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長篇歷史小說寫作
二〇〇三年冬天，新英格蘭被強烈的風暴襲擊，陷入一片白茫風雪，讓必須從住處步行二十分鐘才到達哈佛園的我苦不堪言。那天我一早就冒著大風雪去科學圖書館工作，中午過後則在地下書庫手忙腳亂的收拾，要趕往東亞所去見一個人。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此人給自己取的漢名叫做歐立德，我只知道他的本名 Mark C. Elliott，是新清史的重要研究者，剛剛受聘到哈佛。
我趕在最後一秒抵達歐立德的研究室門口，不過他本人遲到了。約定的時間過了五六分鐘之後，一個穿著鐵灰色長大衣的修長身影出現在長廊彼端。當時的歐立德年輕得出乎我的意料，後來我才知道當時他確實年輕，才三十五歲。我們在他的研究室裡談了大約半個小時，若不是口音問題，我幾乎要興起跟一位英格蘭紳士交談的錯覺。
那次晤面其實沒什麼重點，但確實滿足了我對新清史的好奇。儘管那時候我有好幾篇論文在趕工，本來已經睡眠不足，但還是熱心的把歐立德的新書看完了。那是一本近六百頁的大書，即便扣掉書目註解索引，正文也將近四百頁，但書中世界引人入勝，或者至少對當時的我來說是如此。
那本書有個揭示重點的書名《滿洲之道》（The Manchu Way），是歐立德升等著作，也奠定了他在新清史領域的地位，我則透過這本書而大致理解了新清史的理念和研究方法。雖然當時的我沒有因為高度的興趣而放棄手邊的科學史研究，但多年以後，當我興起撰寫《納蘭成德》歷史小說的念頭，新清史主張的滿洲觀點很自然的成為我的第一個考量。
當然，小說不可能全然合乎史料記載，但我謹記從滿洲人的眼光和角度來思考清帝國的原則。《納蘭成德》的故事最困難的地方還不是多語文史料的閱讀或歷史考證，而在於故事發生的康熙朝初年本身就是一個文化碰撞的時代，不僅皇權與宮廷政治的邏輯和熙朝中後期不盡相同，特權階級的生活文化也帶有鮮明的文化混雜色彩，是寫作過程中經常需要仔細拿捏之處。
雖然歷史小說不是歷史，不過還是能夠透過留心細節來打造歷史感與現實感。例如清初朝廷的多語現象就是我認為不可馬虎的細節之一。《納蘭成德》的故事中人至少使用了滿蒙藏漢四種語言，設法讓讀者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多元性，也是寫作過程中既頭痛又有趣的環節。最近《垂楊》剛好連載到恭親王常寧、保和殿大學士索額圖與兵部滿尚書明珠乾清宮御前奏對，初議三藩軍務，這個場景因為君臣都是滿人，必然滿語交談，因此身為漢軍旗人的張英奇就聽不懂，必須靠著自幼通曉滿語的曹寅才能粗知大概。有時候這類「語言隔閡」還成為情節重點，抽離了語言就無法展開情節。
語言以外，時間差距造成的觀念差距也是歷史小說不能隨意讓步之處。這類話題很多，留待日後閒時再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