉、已故親人的號碼，從來沒捨得刪。他忽然覺得，自己這輩子認識的人，最後好像都變成通訊錄裡一條帶著「已故」標記的姓名。
死之前，至少該留下一些紀錄吧。
他站起身，走到書桌前，拉開抽屜，拿出那台用了十幾年的數位相機。裡頭還有幾百張照片沒整理：年輕時和阿偉在工廠門口的合影、林老師退休餐會時的敬酒照、母親最後一次過生日時的蛋糕特寫……他一根根傳到電腦裡，一張張標註日期、人物、當時的心情。
他又打開空白的文件，開始寫。
寫林老師怎麼改他的作文，寫阿偉怎麼半夜打電話來說「這筆訂單成了，我們發財了」，寫母親如何在颱風夜堅持要煮一鍋薑湯，寫姊姊年輕時偷偷談戀愛被發現後的哭笑不得……
他寫得很慢，像在跟時間拔河。他知道這些字不會讓誰起死回生，也不會改變告別式只有兩個人的事實。但至少，當有一天他也走了，這些紀錄還在。
至少，有人翻開時，能知道曾經有個叫彼得喬治的人，活過、愛過、記得過。
窗外的雨停了，遠處傳來零星的車聲。彼得喬治存好檔案，關上電腦，輕輕嘆了口氣。
他終於懂了，
對抗遺忘的唯一方法，
就是先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