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來晚走，午休滑手機也是在回信，每次你經過他的位子，螢幕上都是另一份還沒做完的東西。他沒有抱怨，或者說，他已經過了抱怨的階段。現在只是低著頭，繼續做，像一台沒有關機鍵的機器。
辦公室另一個角落，有個人的桌子永遠很整齊。他不是沒有工作，只是那些工作永遠在幾個小時內就做完了，然後他開始滑手機，去茶水間站著聊天，或者發呆。你看得出來他的眼神裡有某種東西在慢慢熄滅，不是輕鬆，而是一種「我在這裡好像沒什麼用」的漂浮感。
兩個人，兩種不同的處境。但他們共同擁有的，是同一種感覺：我對這裡沒有掌控權。
工作分配，是職場裡最日常、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權力行使。
它看起來那麼自然，那麼理所當然，誰做什麼，不就是主管說了算嗎？但當「指派」成為一種隱性的控制工具，它的傷害就開始了。過重的工作量，可以是一種施壓：你沒有時間思考、沒有空間喘息、沒有餘裕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其他的可能。而過輕的工作量，則可以是另一種懲罰：你被放在一個無關緊要的位置，你的能力沒有出口，你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有任何價值。
《職業安全衛生法》對職場霸凌的定義，明確包含了「給特定勞工過重的工作，或要其大材小用去做無聊的瑣事，甚至完全不給其任何事做」的行為。過勞與閒置，這兩個看起來截然相反的狀態，在法律的眼睛裡，說的是同一件事：用工作的分配，來決定一個人的位置與價值。
那個決定工作量的人，同時也在決定：你在這裡，是被需要的，還是可以被忽視的。
「我可以決定你做什麼」，從來都不只是管理，它也可以是控制。當一個人掌握了工作分配的權力，卻選擇用它來鞏固自己的地位，而不是讓團隊更好地運作，那個「分配」就成了一種隱性的霸凌。
而最難受的地方是，這種霸凌幾乎沒有聲音。沒有咆哮，沒有指責，沒有任何能被明確指出的惡意時刻。只有一份又一份被塞進行事曆的任務，或者一個又一個空白的下午，以及在這些日子裡，一個人對自己價值的感知，悄悄地在改變。
「這個案子也給你，你比較閒。」、「你做的東西這麼少，還好意思說忙？」、「這種小事就交給你了，反正你也做不了什麼大的。」、「這個讓他做就好，他現在也沒什麼事做。」
這時候，主管可以好好說
「目前的工作量對你來說還可以嗎？如果太多或太少，我們可以一起調整。」、「我希望讓你的能力被更好地發揮，我們來看看哪些任務最適合你。」、「這個案子你有興趣嗎？我覺得你的背景很適合，但我想先聽聽你的想法。」、「如果覺得任務分配哪裡不合理，隨時可以跟我說，我們一起找平衡點。」
你看見了嗎？兩組話說的都是「工作要怎麼分配」，但一組把人當成可以被任意填塞或擱置的容器，另一組把人當成有感受、有節奏、有意見的夥伴。
差別不在於工作量的多或少，而在於那個決定是單向強加的，還是可以被對話的。
一個健康的工作分配，應該是動態的、透明的、雙向的。當員工知道自己可以說「我現在有點撐不住了」，也可以說「我最近有多餘的力氣，可以接更多」，而這些話說出口不會帶來任何後果，那個工作環境，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心理安全感。
那個桌子永遠很滿的人，後來身體出了問題，請了長假。
那個桌子永遠很空的人，在某一個普通的星期五下午，悄悄地把抽屜裡的東西裝進袋子，走了。
兩個人都走了。主管在那之後，花了很長的時間重新找人，重新交接，重新解釋為什麼這個位子又在招聘。
那些填進行事曆的任務，以及那些從未出現在行事曆裡的空白，最後的代價，都是真實的。
工作分配，是一種選擇。每一次的選擇，都在告訴你的團隊：我怎麼看你這個人。
請認真對待那個選擇。
💁🏻♂️ 文：吳學治。勞動部勞工健康服務顧問、114年職場霸凌防治調查專業人才培訓課程訓練合格、諮商心理師
📎 參考資料：勞動部《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