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專訪｜「若香港是個受傷的人，我希望透過電影療癒他」──專訪《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

「我很希望這部作品，是屬於每一個有良知、有公義，為香港流過眼淚的香港人。」2021 年，第 58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透過越洋畫面在典禮上進行得獎感言，為典禮一大重點時刻。本片以 2019 年開始之香港反修例運動為主題，詳盡描繪香港民主運動發展，與大時代底下的抗爭者故事。今（2022）年 2 月 25 日，本片將於全台院線進行放映，與台灣觀眾正式見面。

距離去年坎城影展，那場如風暴突襲般的世界首映，如今已半年有餘。臺灣院線發行前夕，在接受《釀電影》專訪時，周冠威談及對《時代革命》敘事策略的設計、放映發行的想法，還有他對電影、對創作的理解與寄望。

周冠威（以下簡稱周）：在一開始進行資料蒐集的時候，我沒有這麼多想法，就只是先讓自己去試看看，先到現場感受一下。在現場，我會被示威者罵，他們問我來自哪家報館、哪家媒體？很害怕自己的臉孔被鏡頭記錄下來。當我說出我是《十年：自焚者》的導演，他們才改變態度信任我。透過這份信任，我便開始去做人物專訪。

我有一個想法，我希望這套紀錄片可以讓外國觀眾，對事件背景沒有理解、像一張白紙的觀眾，都能明白整個香港民主抗爭的發展。於是，我慢慢摸索「大事件」與「小人物」如何進行交叉剪輯。整個事件太大了，大到難以消化，所以，需要靠人物去消化，通過小人物，幫助觀眾帶入感受，我們也可以理解整個大事件的過程。但是，反過來說，若單單僅以受訪者為重心，則會看不到大事件的背景脈絡。所以，我努力地想做到兩者之間的平衡，這是我在敘事方面的思考。

周：我有位商人朋友，他看過《十年：自焚者》之後，邀請我來拍攝這部紀錄片。起因是他有很多的外國商界友人，完全不知道香港面臨甚麼樣的情況。整件事太複雜，他沒辦法簡單地解釋。於是，他想到一個方法，就是透過紀錄片，可以讓觀眾一看就明白。所以，他出資贊助我拍攝，我亦有熱忱去拍攝自己的家鄉。

除了這個早期想法之外，我也希望作品是完整的。不是只拍給現在的香港人看，而是給世界上所有人看。甚至，我希望，在幾十年之後，這部電影都有歷史價值。可能五十年之後的香港人，都能透過它去明白五十年前發生甚麼事。這是我的自我要求。

周：其一，在這場運動，媒體都強調抗爭者很年輕，但當你親自到了現場，眼光會再開闊。我見到有運動員、有校長，有各行各業的香港人，都蒙面走上現場，與他們相熟之後，也會聽他們聊天與對話。所以，其實各行各業的香港人都在前線出現，不一定是學生，這是在現場感受最深刻的，我自己都想不到，原來他們也會蒙著面去到現場。

其二，這個過程讓我與他們更親近。蒙面充滿未知，而未知帶來恐懼，普羅大眾對於抗爭者可能都抱有一點恐懼，但是，到現場聽他們對話，這個過程讓我對他們更加理解。有時候，我也會與他們一起吃飯、一起談天，其實前線的手足並不是這麼難理解，他們就是與我們一起生活著的香港人。

再補充一點，《時代革命》有很多受訪者是年輕人，其實拍攝他們也有點困難（笑）。因為他們年輕，有些方面沒甚麼紀律，現場做交代也不是很清楚，有時候已經約好，我自己裝備都帶好、心情很緊張啊，他們卻沒有出現，原來還在家裡睡覺（笑）。

有時候，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對電影拍攝來說，每天開工都有預算消耗，但沒辦法，還是要尊重。在現場，也會看到他們本來就身為小朋友的面向，會談笑、會打鬧，有時候也會找不到人。

周：我拍攝有個小原則，就是受訪者去哪裡，我就去哪裡。在理工大學（事件）之後，很多受訪者流亡臺灣，所以，我也跟著他們到臺灣，那時候剛好遇上選舉。對我來說，我只是跟著手足前進。但是，剪接階段，我也覺得把臺灣段落放進電影很適當。一場革命或是運動，不單只是香港的事，我想把它擴展到全世界。由香港講到臺灣，再講到對世界各地的影響，我覺得很配合電影結構，所以將這個段落放在電影中。

周：依靠分配，除了我之外，還有幾位攝影師一起進行拍攝工作。但是，我自己有個堅持，我做為一個導演，事後要訪問受訪者。所以，這週如果我跟著第一位手足，下週就會跟第二位手足。每一位，我都曾經跟過他們一起在現場出生入死，這樣能得到對方的信任，後面專訪也能做得更好。這是我工作的策略。

周：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有過很多創傷，電影有時候能療癒我，讓我走出去。所以，我更愛電影，因為電影幫助我很多，好像有種共鳴在裡頭，不是我瞭解電影，而是電影瞭解我。這種共鳴，大大影響我對電影的理解，也影響我在題材選擇上的偏好。我希望能接近受傷的人，希望透過電影去親近、去瞭解他們。如果，香港是一個受傷的人，我很希望《時代革命》能夠做到這件事。單單是這部電影的存在，我都希望它能發揮安慰的能力。最可惜的是，現在香港看不到這部電影，但我希望，在未來，香港人能夠看到它。

周：戲院經驗是我非常珍惜的東西。剛才講的共鳴，除了跟單一觀眾的關係之外，在戲院裡，電影是許多人一起同悲同喜，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憤怒，這會產生更大的安慰與共鳴。亦即「我不是孤單的」，我笑，大家都笑，我哭，大家都哭，這種「Together」的感覺，我覺得很有力量。

周：《時代革命》當中有個很讓我觸動的片段。在香港理工大學的時候，有位受訪者不願意離開，他想要有機會跟外面的人會合，他不想走，雖然他曾經有機會走。我身為一個紀錄片拍攝者，當時我也決定不離開，留在現場陪同他們。

這種心態，當我每一次在戲院⋯⋯啊，不對，我自己也還沒機會在戲院看。總之，當我每一次看到這個段落，我都會哭。通過這個片段，好像把內心的話吶喊出來，彷彿完全與我的內心世界相通，或許可以說是共鳴，但又像是人與人之間的溫暖與連結，很難形容。

有時候，我未必可以說清楚我自己的感受，但竟然能透過電影把感受拍出來之後，我就好像瞭解了自己。我冀望電影就猶如一場輔導，譬如我拍《幻愛》，當社工講到我內心的心聲，我感覺被理解了，那是很療癒的過程。

周：怎麼講呢？做為一個電影人，我主要是負責把戲拍好，發行方面，我已經很快交給國外的朋友，因為我如果在香港被拘捕，就沒辦法繼續處理電影，所以，我都把發行工作交出去了。不過，在坎城做首映的紀錄片電影，發行規模應該能夠更大，受關注的程度也會更高，我覺得可能有些政治上的壓力存在，國際發行因此遇到阻力。儘管登上坎城，在全球發行的廣度都不是很高，我想這並不尋常，目前只有在電影節入圍、放映，院線放映方面，臺灣是我們在全球第一個做到的地方。

周：對電影人來說，在香港做創作，我認為只剩下兩條路。一條路可能像《幻愛》，這是一部愛情片，完全沒有政治敏感，那可以繼續拍；另一條就像《時代革命》，如果你的題材有政治敏感，你要爭取完全創作自由，那代價是不能在香港放映、不能拿到資源。這是很艱辛的一條路。

以我自己來說，我不喜歡擦邊球的電影，但以現在的香港，就算有能力去擦邊球，也會很危險與困難。當然，第三個狀況可能是，有一天我被拘捕，只剩下能寫劇本（笑）。我是一個電影人，不管去到哪，我都還是希望我可以堅持繼續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