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說故事者向觀眾敞開心房，訴說深深鑿開自我的傷痛，作為觀察者的你，還能佇立在相機的鏡頭後，打開錄音機，手握者筆?難道尊重、虔誠及憐憫的界線不應該被跨越，甚至把記錄仍在一旁?但是，倘若你無法使恐懼止息，難道不該至少把它記錄下來?』
--露絲.貝哈/易受傷的觀察者/p03
然而正如同這個奇異的副標題，嚴格說起來這並不是一本單純談論人類學的書，更精確的說，這本書的作者並沒有讓沒有受過人類學訓練的讀者理解人類學的意圖:相反的，她是藉著【人類學學者】的這個被想像的身分，試圖去切入一個在學術領域經常會遇到的困境:「究竟在從事學術研究時應不應該涉入個人情感?」
在這個學術倫理跟學術自由都已經被規範的很完整的21世紀，這似乎是一個不再需要被討論，已經過時的議題：學術書寫跟大眾書寫被區分的非常涇渭分明:如同作者在書中所說的---二十世紀以後大部分的時間，在學術領域中，居領導地位的典範傳統都要求距離、客觀與抽象，最嚴重的罪就是『太過個人』。
然而離開了個人感性的投入，作為一個觀察者真的能理解被觀察者的真實境遇嗎?
這是筆者之所以對這本書產生共鳴的出發點。
從這個角度切入今天的台灣社會所有的論述，你就不難發現一件滑稽的現象:
所有呈現在公共領域的書寫，不是過於自溺，就是過於疏離……..
彷彿我們雖然生活在同一座島上，卻是活在不同的平行時空當中。
當然的確如作者在書中所描述的，模糊了自我與他者的界線後伴隨的是風險。
無趣的自我揭露(即無法感動讀者)，不止令人尷尬還是一種恥辱。
然而當作者更進一步在詮釋這樣的恥辱:藉著vulnerability(脆弱性)這個詞，她說:
「脆弱性本身並不易味者任何人事物都消逝。揭露也身為觀眾的自我，必須把我們帶到原本無法抵達之處」
是的，她很直接的挑戰了這種以倫理或是客觀作為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後的真正心態：
『是真的為了要保護某種中立的價值，還是害怕受傷?』
這也是我們看到的這個後現代的現象：所有的人都躲在自己的同溫層當中，透我各式各樣的面具，用學者，專家，權威這種被社會價值建構的身分去維護那個微不足道的自我。不過這本書倒也不是純粹的對於這個偽善的學術氛圍作出批判。正如露絲在第一章所說的:過去二十年來所有興盛所有關於易受傷的變體(諸如吳X如，朱X恆)，都是自利而表面的，充滿著不必要的虛張聲勢。
作為一個易受傷的觀察者，本身就是在自溺跟更同理他者之間作辯證，而不是只是單單的試圖討好被觀察者或是自嗨而已。正如同聖經當中所說的跟上帝討價還價的，希望上帝不要毀滅索多瑪額摩拉的亞伯拉罕；以及望者自己的妻子成為一根鹽柱的羅得(註1)
當角色互換之後，似乎我們就沒有辦法那麼輕易的以，「因為這些人不尊守上帝的律法，所以罪有應得」來作詮釋。當觀察者涉入被觀察者的世界的時候，所有倫理性的議題都會變得格外沉重，因為妳不再是一個『旁觀者』而是成為當事人生命的一部分。
無論如何，讀到這本書是驚喜的。作者以一個『人類學者』『敏感的女性主義作家』「非正統血統的拉丁裔美國人」這樣被標籤化的身分，細膩的透過解構自我，而描述出了一個學者在社會化過程必然經歷的真實困境。這樣的困境其實也是全世界或者說台灣當前的真實困境。
正如另一個為此書撰寫推薦序的台灣學者所說的：
「作者把一位偶遇的同伴稱之為『我旅途中的另一位天使』。對照作者於全書致力分析的自身猶太家庭背景，『天使』一詞顯然具有行動上、自我認同上、以及智識啟蒙上多重的『救贖』意義。我認為這個理解也有助於我們重新檢視此刻彷彿身陷於『報應觀』的台灣社會；
對於各種暴力受害者的感同身受，若僅限於集體性地展現表面上應對關係的報復行動(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那麼不過是將私人關係當中的暴力/反暴力的邏輯建置在正統的社會機制當中，
故不僅只是複製了那個令人唾棄的暴力關係，也無助於激進社會社會正義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