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7|閱讀時間 ‧ 約 16 分鐘

巴贊幽魂迴返

    生前即意識到其與西方千百年傳承菁英主義之距離,身後也不斷遭遇美學、形式主義之學院批判,巴贊實以民間承擔與精神實踐,越過「柏拉圖天堂」與馬克思唯物辯證,並使其在人類思想演變中流動,伴隨其〈電影筆記〉弟子,死後開啟法國新浪潮之風起雲湧,其影像思想並越過國界、文字,啟發他者世界之浪潮。


    天地不仁,巴贊幽魂之再起
    相對七十年代以來,法國某學派以無神唯物辯證,樂此不疲批判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不無帶宗教情懷的「完整電影神話」,美國學界似乎更能長久承擔,爬梳這位非典型、極爭議電影理論家的思想脈絡,如耶魯大學教授達德利·安德魯(Dudley Andrew),四十多年前即寫下《巴贊傳》,被譽為世界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單一影評人傳記,新近研究「巴贊電影理論之鬼魂」。多年來,美國三大理工學院-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之教授,安潔拉·達勒·華格(Angela Dalle Vacche),往返於大西洋美、法兩岸,為當今研究巴贊思想之國際專家,如於筆者有幸親炙的〈巴贊百年研討會〉,即以華格教授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論文開場-〈巴贊理論的犯罪現場〉,其中探討巴贊對黑色電影的興趣,與其說是偵破漂亮布局的完美邏輯,不如說如何撫視現實之暗黑與人性之不完美,如此更浮現一種巴贊之電影視野-在放大鏡的科學辦案下,在攝影光學的機械捕捉中,揭示出徘徊在「非理性生命和理性動物」的人類命運。也是將電影作為一種非完全理性的生命衝動揭示,華格教授甫於2020年,出版了其數十年研究大成-《巴贊電影理論:藝術、科學、宗教》(André Bazins Film Theory - Art, Science, Religion),其中有意識地跳脫某些學界巢臼,如無神唯物辯證、馬克思主義教條,還原戰後巴贊思想發生的初衷,爬梳巴贊現實精神的實踐,統整巴贊跨域思考的連結。
    以華格教授的研究出發,或許我們可大膽假設,宛如他終其一生為「非純電影」辯護,巴贊試圖追求的,可能是一種「非純理論」,如這個非常規理論家,不斷揭示、呵護一種非純藝術、非純科學、非純宗教,以短暫的一生,以世界之殘酷、人之不完美,於人間撫視「電影理論的犯罪現場」。

    反「人類中心」之藝術智慧實踐

    -Anti-Anthropocentric Anthropocosmomorphism
    一反法國某些無神唯物學界,長期引領風潮,將巴贊論述縮減成天主教唯心人道主義一個戰後分支,充斥以人為中心、傳統人文主義的保守色彩,華格教授這本巴贊專著之最大貢獻,可能在於提出一個讓巴贊研究脫胎換骨的真知灼見-巴贊思想如何為反「人類中心」(anti-anthropocentric),他又如何以科學論證、宗教情懷與藝術智慧來實踐。筆者試圖將華格教授的論點,統整如下:
    • 人作為物種之非理性「生命衝力」
    巴贊研究的一個難處,在於其大量論述常以星期小報月刊影評呈現,形式上表現出一種繁雜、跳躍與分散性,長久被視為缺乏學科的嚴謹性。任教於美國三大理工學院的華格教授,卻從巴贊浩瀚的謀生書寫中,敏銳察覺這個法國影評人之深厚科學涵養,細緻爬梳巴贊與時並進的科學想像,意圖呈現巴贊科學觀驚人的一致性、實證性與幻想性。
    身為天資聰穎的資優生,巴贊自小熱愛數學、地質學和生物學,以優異成績考進當時頂尖學府,高等師範大學,接受嚴謹與最新的科學訓練。華格教授特別注意到巴贊對於數學的根基涵養與大膽想像,巴贊年少時受古典數學薰陶,現代數學衝擊,可說形塑其一生探索方向-如何跳脫古典理性的完美秩序,撫視宇宙非理性因素,沉浸於當代隨機的冒險,邁向未來未知開放。巴贊接收當時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宇宙觀,與海森堡「測不準定律」的科學知識論衝突,可說終身好奇理性秩序和非理性動能的張力。以此現代科學連結想像,巴贊在影評中,可以引用法拉第的電磁效應,論述個體主體性,與群體自然環境之相互動能。華格教授特別驚嘆於一般研究往往忽視的面相-巴贊如何大膽以微積分來探討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如何可以成為影像與現實交會關係的「漸近線」,呈現出一種藝術與自然物我兩忘之動態演變。
    除了數學,巴贊更對地質學和生物學情有獨鍾,並連結到其影像思考上,例如他如何以大河入海之地質變化,演繹電影語言的不斷演變,如電影在誕生之際,如何會合林林總總的江湖技藝,就像涓滴雨露如何匯集成細流;電影於默片時期強烈甚至乖張的形式探索,可說如同大河源頭激烈沖刷山谷,展現一種不怕暴力、玉石俱焚的年輕氣盛;電影慢慢累積成熟敘事,又宛如寧靜和緩的中流,孕育著無數生命故事;電影最後演變至自我忘卻外顯的形式、漂亮的敘事,宛如流入大海之生命大河,邁向開放未知,回歸自然之循環。
    探索電影藝術演化與大塊自然的動力關係,巴贊影像思想的關鍵與其說是地質學,更可能於生物學。與其當代學院長期將巴贊現實美學化約成天主教人道主義,華格教授精確地指出,巴贊為天主教叛徒、教廷異議者(dissident)。與其追求完美天堂的秩序理型,巴贊追隨的是非純粹理性的天主教異端-達爾文生物進化論,與柏格森生物創化論。自覺不同於史賓賽的「適者生存」社會達爾文主義,巴贊從達爾文得到的啟發在於,如何將人類物種演化,交會到藝術思想演變。巴贊認知人類從非理性生物演變到某種理性動物的痕跡,進一步探索人類初始表達與自然關係的心理需求,宛如拉斯科洞窟壁畫(Grotte de Lascaux)預言萬年後電影的發明,一種人類意圖再現活在其中自然的「完整電影神話」。
    身為天主教異議者,巴贊的影像思考從另一個異議者得到根本的啟發-柏格森受教庭查禁的思想-非理性「生命衝力」(élan vital)。與其顯現一種完美的美學秩序,巴贊更在電影藝術發展中,撫視人類不理性、世界不完美的不斷生存演變;與其追尋藝術映照自身的純粹理型,巴贊將非理性生命因素,作為藝術不可或缺的帶動動能,不怕遊走「不純藝術」或「非藝術」的界線,如此站在理性天堂的對面,宛如一種普羅米修斯違反上帝意旨之後果承擔。面對七十年代以來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對巴贊自然本體論的不留情批判,德勒茲反其道而行,學習巴贊,以柏格森「生命衝力」出發,展開其《影像–運動》、《影像–時間》兩大著作,發現巴贊長鏡頭美學對人、對物的凝視,為電影開創一種「內容自主」(autonomie de contenu)之視野,近年來被視為「平反巴贊」之第一人。
    巴贊影像思考內涵人類演化、生物衝力,如此將人類視為物種,探索人類與其他物種與身在其中自然的關係,成就華格教授對巴贊思想的獨到觀察:「反人類中心人類世界演化主義」(Anti-Anthropocentric Anthropocosmomorphism)。
    • 平等生一切的攝影機視野
    巴贊思想的「反人類中心」,不僅於當時的科學知識張力共振,更以一種面對人類不完全理性的宗教情懷,提出具體的藝術實踐:攝影機的平等視野。
    五十年來,巴贊〈攝影影像的本體論〉,可說被後現代美學批判得體無完膚,表面上似將其視為天主教人道主義,再以無神論將其視而不見,深層上或許更呈現一種阿甘本所研究的後現代「本體懸置」焦慮,然而造成巴贊思想與後現代美學的強大張力,與其說是上帝,不如說是華格教授觀察到的,巴贊有意識提出、或無意識放下的「反美學主義」(anti-esthétisme)。
    人工藝術與自然現實的關係,這個西方哲人千古難題,對巴贊而言首先是道德問題,然後才是美學問題,這無關「道德至上主義」或者「自然至上主義」,而是「天地不仁」和「人類作為物種」的關係。巴贊的思想與其說是「反美學主義」,不如說「非美學主義」,他將美學主義視為人類物種演變的一環,並相信美學不是「為藝術而藝術」,也不是柏拉圖的永恆理型,而是一種班雅明面對未來主義的「藝術政治化」(politization de l’art),如同巴贊宣稱:「美學將是社會性的,不然電影將穿越美學。」
    如同班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展現,巴贊認為攝影機的發明對人類有劃時代的改變,讓藝術從宗教轉向政治功能。若班雅明著重機械的無限複製功能,如何造成人類美學從神聖的單一原作崇拜,轉為世俗的大眾媒介傳播這樣的質變,巴贊則著重攝影機的無差別紀錄功能,讓人類影像創造從主觀的人為繪畫,擴增一種客觀的機械無意識細節。華格教授特別注意到,巴贊對攝影機之跨域思考,如同科學上的顯微鏡觀察肉眼看不到的細菌,還是望遠鏡觀測數光年外的星體,攝影機的光學運作讓人類可觀察到超越自身掌控的無為自然。巴贊更關心以攝影機為媒介的跨藝術思考,如他一連串關於戰後藝術紀錄片之研究,如雷奈拍攝《梵谷》、克魯佐拍攝《畢卡索的秘密》,可說繪畫與電影的媒介對話,攝影機械擴增了傳統手工藝術的多種可能,如時延變化,蒙太奇效應,看見無意識無為自然。
    攝影機無差別自動化機械性,對巴贊而言帶有一種政治性,能探索人類與無為自然的多重關係,我們可以從藝術、道德、甚至宗教來看。巴贊特別注意到,在電影誕生之際,作家紀德回憶第一次看見盧米埃影片不經意拍到的背景,鳥怎麼在飛、樹枝怎麼在動,感到一種未曾有的啟發式悸動,攝影機無差別機械性,讓人重新發現身在其中的自然,人類物種對無為造化的共振靈感,讓巴贊共鳴康德美學,宣稱:「自然是藝術家」。
    從法西斯官方導演轉變成新寫實地下導演的羅賽里尼,於四十年代末表達他的藝術沉思:「現實就在那裡,為何要改變它?」這句話受到極左極右,尤其是馬克思學派猛烈攻擊,認為這種自然主義的方法,不僅無助改進現實,深層更呈現一種天主教反動色彩的宿命論,然而社會悲慘確實存在,並非只能由馬克思烏托邦意識形態來改造,首先更要盡量減少人為干擾,被如實看見。彷彿回應批評,羅賽里尼於1950年拍攝《火山邊緣之戀》(Stromboli),特別將當時如日中天的好萊塢耀眼明星-英格麗·褒曼,丟到西西里島最貧窮的鄉間,以村姑的姿態面對火山爆發。幾個月前還在好萊塢人工影棚熠熠生輝,這個巨星現在卻在地表最窮鄉僻壤的地方灰頭土臉,並且不斷問導演:「你為什麼一直拍我的背?」羅賽里尼追尋一種產業明星與背景自然的平等方法,電影的主角不僅是英格麗·褒曼,還是背後灰僕僕的火山,如此人與自然互動的對等嘗試,好萊塢巨星最後被說服了,和導演繼續拍攝四部電影。新寫實電影中,自然並不是可有可無的敘事背景裝飾,藝術家發展自然現實與人類物種平等視野,造成一種道德變化。
    巴贊終從攝影機無差別自動性,望見人類物種的宗教情懷。華格教授發覺,巴贊書寫的扛鼎之作,不僅在其洋洋灑灑的理論奠基期刊論文,更可能在於他數頁對單一影片的謀生影評-〈《鄉村牧師日記》與羅貝爾·布列松的風格化〉,其中,文字、電影面對生命現實,相互辯證「加成」,共振人類影像的精神性。原著小說和電影都專注一個主題:死亡,一個平凡牧師如何在人心荒蕪的鄉間死亡,影像如同文字,看見、伴隨平凡不完美的日常受苦生命,布列松意識到:「如同眾生面對死亡之平等,萬物在攝影機鏡頭撫視下平等」。見證萬物死生命運,共鳴一種文字的大道無言,布列松最後特意錄製一種空白鏡頭,以空白辯證一種人類想望:「死亡不是痛苦結束」,而是一種希望開始。


    與他者地獄之「連結救贖」
    與其以某學派美學主義批判巴贊「人文主義中心」,華格教授研究指出,巴贊思想不僅在於「反人類中心」,也在於「反柏拉圖」(anti-Plantonic)、「反美學主義」(anti-aestheticism),並與菁英主義保持距離,與他者地獄共鳴。
    巴贊清楚意識到法國菁英學派如何作為一種「柏拉圖天堂」(Platonic heaven),一種優雅迷人的古典理性品味。華格教授發現,巴贊如何與百年傳承之法國智識菁英階層保持有意識之距離,例如與無神論「淨化語言」的保羅·梵樂希(Paul Valéry)或是天主教理性主義的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他們背後似都有一種不可撼動的菁英美學主義;華格教授進一步指出,對比如此精英成長於「學術機構支持的跨國劍橋、耶魯研究」,巴贊書寫之成熟,「來自小報媒體即時文章的累積鍛鍊」。相對法國學院菁英「柏拉圖天堂」,巴贊一生為從民間到民間的在地人民實踐。
    即使清楚意識到法國智識菁英的「柏拉圖天堂」,巴贊「反柏拉圖」思想並不是與其作零和的碰撞,而是和其產生一種互動或保持距離,就如同其現實電影視野和其他電影重要思潮的關係(如【圖一】);我們可以概略地說,巴贊清楚愛森斯坦提出蒙太奇的目的與效應,其如何傳承黑格爾唯物辯證,背後如何為蘇維埃烏托邦,一種「人征服自然」意識形態;巴贊也對好萊塢古典類型作出研究,認為西部片的發展宛如荷馬史詩,提供一種「人超越自然」電影英雄敘事快感。巴贊「人身於自然」思想和其他電影思潮的關係,並非意識型態與意識型態之零和遊戲,更像個別提出一家之言,相互在人類物種的思潮張力中流動。
    如此思潮張力更表現在巴贊的「反美學主義」上(如【圖二】),巴贊完全清醒,以一種對柏拉圖理性秩序的不斷懷疑,站在千百年傳承菁英美學主義的對面。巴贊的「反美學主義」可說與他稍早約十年的班雅明,或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思想互相輝映。面對未來主義美學與法西斯政權融合無間,班雅明在自殺之前寫下「新天使」(Angelus novus)彌賽亞末日預言;若班雅明反美學主義時間軸,是從現在當下,直到未來末日,他的友人奧爾巴哈,在其著作《擬真-西方文學再現真實》(Mimésis :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 réalité dans la littérature occidentale),探索現實文學如何「反抗」(révolte)柏拉圖菁英美學,時間軸更從現代,向前推至三千年前。兩股思潮對決的張力交會,宛如人類文明之千年錦織。
    若說巴贊提出的二十世紀現實電影,可以「歷時」連結現實文學之三千年「反抗」,巴贊關於「他者」(Otherness)的思考,更可「共時」戰後歐陸哲學的發展,尤其與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共振。非學術科班出身,身為哲學愛好者,青年巴贊於戰後,在頂尖哲學期刊《精神》(Revu Esprit),發表其理論發展論文,即展現他對現象學豐厚的涵養。與如日中天的哲學家沙特,可能在相同的左岸咖啡館,一起喝過咖啡,但對比存在主義之無神論、虛無主義,沙特寫下「他者即是地獄」,巴贊思考的更是,如何「與他者地獄連結」,不僅是連結人與敵人,人與天地不仁的自然,也是連結另一個他者異質世界,從中發覺一種「連結救贖」(redeeming connections)。
    另一個他者地獄,比如異質文明,比如身後世界… 巴贊的幽靈,五十年來雖在祖國首都巴黎,被何其優雅地視而不見,卻跨海飄過大西洋,被美國發覺承擔;巴贊的幽靈,上世紀甚至橫跨半個地球,來到了東亞。在其大作《電影是什麼?》尚未翻成中文之前,巴贊死後遺留的想像,即在台灣掀起新浪潮,在中國造成第五代。或許巴贊天地不仁的觀想,不用文字,即共鳴東方,藝術和自然兩忘,看見一種「細草微風岸」,感知一種「潤物細無聲」…
    生前即意識到其與西方千百年傳承菁英主義之距離,身後也不斷遭遇美學、形式主義之學院批判,巴贊實以民間承擔與精神實踐,越過「柏拉圖天堂」與馬克思唯物辯證,並使其在人類思想演變中流動,伴隨其〈電影筆記〉弟子,死後開啟法國新浪潮之風起雲湧,其影像思想並越過國界、文字,啟發他者世界之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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