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30年：沒有工人的工業化

一、中國經濟的高增長與工業化

中國經濟近30年在世所矚目中的高增長，是世所公認的事實。那些描述這個龐大經濟體的數字肯定有誇大的成分，肯定沒有計入環境與公正損失的因素，肯定包含有原有經濟資源進入市場後的重新估價，但毫無疑問，從總量上來看，從整個時期來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確實保持了30年的高增長。雖然它是那麼的脆弱與低質。

中國30年經濟增長的這一過程，伴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伴隨著工業化，也即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這個是經濟增長的普遍規律。這裡有必要區分一下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別，雖然這是常識。一般而言，經濟增長只是表明經濟產出的增加，而經濟發展強調經濟產出的增加伴生著經濟結構的升級，意即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產出效率的提高所致而非投入增加所致。

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歷程表明，那些沒有獨特自然資源優勢的國家要實現經濟增長必須通過工業化，才能從不發達國家轉變成為發達國家。美國是如此，日本是如此，韓國也是如此。中國也不例外。簡言之，經濟增長必然伴隨經濟發展，必須經歷工業化，而在特殊情況下可以不經歷工化化，如海灣石油輸出國。

關於這一現象，英國經濟學家柯林•克拉克作了很好的闡明。1940年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理，用來描述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配第—克拉克定理認為，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勞動力首先將由勞動報酬率的第一產業向勞動報酬高的第二產業轉移，進而向勞動報酬更高的第三產業轉移。

我們看到，中國經濟30年的經濟增長確實伴隨著進一步工業化過程。這一過程是在計劃經濟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形成的工業化基礎之上的進一步工業化。這主要表現在30年間工業占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例的有所提高和工業就業人數占整個勞動者比例的大幅度提高。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增加值分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7.9%、47.9%、24.2%，相應的勞動力結構為70.50%，17.30%、12.20%。而在2006年這兩組資料分別為11.8%、48.7%、39.5%和42.60%、25.20%、32.20%。對比一下，我們可以看到，在近30年裡，工業增加值的比例提高了0.8個百分點，而其勞動力人數的比例則提高了7.9個百分點。

二、農民工是中國工業化的勞動者主體

然而中國近30年的進一步工業化卻是一個低質的工業化，這主要表現在人力資源狀況沒能得到相應的改善，勞動生產率沒能得到顯著的提高，農民工這一獨特的勞動者群體成為了中國30年工業化的勞動者主體，沒有發展出一個具有較高素質與聯繫密切的產業工人群體或階層。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勞動者，他是以農民的身份在從事工業生產活動，他始終沒能完成從農民到工人的轉化，就此意義而言，我們可以將30年的工業化進程，稱之為「沒有工人的工業化」。

據國務院研究室2006年發佈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稱：「2005年，農民工在我國第二產業從業人員中占58％，在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占52％。其中，農民工在加工製造業從業人員中已占到68％，在建築業從業人員中占80％。而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短期職業培訓的僅占20％，接受過初級職業技術培訓或教育的占3.4％，接受過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的占0.13％，而沒有接受過技術培訓的高達76.4％。「而中國人民銀行的調查顯示，「農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者占到調查總數的66.3％，沒有經過培訓的占55.7％」。這些調查資料顯示，低教育程度和缺乏職業培訓農民工成為了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勞動者主體。

農民工成為30年工業化的勞動者主體，是與國有企業工人下崗相對應的。這一過程，消除了計劃經濟下的「工人階級」，但並沒有產生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產業工人，只產生了農民工。在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下的「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是集權政體用來壓制知識份子的一個重要力量，在經濟上是低效率的代名詞。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集權政體對主流知識份子誘姦的成功，「工人階級」對於集權政體就沒有什麼政治上的作用了，而其經濟上的低效率卻屢改依然。這樣，「工人階級」就被集權政體無情地拋棄，且本利無歸。而具有農奴身份的農民工與資本主義的結合，雖然對於整個社會是低效率的，投入大，產出低，環境成本高，但對於集權政體與利益集團而言，卻能源源不斷地獲得暴利。

三、二元社會結構嚴重阻礙了中國產業工人的成長

在發展經濟學裡，路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是用來解釋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轉型的一個重要理論。所謂「二元經濟」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是由兩個不同的經濟部門組成。一是傳統部門，二是現代部門。基本上就是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路易斯認為在傳統部門中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勞動，而它的人均收入水準決定了現代部門工資的下限。現代部門從傳統部門大量吸收勞動力，而其工資水準基本保持不變。這是該模型的理論核心。現代部門的利潤來主要來自勞動產出大於工資總量的部分，並不斷把利潤轉化為資本擴大再生產，直至傳統部門的剩餘勞動被全部吸收。於是，現代部門大大擴張，傳統部門只有在剩餘勞動被吸收完畢後勞動生產率才能提高，傳統部門的就業者的收入才能改善。這一過程的最終結果就是現代部門的不斷擴張和傳統部門的不斷萎縮，從而完成從不發達經濟轉向發達經濟。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非常喜歡用路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來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工業化進程。確實，就勞動力無限供給這一點而言，中國是最滿足這一條件的。然而，路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對中國經濟轉型的解釋應當大打折扣，因為中國不僅是二元經濟結構，還是二元社會結構，農民不僅是一種職業，同時也是一種社會身份，區分與界定這一身份的就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由於二元社會結構，中國近30年的工業化對農村剩餘勞動力就只能是借用而不能吸收。農民不能轉化為產業工人，不能轉化為城市居民，只能以農民的社會身份去從事工業生產或服務業活動。與此同時，農業將永遠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雖然歷經30年，卻並沒有大量的減少。他們的工資水準就決定了農民工的工資水準，而農民工的工資就永久地大大小於他的勞動產出。

總而言之，二元社會結構阻礙了中國社會在30年工業化與市場化環境下形成一個龐大的產業工人群體或階層。與農民工相比，他們會有更高的素質，有更強的相互聯繫與凝聚力，能發揮更強的政治作用。而如果沒二元社會結構，它是可以形成的。

四、產業工人的缺失嚴重地抑制了中國的現化化進程

至此，我們應當意識到，中國的改革進程缺乏了多麼重要的一個群體，這就是產業工人群體。

由於缺乏產業工人群體，在經濟上，我們的產業結構得不到持續升級，如林毅夫所期望的能在國際競爭「小步快跑「。我們的產業結構一直在原地踏步，「血汗工廠」過去是現在依然是我們比較優勢。

由於缺乏產業工人群體，中國民眾主要由農民與農民工構成，因而中國民眾的知識水準、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始終停留在較低水準，知識份子與民眾缺乏接觸的管道，沒有基本的聯繫，知識份子很難對民眾產生影響。中國知識份子早已沒有了深入到民眾中去影響民眾的勇氣和機會。即便是出身于農村的知識份子，也想方設法割斷與農村的聯繫。與此相應，民眾對知識份子也非常疏離與抵觸。

我堅定地認為，中國要實現自由民主，必須仰賴於中國的大多數人，必須仰賴於中國民眾接受了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才有可能。在現有的情況下，我們不能期待中國農民能夠接受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這既缺乏載體也缺乏知識份子的積極回應，也與經濟發展的趨勢相背離。宗教或許是一個載體，但卻有目的不純之嫌。如果將宗教作為一個手段而不是目的來宣揚，那肯定會帶來與主張者期望相反的結果。在沒有亡國亡族的壓力下，期望知識份子深入到社會底層去搞啟蒙也是強人所難，大多數知識份子都不會去做這種犧牲。所以，只有將農民轉化為產業工人，轉化為城市居民，加快城市化，才有可能提高民眾的認知水準，讓他們接受自由民主的價值觀。知識份子追求自由民主的要求才能得到強有力的支持，從而逐步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

所以，我認為，對於推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推進中國的自由民主，在中國的社會結構方面，現在最重要的不是要建立起中產階級，而是要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產業工人階級。

2008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