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畫家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的《阿什多德的瘟疫》（La Peste d'Asdod），雖然設定在古代近東城市阿什多德，但創作時正值義大利疫情高峰，普桑居於羅馬，這幅作品雖非直接描繪義大利街景，卻常被視為那場浩劫的視覺象徵。（公有領域）
如果你能穿越回1630年的威尼斯，你會發現這座被譽為「最尊貴共和國」的水都，變得令人極度陌生。
這裡曾是歐洲的音樂心臟，空氣中總是飄蕩著貢多拉船夫的船歌、劇院裡的咏嘆調，以及聖馬可大教堂那宏偉的複音合唱。但在這一年，所有的音樂都停了。
取而代之的，是運屍船劃破水面的寂靜回響，以及教堂無止盡的喪鐘。
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黑死病大瘟疫。這場瘟疫肆虐於義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區，並奪走了威尼斯三分之一的人口，也幾乎摧毀了蒙特威爾第（Claudio Monteverdi）的世界。然而，正是在這片廢墟之上，這位年過六旬的作曲家，完成了生命中最後、也是最深刻的蛻變。
在這一系列文章的最終章，我們要從人間的歌劇院走進神聖的祭壇，看看蒙特威爾第如何在一場浩劫之後，將人間的激情、恐懼與哀戚，轉化為獻給上帝的永恆聖樂。
1630年，義大利畫家梅爾奇奧爾·蓋爾迪尼（Melchiorre Gherardini）所作的繪畫，描繪了當時米蘭地區人們如何用拖車搬運因鼠疫而死的人的遺體。（公有領域）
摯友帶來的「死亡禮物」
1630 年，整個歐洲都陷入了「 30 年戰爭」與飢荒的陰影。但給威尼斯帶來致命一擊的，卻是一場令人心碎的歷史玩笑，威尼斯疫情的「零號病人」，竟然是蒙特威爾第一生的摯友——亞歷山德羅·斯特里吉奧（Alessandro Striggio Jr.）。
斯特里吉奧不但是蒙特威爾第在曼圖亞宮廷時期的親密友人，更是那部定義了現代歌劇《奧菲歐》的劇本作者。
當時，他作為曼圖亞公國的特使，風塵僕僕的來到威尼斯求援。但他沒能帶回援軍，卻無意間將致命的鼠疫桿菌帶進了這座水都。
1630 年 6 月，斯特里吉奧染疫身亡。這對蒙特威爾第而言，不僅是失去一位知己，更是象徵著他前半生世俗歌劇榮耀歲月的終結。
隨後，瘟疫與戰爭快速地帶走了一大批義大利的音樂菁英，包括：蒙特威爾第的親弟弟朱利奧·切薩雷（Giulio Cesare Monteverdi）、聖馬可大教堂的副樂長格蘭迪（Alessandro Grandi）、才華洋溢的聖馬可管樂手達里奧·卡斯特洛（Dario Castello），以及曼圖亞頂尖小提琴家薩拉蒙·羅西（Salomone Rossi）……全部都離開了人世。
還有史料指出，蒙特威爾第在曼圖亞時期創作的大量珍貴手稿，也在隨後的戰火洗劫中化為灰燼。
與「死神」同住一個屋簷下
在瘟疫最慘烈的期間，蒙特威爾第更是直接生活在恐懼的暴風眼之中。
當時，他的次子馬西米利亞諾（Massimiliano）是一名官方的「瘟疫醫生」。這意味著他每天必須照料病人，穿梭在堆滿屍體的街道，與死神搏鬥。
為了方便工作，馬西米利亞諾搬回了父親在聖馬可大教堂旁的住處。我們可以想像那個畫面：年邁的作曲家，每天在家中焦慮地等待，看著疲憊不堪的兒子歸來，帶回外頭地獄般的見聞。
然而，奇蹟發生了。蒙特威爾第與他的兩個兒子最終都幸免於難，這場「劫後餘生」的經歷，被認為是蒙特威爾第晚年轉向的關鍵。1632 年，65 歲的蒙特威爾第做出了重大決定：他正式晉鐸，成為一名天主教神父。
從此，他的音樂不再只是為了娛樂宮廷，而是為了榮耀上帝。
把「戰爭之聲」帶進教堂
瘟疫結束後，威尼斯需要一場心靈的重建。但蒙特威爾第發現，傳統聖樂那種平穩、和諧、空靈的「第一實踐」風格，已經不足以表達人們剛經歷過的恐懼與掙扎。
於是，他做了一件大膽的事：他將「戰爭之聲」帶進了教堂。
聽見上帝的怒火
於是，蒙特威爾第將他在《坦克雷迪與克羅琳達之戰》（Il combattimento di Tancredi e Clorinda）中發明的「激動風格」（Stile Concitato）搬上了神聖的祭壇。（想了解激動風格的發明過程，可參考上一篇系列文章）
根據當代的描述， 1631 年為慶祝瘟疫結束的感恩彌撒中，蒙特威爾第在《光榮頌》（Gloria）與《信經》（Credo）裡，使用了驚世駭俗的配器——「Trombe squarciate」，這並非教堂裡的常規樂器，而是一種帶有寬喇叭口、音色尖銳的軍用號角。
當這種刺耳的軍樂在肅穆的聖馬可大教堂響起時，那種震撼力是無與倫比的。它向倖存的威尼斯人宣告：我們剛剛打贏了一場對抗死亡的戰爭。
蒙特威爾第彷彿也在告訴人們，上帝不只有慈愛的一面，也有威嚴甚至令人戰慄的一面，要描繪這種全能的神性，唯有借用人類最激烈的「戰爭之聲」。
《道德與心靈之林》
1641年，在瘟疫過去十年後，蒙特威爾第出版了他晚年聖樂的集大成之作——《道德與心靈之林》（Selva morale e spirituale）。
這部作品集結了他一生所有的作曲技法，是巴洛克早期最宏偉的音樂紀念碑之一。在這座森林中，我們看見他如何將「世俗的情感」完美昇華為「神聖的信仰」。
1. 憤怒與慈悲的瞬間切換
在《主是約》（Dixit Dominus II）中，蒙特威爾第展現了極致的戲劇張力。當歌詞唱到「祂在震怒之日粉碎列王」（confregit in die irae suae reges）時，他動用了激動風格，讓合唱團與樂團如同千軍萬馬般咆哮，築起一道恐懼的音牆。
然而，歌詞「祂要飲於路旁的溪水」（De torrente in via bibet）出現時，音樂瞬間安靜下來，轉為兩位女高音甜美寧靜的二重唱。
這種瞬間切換的聲景手法，完全是歌劇式的戲劇美學。
2. 金髮美女與虔誠信徒
蒙特威爾第也沒有否定過去的創作。在六聲部《真福其人》（Beatus vir, SV 268）中，聽眾會驚訝地發現，這首曲子的部分旋律竟來自他早年的流行情歌《金髮飛揚》（Chiome d’oro）。
原作是在讚美愛人那一頭隨風飄逸、令人心醉的金髮；而在聖樂版中，同樣輕快愉悅的旋律，卻變成了表達「敬畏上主之人有福了」的喜樂與祝福。體現了他將人間的喜悅昇華為信仰中的喜悅與祝福，將世俗與神聖主題交織的獨特風格。
以下先後列出聖樂版與情歌版本，大家不妨比較看看！
3. 聖母的眼淚，也是人間的淚水
全作最令人動容的時刻，無疑是《聖母的悲嘆》（Pianto della Madonna）。
在這部作品中，蒙特威爾第直接沿用了他最著名的歌劇片段——《阿麗安娜的哀歌》。
他將那首曾讓無數仕女落淚的希臘公主悲歌歌詞，換成了拉丁文祈禱。
於是，阿麗安娜對負心英雄的絕望呼喊，變成了聖母瑪利亞在十字架下看著愛子死去的肝腸寸斷。
或許，在經歷了 1630 年那場瘟疫後，蒙特威爾第明白，希臘神話的悲劇已不足以承載人們的痛苦，於是將這首描寫「人類極致苦難」的旋律獻給了聖母，讓所有在瘟疫中失去摯愛的人，都能在聖母的淚水中得到撫慰。
在絕望中重生的永恆之聲
蒙特威爾第的晚期聖樂，給了我們一個啟示。
在刻板印象裡，聖樂應是超脫塵世、不食人間煙火的。但蒙特威爾第卻打破了這道高牆。他證明了最神聖的音樂，也可以用最人性化的音符譜寫。
1630年的瘟疫是一場大火，燒毀了蒙特威爾第的舊世界，但他沒有因為災難而讓音樂變得枯槁，反而將人類在災難中的憤怒、恐懼與深情，全部灌注進信仰裡。
當你在聆聽《道德與心靈的森林》時，你聽到的不只是教堂的讚美詩，更是一位歷經滄桑的老人，在看盡了世間的繁華興衰後，用音樂為人類在黑暗中點亮的一盞燈。
蒙特威爾第教會了人們：要唱出天堂的宏偉，必須先聽懂人間的眼淚。
（全系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