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如何回應#MeToo時代：這將是一條漫長的旅程

男性看#MeToo，以及親密互動中的灰色地帶

霍華（假名）是一個在華盛頓特區工作的律師，在和我聊天時他提到，讀著阿薩里的故事讓他回想起，他自己在大學時曾經對一名女性進行－用他自己的話說－「令人發毛」的追求。他告訴我，他同樣地拒絕接受「不」的回答，即使這名女性已經表示自己沒有興趣和他交往。他說，被「幾乎是所有電影」影響著，他覺得贏得對方的芳心是他的責任。

後來，和一些女性朋友的討論幫助他了解到，他當時的追求舉動有多麼不恰當。但霍華說，他最終發現他的行為的問題其實來自於那有多「正常」。這不僅僅是一個太過熱情的人的單一舉動而已：這基本上就是男性們所學習到，追求女性的方式。

其他和我對談過的男性們－不可否認地這人數很少－則分享了一些他們在探索合意概念中潛在的模糊地帶時，比較正向的經驗。麥可，一個電影系的學生，回憶了一下他和過去某個交往對象的一次約會尾聲，他想要繼續他們的性關係，於是他開始親吻並撫摸她，「我想著，『嗯，沒問題的，我們之前曾經做到這裡過，我們做什麼都可以。』但是如果她那時候其實並不想這麼做，或是其實狀況有變，我在那個時候也沒有察覺……直到我看到她的表情，然後看見她有多不愉快。我這才收了手。」

這類的領悟並不只發生在異性戀的互動中。湯姆（同為假名），一個男同志，和我分享他和某任伴侶的第一次性互動，當時他覺得猶豫，不願意繼續，但同時又不太好意思退縮或說不。

「我很清楚我還沒準備好，」他說，「我在發抖，我那時精神狀況不太好，我精神狀況甚至不好到，我根本沒有辦法說『我們停下來吧。』」湯姆的伴侶最終發現了他顯而易見的不適，然後提議他們暫停，而湯姆熱烈地同意了。

這兩個情況是一個縮影，描繪了我和男性們討論合意和強迫時，在我們的對話裡越來越清晰的灰色地帶。雖然湯姆坦承他那晚其實並沒有準備好要發生性行為，但他也承認，他基本上同意了。如果他的伴侶繼續，湯姆也不會認為他的伴侶是一個強暴犯，他這麼說－但是他絕對會認為他是一個壞人。

在其他和我對談過的男性中，浮現了幾個問題：讓同意被清楚地表達，是誰的責任？積極的那一方是否有責任去留意到那些暗示不舒服的非語言訊號，並且因此從性的情境中退出，或是重新協商？舉例來說，湯姆說，藉由詢問他是否一切都好，以及他們應不應該繼續，他的伴侶給了他一個「說不的許可」，讓他得以從硬著頭皮做下去的壓力和思考著他到底有沒有同意的內心辯論中解脫。

在這些情況中，「說不的許可」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儘管湯姆的經驗是和另一名男性，但對於異性戀關係中的男性來說，高度注意女性伴侶的非語言訊息可能是格外重要的。因為男性和女性通常會帶著截然不同的社會權力－而且他們的肢體力量也經常不對等－和期待進入一段性互動，他們的互動可能特別容易受到壓力和強迫的影響，因為女性可能覺得性是義務，或是擔心自己如果拒絕，可能會遭遇危險。

詹姆士目前正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修讀犯罪學博士，他強調眼前這個時刻如何「讓整個對話接地氣……抽離了法律討論的範疇」。他跟我說，他和他的朋友們一直在私下討論積極同意的重要性，以及在性事進行時，開口訊問並不一定是掃興的。詹姆士很快地指出，自從開始主動詢問以及尋求積極對方同意變成了性事中固定的流程後，他和他的伴侶的性生活品質有了提升；那並不會「破壞氣氛」。這類的問題不僅減少了模糊地帶，也強調了性應該是參與各方的共同愉悅。

同時也是BDSM社群成員的湯姆進一步指出，BDSM的性愛文化可能可以為如何減少性互動中的灰色地帶提供一個更廣泛的方向。他認為「安全詞」的使用－也就是性伴侶雙方於事前同意，若其中一方說出一個特定的字詞，就會停下當下的行為－可以做為一個有用的工具，減少人們對於使用「不」這個字的不適，尤其是在性事進行時。

「我發現，從心理層面上來說，使用安全詞比說不簡單，因為我們常被教導不要說不。」他說，「即使是在性相關的脈絡裡，說不也很難，因為我們被教導不可以傷害別人的感受。」

他也思索著「協商」這個概念所能帶來的廣大好處，也就是讓性伴侶們事前計劃並且同意，在性行為過程中，他們將會進行哪些活動，又不會做哪些事情。當然，這每一個概念中也都有其自己的權力政治，以及可能發生的強迫，但他們可能可以被當成一個有用的防護罩。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記住，灰色地帶並非性互動過程中與生俱來的特質。因為我們不願意公開並誠實地談論我們的情慾，才允許了灰色地帶的存在，而藉由讓這些灰色地帶存在，我們便給了他人利用這個模稜兩可來滿足自身性欲的藉口。

思考過去、展望未來，以及強迫的後果

打造一個更好的未來只是#MeToo運動的目標之一。我們－我們男人－必須要回顧過去，並且承認我們曾經的錯誤，即使我們不太知道應該要如何理解這些感覺，又該拿它們怎麽辦。

向我們的受害者道歉或是尋求原諒看起來像是對這些疑惑與內疚的正確回應。這最終也成為霍華的作法，他強調，「在這個道歉裡，你必須承認你做了什麼……並了解到那為什麼是錯的，然後告訴對方，你知道那為什麼是錯的。」但是，在這些情況裡，我們有可能反過來強迫過去的性伴侶再次經歷創傷，只為了緩和我們自己的內疚感。

雖然每一個和我談話的男性都承認他們和其他加害人應該要面對強迫他人的後果，他們卻不太確定這些後果應該要是什麼。雖然令人遺憾地，法律制度還沒有準備好該怎麽應付合意議題所涉及的各種模糊地帶，懲罰名人卻是相對簡單的。

如同我們在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凱文史貝西（Kevin Spacey）以及其他案例中看到的，我們可以公開對媒體產業施壓，讓他們停止和這些有著不當性言行的名人們工作。但是#MeToo運動已延伸到了非名人身上，而對這些人來說，上述的選項並不存在。同時，若要促成長期的行為改變，監禁－即使法律修訂使其變得可能－的效果也很微小。

針對這類事件，湯姆似乎偏好某種類型的「戒治」，他以酒精成癮作為例子，指出戒治並不僅僅幫助個人改善生活，也是一個公開的訊號，說明這個人承認並接受過去的錯誤，同時將致力於改進。但是自由作家山米卻質疑戒治或諮商究竟是不是一個有效的長期解決方法。「當一個人被強迫接受諮商，他通常會抱持著怨懟的心情。」他說。

說到底，這條尋找著一種可以確保親密互動裡的安全和愉悅的長久解方與文化變革的道路仍舊晦暗不明。歷史告訴我們，各種令人煩惱的趨勢，尤其是那些對握有權力的團體有利的趨勢－例如在這個例子裡是男性－都不太容易被根除。重要的是要確保我們所採納的解決方法不會使受害者們受陷於壓迫關係的典型曲折裡，也就是既得利益者得以找到方式規避那些用來維持彼此安全的方法。我們必須謹記，我們想要達成的目標，包括促成社會改革、拆解強暴文化、定義並且鞏固合意的概念，是一個過程。

「這將是一條漫長的旅程。」霍華說，「並不是說，『喔我們有了#MeToo運動，那現在我們可以前進下一個話題了，我們已經住在一個後性騷擾時代的美國。』事情不會是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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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羅伯瑞斯（Robert L. Reece）是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社會學系的助理教授。

Vox編輯於3/27說明：本文刊出後，住在華盛頓地區的廣播節目主持人潔思敏華克（Jazmine M. Walker）指出本文作者曾經強迫她進行違反意願的性行為。根據華克的說法，這起事件發生於六年前，兩人在密西西比大學就讀社會學研究所時交往的期間。華克首先在推特上公開此事，隨後又在一場訪問中提及。Vox向她確認過，而她也指出她的指控為真。本文作者瑞斯在本文刊出後曾在推特上寫到：「我過去曾經有過強迫的行為，特別是十年前和我的前任交往時。」他拒絕提供更多評論。Vox目前正在針對這項指控及相關議題進行調查。

譯註1：阿茲‧安薩里，喜劇演員，曾以自編自演的喜劇《不才專家》（Master of None）獲得金球獎。安薩里曾自稱女性主義者，並公開支持#MeToo運動，但卻遭一名女性撰文指控，他曾經在兩人的一次約會過程中，有著讓該名女性不太舒服的舉止（包括多次嘗試和女方發生性行為，即使女方已經表示拒絕，但阿薩里並沒有以肢體暴力強迫該名女性）。

原文標題：How men are adjusting to the #MeToo era: “This is going to take a really long time”

（圖片來源：GGAADD @Flicker, C.C.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