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注力協定》閱讀筆記（十八）：第二輪班與家務管理〉2026-01-31
在先前的文章中，我們聊到，透過將各自負擔的家事羅列出來，尼爾才意識到自己與妻子在家務分工上其實相當不平等。於是他們將所有列出來的家事重新分配，安排進了兩人的時間箱，希望透過這種方式，具體面對家務分工不平等的問題。
尼爾的自白的確值得肯定：他不只承認自己長期「自我感覺良好」，忽視了妻子長期比自己做更多家事的事實，也明確地指出了「家務分工上的性別不平等」是個至今依舊普遍存在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他透過行動試圖做出改變，這些都是很好的開頭。
然而，我還是認為尼爾僅用兩頁的篇幅就將這個問題「處理完畢」實在太快。而且，尼爾的處理方法很可能是不足的，雖然透過羅列家事，他終於首度「看見」很多他想都沒想過，就已經被妻子做完的家事，但除了這些，還有很多重要的部分依然沒有被看見。
未曾改變的「第二輪班」
1980年代末，社會學家亞莉．羅素．霍希爾德（Aril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了「第二輪班」（second shift）的概念。當時，第二波女性主義正值高峰，愈來愈多女性進入職場，相關的權益與政策也陸續向前推進，然而，女性在家中的地位卻依然遠低於男性。
同樣是在職場上工作一整天，但與男性不同，女性回到家之後還要操持家務、煮飯育兒。透過訪談，霍希爾德發現男性與女性在回答「你的一天是怎麼過的？」這個問題時，答案有根本上的不同。
女性會很自然地提到家務，男性的注意力則多半放在家務以外的事情。在描述到家務時，女性將其描繪為「需要完成或需要去做」的事，男性則從「喜歡或不喜歡」的角度談論。
而且令人遺憾的，數十年後的現在，這件事情並沒有多少改變。研究指出，從1980到2000年間，隨著女性參與職場的比例大幅提升，美國男性分擔育兒責任的程度有所增加，但這項數據在2000年後卻陷入了停滯，換句話說，即便離平等分擔的狀況還很遠，男性卻已經就覺得自己「做得夠多了」。
新手爸爸都分擔了哪些家務？
根據社會學家克萊兒．坎普．達許（Claire Kamp Dush）等人的研究，當一對雙方都有全職工作的美國男女伴侶成為新手爸媽時，男人在家中的每週工作量大約增加了十小時，但與此同時，女性的家務工作量卻增加了約二十個小時。
而且，在這些「新的家務工作」中，新手父親每週平均花四個小時左右在「陪嬰兒玩」這類「相對有趣」的任務上，同時減少了五個小時做其他家事的時間。
相對地，母親做其他家事的時間大約減少了一個小時，卻增加了約二十一小時的育兒勞動時間，其中包括十五小時的身體照護──例如換尿布和為嬰兒洗澡，而且在陪伴嬰兒互動上面，母親花費的六個小時，依然比父親花費的時間多。
到目前為止談論的差異，還是尼爾有可能透過「羅列工作」、「平均排進行事曆」來盡可能意識到並稍事彌補的。但接下來的部分，可能更加難以被注意。
做了家事，卻沒有分擔到更核心的「家務管理工作」
雖然尼爾並沒有深入去談，但從他引用洛克曼的引文，以及他對於「太太為什麼不說？」的反思，他其實已經隱約地碰到了這個更深層的問題了。
洛克曼在《所有的憤怒》中，提到了一個令人深思的故事，當在一次母親節，她希望自己的禮物是一場短暫的休假，她與丈夫喬治約定，當天他要帶兩個女兒去阿媽家，讓洛克曼有一小段屬於自己的時間。
然而，在打包行李的過程中，喬治向她詢問自己有沒有可能忘記了什麼時－－這是喬治自長女出生了六年半間，第一次為女兒們打包行李－－洛克曼沮喪極了，卻又很快地感到內疚與一種「女人的責任」。她拿了iPad和幾樣玩具，將它們放到行李袋，根據她的描述，「做為對魔鬼的奉獻，也是我對丈夫的奉獻」。
無獨有偶，《拒絕失衡的「情緒勞動」》（Fed Up: Emotional Labor, Women and the Way Forward）一書的作者潔瑪．哈特莉（Gemma Hartley）也談及了一個相似的故事，同樣是做為母親節禮物，但她並不要求丈夫親手做任何事，她只是希望這一天，他能雇用一個家事清潔員，為他們全家共住的公寓打掃浴室和地板。
然而事與願違，他的丈夫為了省錢，決定自己清掃浴室，同時，哈特莉被交付獨自照顧孩子的任務（是的，在母親節的這天）。浴室變乾淨了，但除此之外的一切依然忙碌與混亂。
在這兩個故事裡面，兩名作者的丈夫肯定都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洛克曼的丈夫只是問一句、確認一下，希望小孩的東西不會因為自己的疏忽而漏帶；哈特莉的丈夫也確實地讓浴室變乾淨了，而且還沒有花到錢。他說不定還覺得自己親自動手更有誠意。
但事實上，這兩位作者想要的不過是一小段放鬆的時光，可以暫時不用負責「家裡的行政工作」，可以不用當一個家事的主管或總籌。他們的先生沒有意識到這點，他們確實「做了家事」，卻沒有真正分擔到妻子最核心的工作，哪怕只是一年中的一天也沒有辦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