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族排外情緒的歷史根源及對當下的影響

緬族帝國遇上大英帝國

在十九世紀前半遭遇英國之前，緬族自許天下無敵，除了四度擊潰入侵的中國軍隊，又四處侵略、消滅泰國的大城王朝、西邊的阿拉干王國（今若開邦）、阿薩姆王國（今印度阿薩姆邦）、曼尼普爾王國（今印度曼尼普爾邦）等周遭國家，用血腥暴力俘虜其他族群去幫他們耕種，因為當時伊洛瓦底江河谷一直缺乏耕種人力，而因為需要人力發展經濟和發動戰爭，緬族更不停對外發動戰爭。

而在佔領了阿拉干王國等地後，因為緬族滅了阿拉干王國，緬族王國認為英國占領的孟加拉是阿拉干王國故地，緬族國王自認是阿拉干王國的後繼者，所以孟加拉應該是他們的。

因此緬族帝國開始派遣使者，連絡南印度的馬拉塔帝國、北印度的蒙兀兒帝國、旁遮普（今巴基斯坦）的錫克帝國等地，想要夾擊當時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雙方最終在1824年發生衝突，爆發第一次英緬戰爭。

當時，緬族自詡所向無敵的軍隊與英印聯軍交戰，雙方損失慘重，英國遂在仰光發動兩棲登陸奇襲作戰，緬族軍隊潰不成軍，英軍兵臨首都城下，「天下無敵」的緬族國王Bagyidaw割地求和。許多被緬族滅國的獨立王國土地，日後均成為印度東北邊境特區的一部分。

緬族當時自認天下無敵的自信心因此碎了一地，此時更成為日後排外民族主義思想的起點，日後的軍政府更將1824年定義為日後有沒有資格成為「緬甸的一份子」，誰是「本地人」、「跟著外族來的占領者」或頂多算是「客人」的截止點。

殖民管制政策與人口流動的「多元社會」

而在經過1852、1885年兩場英緬戰爭後，英國將緬族王國併入英屬印度，作為「緬甸省」，並切割成三等份—伊洛瓦底江谷地的緬族地區（英國直接治理）、靠近泰國以撣族為多數的高山地區（土邦酋長宣誓效忠後自治）和偏遠山區（酋長自理）—進行統治。許多人會指責這是殖民者玩弄「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統治策略，從而造成日後衝突的根源。

然而，上述說法與現今強迫少數民族「緬族化」的緬人民族主義者說法無異。因為這些地方自古即是多族群地區，緬族只是「滅了他人國家」後，將之變成自己的疆域。英國是依照當地情形進行直接和間接統治，不過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也因此產生了更深刻且不同的身分塑造與認同。

而緬族排外—特別是針對印度人—的情緒，則是跟英屬印度的人口流動有關。緬族王國統治伊洛瓦底江谷地時，即因人力不足而四處征戰、擄掠人口來為其耕作，維持經濟，英國不過師其故智。而英國既已征服印度，許多英屬印度下的印度人和穆斯林不論是受英印當局勸導移動，聽聞口耳相傳的美好傳言前往發展，還是回歸故土（若開等地曾是許多穆斯林的故鄉，他們因英緬戰爭和災害等流亡孟加拉）等情況下，大批印度人和穆斯林湧進緬甸。

這些印度人從事一方面緬族不願做、英國不願讓緬族做的各種工作，一方面也因為湧入的印度人是便宜外勞，壓低了緬族人的工資水平，不僅弭平了緬族內部的階級差異，更引起緬族對外人造成生活水平低落的不滿。而隨著先後時間到來、說不同方言的穆斯林群體，更和佛教為主的緬族人產生許多衝突，導致排外情緒高漲。而外來人口增加及宗教的進入，更導致了緬族和佛教的生存危機感。

這些群體在大英帝國統治下，捲進全球資本主義，形成了市場上各族群分工合作，但生活毫無交集的「多元社會（plural society）」。其中，英國公司、印度人和數量不多的華人主宰了市場，從而控制了英屬緬甸出口導向的稻米產業中，最脆弱的緬甸小農，克倫族、克欽族等少數民族成為軍隊核心。本來高高在上統治這些族群的緬族瞬間變得比這些人地位更低落、生活更困苦，歐洲人在比較後，緬人還被認為是慵懶且不尚武的族群，這讓曾經騎在他人頭上耀武揚威、武功鼎盛的緬人內心早有不滿情緒：「我們緬人憑什麼被這些人踩在頭上？」

而在1930年代經濟大恐慌，來自印度的柴提亞人（Chettiars）掌握了銀行借貸命脈，藉此掌握了大量的土地，緬族農民遭到剝削。[1]緬族人面臨困境，不僅內心憎惡其他族群，更因為經濟大恐慌而繳不起稅、還不了這些銀行業者的錢，因此緬族使用了他們祖先的手段處理這件事：「暴力」。這場暴動造成了數百人傷亡。

翁山蘇姬之父、日後的翁山將軍就於此時竄起。與老一輩受到牛津、劍橋等高等教育，從事溫和對抗追求議會體制的前輩不同，這些人受到當時流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強調種族主義的法西斯主義影響，並混雜已經萌生的民族主義，以及運用不滿外來移民和大企業的民粹情緒，組成各種組織來抗爭和壯大自己。他們自稱德欽（Thakin，主人之意），強調這個地方是他們「緬族」的，不是殖民者、跟著來的外來移民和少數民族的地方。

在抗爭之下，1937年英國讓步，不僅將緬甸從印度分立出來，並成立當地議會。這些人不僅大力散播印度裔、穆斯林等外來移民是佛教的威脅，更在1939年透過議會的權力，開始通過各種排外法案。

而隨著日本帝國軍隊橫掃東南亞，將英國逐出緬甸。當時和日本合作的翁山等人成立「緬甸國民軍」，協助日本軍隊進攻緬甸外，也針對當初使緬族不滿的少數民族、外來移民極其後代進行報復。他們沿途對克倫族、印度裔等燒殺擄掠，五十萬印度裔逃亡印度。

建國與緬族化政策

二戰後，英國工黨艾德禮政府為重建國內，加上印度獨立後緬甸失去戰略地位，因此倉促自緬甸撤退撤退。而翁山等人在日軍敗象已露、戰爭未結束前，便轉向同盟國協助英軍作戰，因此取得有利地位與英國談判獨立，強硬要求「緬甸要完整地獨立」，意即即使那些地方本來也是緬族征服的少數民族領地，他們不當小孩子，所有領土「我全都要」。

翁山此時作為成熟的政治家，試圖透過聯邦制與少數民族談判以建立國家和軍隊（當時緬甸軍隊中有一半以上是克欽、克倫等少數民族）。但他遭到暗殺後，緬甸旋即陷入內戰，少數民族中的克倫族、緬甸共產黨等兵臨仰光城下，靠著克欽族協助轉敗為勝。隨後這批人又面對逃亡至邊境的國民黨殘兵，經歷血戰後才穩定下來。

然而當緬甸穩定下來後，緬族為主的國家「緬甸」一邊清洗掉軍中的克欽族軍人以掌握軍隊、透過聯邦制談判來穩住邊境少數民族，一邊開始推動「緬族化」政策，來進行種族文化的迫害與滅絕。到1962年軍方奪權後，不僅施行鎖國政策，除推動「緬甸式社會主義」，更強力地推行緬族化政策與歧視政策。

簡而言之，現實的挫折、歷史的恥辱、宗教和族群滅絕的恐懼，是緬族排外的原因。軍政府更為了遮掩治國無能、鞏固自身統治正當性，不僅不願改善此種困境，去選擇重複灌輸此種意識形態，強化過去延續的種族仇恨，將少數民族塑造成敵人、加以清剿、迫害、同化，以建立「軍人統治才能帶來穩定」的形象，來確保自身統治。而少數民族反抗，則演為證實軍方言論的行動，強化了大緬族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謊言，更深信外來族裔的不可信，以及推行緬族化的必要性。

理解位於「十字路口」的緬甸--讀《變臉的緬甸》 | 黎胖 - vocus

羅興亞危機導致民主女神光環落盡，而國內民族衝突的紛擾、軍人的政變、國外地緣政治的角力和大國在印太地區的競逐，再再牽動這個位處戰略十字路口的國家。這個國家為何至此？政變後將走向何方？又會牽動哪些變動？本文藉由介紹《變臉的緬甸》這本好書，娓娓敘說近代緬甸的內外變遷，並反思台灣與緬甸民主化後的不同。

召喚過去榮光和恥辱形塑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配合著政府宣傳、教育、口耳相傳、鎖國等方式，加上對現實的不滿，因此深深烙印在緬族人的記憶之中。就如同解嚴後的台灣，至今仍然有五百萬以上的選民支持轉型前的威權政黨、嚮往過去的時代，這種黨國意識形態深刻進腦，根深柢固，成為台灣難解的結。緬甸的處境亦然，上述的歷史、意識形態等影響，是緬族目前難以改變他們排外情緒和仇視少數民族—特別是印度裔穆斯林—的情況。

民選政府的困境

翁山蘇姬及全國民主聯盟政府能夠統治國家，有著人民的支持、翁山兩代的光環和國際聲援，軍方正是看中翁山蘇姬的國際能量能帶來國際援助和投資，讓他們能夠發大財，也才願意讓步。這係因為軍方跟緬甸多數企業都有裙帶資本主義關係，這些人會因國際投資而獲利，但當國際制裁後，受傷的都是沒有關係的緬甸企業。

翁山蘇姬執政後，政權仍不穩固，沒有能力在短短幾年內改變過去幾十年甚至百年的排外仇恨，即使他們願意改善少數民族的人權，選擇的能動性亦極為有限，也沒有能力控制軍方和軍方豢養的鷹犬對少數民族排外。換言之，能動性非常有限。然而國際社會卻沒有辦法理解民選政府的困境，全面抨擊、撤走支持等行動四面出擊，使得民選政府失去維持民主化的國際支持，最終導致軍方政變。

而西方長期嚴厲的制裁事實上只是傷害人民經濟和減少自己在緬甸已少得可憐的影響力，不僅火上加油，促使緬族人民更加支持迫害他者的措舉，或許只是更難改善少數民族權益。而與緬甸素有歷史淵源、身為區域民主大國的印度，儘管在軍事、經貿等議題上和緬甸展開合作，但在民主、人權議題上與歐美亦步亦趨，加上國力與中國仍有差距，不足以成為區域平衡者。相對的，深耕多年、既不在意民主、也不在意少數民族權益、只在乎經濟利益和緬甸地緣政治的中國，其經濟力量將趁隙長驅直入。

只是緬甸軍政府並不信任中國。中國當年「輸出革命」，協助緬共和少數民族和緬甸軍隊作戰，直到90年代才達成短期的邊境和平，長期的經驗使軍隊並不信任中國，而近來中國經濟大量進入緬甸，使人民對中國也心懷疑懼。

然而，歐美等國因為制裁導致影響力下降，加上印度和緬甸之間的交通困難，印度經濟的影響力亦不足以平衡中國，而加入東協後，東協各國亦無力提供比中國更好的投資金流，使中國仍然在緬甸有不少影響力。因此，翁山蘇姬的上台是一個在博弈舞台上平衡中國的好選擇，但既然現在翁山蘇姬無法讓西方提供更多投資，那麼對軍方而言，她就只是個可能威脅軍方權力的危險人物。

反思

緬族人可能支持民主，但未必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上讓步，改善少數民族的人權和自治權益。正如同中國人可能支持民主，但未必會在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上讓步，讓西藏、新疆等地脫離中國，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主流民族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僵化顯現縮了改善的選擇，即使民主化也不能改善。

過往歷史造就了緬族的排外情緒，然而軍政府運用這些歷史和情緒來強化自身統治，從而導致了難解的困局。民主化以後的政府不僅權力不足，也未有充足的時間應對，就遭到過往盟友強力反彈和國際譴責，更導致改善寸步難行。

現今民主再度遭到挫敗，軍方再度掌權，或許將導致改善少數民族地位和人權的措舉更難以推動。事實上，正如同少數族裔洛興雅領袖穆罕默德（Dil Mohammed）所言：「我們洛興雅人強烈譴責這場意圖扼殺民主的惡行。」他說：「我們呼籲全球社會挺身而出，不惜任何代價恢復民主制度。」[2]

為什麼他們這樣說？因為民主制度雖非最有效能的制度，但卻是最能有效保障人民權益的制度，如果失去民主制度，不就如同回到過去最殘酷、毫無改善和對話空間的軍政府年代嗎？這樣才是真正的倒退。所以即使世界各地譴責翁山蘇姬執政後對此議題的失職，但是當事人看得很清楚，明白解方就是「民主制度」。希望緬甸民主制度能夠維繫，並重新成為改善緬甸國內衝突的橋樑。

[1] 更細緻優質的分析請參鄭紹鈺的好文。 [2] 參見中央社2/1的新聞〈緬甸軍方政變奪權 國際社會怎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