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近期有搭飛機出國的經驗，對於機場安檢的繁瑣程序一定不陌生：脫下外套、解開皮帶、倒光水壺裡的水，甚至需要脫下鞋子走過安檢門。我們日復一日地遵守這些規定，覺得理所當然。但退一步想，這樣的新常態，其實是源自於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整個世界所留下的深刻疤痕。
傷口會癒合，但疤痕一直都在
在《一如既往：不變的人性法則與致富心態》（Same as Ever：A Guide to What Never Changes）這本書中，作者摩根．豪瑟（Morgan Housel）提出了一個極具洞察力的觀點：「傷口會癒合，但疤痕一直都在。」
當人類經歷了不可控的天災或人禍，像是戰爭、恐怖攻擊或經濟崩盤，即便時間推移、外在環境的秩序已經恢復穩定，人們的心理依然會留下看不見的疤痕。而這些疤痕，將會徹底且永久地改變他們有生之年對於風險、報酬、機會與目標的看法。
從總體經濟與國家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屢見不鮮。在經歷過殘酷戰爭的洗禮後，戰後人民對於國家福利政策（如全民健保、失業救濟）以及整體社會安全的渴望，往往會大幅升高。
原因很殘酷卻也很真實：在戰火無情的摧殘下，一個人就算個人的財務報表再怎麼健全、平時再怎麼用心規避風險，長年累積的資產也可能在一枚炸彈落下後瞬間歸零。
在那一刻，人類失去了對自己生活的掌控感。為了對抗這種極致的脆弱，人們轉而尋求體制內的絕對安全感，這就是歷史留下的疤痕。
職場上的創傷後遺症
在心理諮商領域，我們將這種經歷巨大創傷後的反應稱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當一個人經歷、目睹了威脅生命、嚴重受傷或暴力等極端事件後，大腦的警報系統會卡在「開啟」的狀態。在行為上，他們可能會表現出過度警戒、逃避退縮、情緒容易失控，或是展現出對周遭環境極度渴望控制的行為。
然而，創傷並不只存在於戰場或災難現場。在日常的辦公室裡，許多人也帶著隱形的「創傷後遺症」在工作。
在帶領團隊或與跨部門同事合作時，我們經常會遇到一些令人費解、甚至讓人血壓升高的行為。例如：有些同事極度害怕犯錯，任何芝麻綠豆大的小事都堅持要留下黑紙白字的 Email；或是無論專案多麼緊急，他都堅持「沒有主管親自點頭核可，我絕對不執行」。
面對這些同事，我們習慣性地會貼上「難搞」、「不知變通」或是「官僚主義」的標籤。但如果我們試著把視角拉高，你會發現，這或許不是他這個人特別奇怪，而是他過去在職場受過重傷所留下的「疤痕」。
舉個例子，你可能遇過一種同事，每次開會詢問他意見時，他總是閃爍其詞地說：「我不清楚耶」、「這不是我能決定的」。在你眼中，這簡直是毫無肩膀、缺乏專業判斷力的表現。
但如果翻開他的職涯經歷，你會發現他過去十年都待在體制極度僵化、層層上報的半公營單位。在那樣的環境裡，他只是一個被嚴密程序卡死的螺絲釘。螺絲釘是不允許有個人意見的，任何沒有指令的「主動積極」，換來的往往是嚴厲的懲罰與究責。於是，為了在那個有毒的環境裡活下來，他被制約、被訓練成了什麼事情都往上呈報、自己絕不輕易做決定的人。他的「沒有肩膀」，其實是他賴以生存的防禦盔甲。
又或者，團隊裡來了一位新同事，他對你下達的每一個決定都要再三確認，甚至私下又去問了其他主管。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備受冒犯，內心小劇場爆發：「你是不是不信任我的專業？覺得我會害你？」
但後來經過深聊才發現，他在前東家曾遭遇過主管惡意的「甩鍋」，替主管背了一個足以毀掉他名聲的巨大黑鍋。明白這一點後，你就會恍然大悟：他的反覆確認與過度警戒，根本不是針對你，而是他歷劫歸來後，大腦為了保護自己不再受傷而啟動的「防衛機制」。
碰到一直針對你的同事？試著戴上心理學家的眼鏡
在職場上，我們太習慣用自己的濾鏡去解讀別人的行為。但真正的專業與成熟，是學會培養一種「心理學家」的同理心。
下次當你遇到讓你極度不適、難以理解的同事時，試著在心裡按下暫停鍵。把那句脫口而出的「你為什麼這麼難溝通？」收回來，在心底換成另一個問題：「你究竟經歷過我沒經歷過的事，才讓你如此需要現在這種生存方式來維護安全？」
理解別人的疤痕，並不是要我們無底線地縱容工作上的低效或推諉。而是當你看懂了對方底層的恐懼與防衛機制後，你就能卸下「被針對」的個人情緒。這份多出來的寬容與理解，往往正是解開職場溝通死結、重新連結通往對方內心，可以重啟有意義對話的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