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駱駝的聖誕老人－耶路撒冷的基督歷史與文化流失

伊薩·卡西西（Issa Kassissieh）是任職於耶路撒冷基督教青年會的籃球教練；除此之外，他還是以色列官方認證的聖誕老人，也是世上唯一會騎駱駝巡城送禮的聖誕老人。卡西西擔任耶路撒冷聖誕老人的職位已有10年之久，尤其近幾年特朗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激化了城中的宗教、民族衝突，市政府為此還給卡西西加了新差事：挨家挨戶派送免費聖誕樹，以期過節的喜悅能沖淡對立的肅殺。

耶路撒冷身為三教聖地，自古即是戰火不斷。根據歷史統計，其曾二度被毀，並遭圍城23次、攻入52次、淪陷44次，除伊斯蘭勢力外，十字軍東征也改變了此城原有的基督文化地景。如今聖城雖久未離亂，但隱憂仍在，基督徒人口日漸稀疏，傳統過節方式也漸被商業化的「聖誕老人」取代，此城雖有基督盛名，卻羔羊流離。

在早期基督文化中，耶路撒冷的角色舉足輕重。耶穌出生四十天後，聖母與約瑟夫即將其帶至耶路撒冷第二聖殿（Second Temple），並遵從《摩西律法》完成了淨化儀式，這段經過即是獻主節（Presentation of Jesus at the Temple，又稱聖燭節Candlemas）的由來。《路加福音》（Luke）中對此也有所記載：

老漢斯·霍爾拜恩（Hans Holbein the Elder，1460-1524）作品《獻主節》（Darstellung Christi im Tempel）。（作者提供）

此外根據《使徒行傳》（Acts of the Apostles）第二章記載，耶路撒冷也是五旬節事件（The Event of Pentecost）的第一現場，經文描繪了各使徒受聖靈之力澆灌，使其得以用方言宣教的場景：

而大眾較熟悉的基督文化意象「最後的晚餐」（Last Supper，此詞並未出現在《新約》中，新教徒多用Lord's Supper；東正教用語為Secret Supper，俄羅斯東正教也多用「神秘晚餐」一詞，俄語：Тайная вечеря），其事發地點也在耶路撒冷。根據《馬太》（26: 17-30）、《馬可》（14: 12-26）、《路加》（22: 7-39）、《約翰》（13: 1-17: 26）四大福音書記載，耶穌於聖週（Holy Week）進入耶路撒冷城，民眾皆夾道歡迎；在見過各色人物與猶太長老後，耶穌與使徒們在週末聚餐。飯局中，耶穌預言自己將受使徒中一人出賣，且使徒彼得為求自保會否認他三次；飯後不久，耶穌即遭逮捕、審判，最後於十字架上殉難。

上述宗教經典的記載，其歷史可信度雖不高，卻體現了耶路撒冷在早期基督文化體系的重要地位，並在觀念與實踐不斷互構、異化中，形塑了後世基督徒的認知與行為。例如大約從西元四世紀開始，基督徒便有至耶路撒冷朝聖的傳統，《波爾迪加拉之行》（Itinerarium Burdigalense，又被稱作《耶路撒冷之行》Itinerarium Hierosolymitanum）即為朝聖文化的代表產物。此書由布爾迪加拉（今法國波爾多）的匿名朝聖者所撰寫，記載作者於333年－334年的朝聖經過，其先翻越意大利北部、多瑙河山谷來到君士坦丁堡，再穿過小亞細亞和敘利亞抵達耶路撒冷，返程則取道馬其頓、奧特朗托、羅馬和米蘭，一路走回故鄉。雖說也有學者認為，此書其實是一部「編纂精良」的基督文學作品，但仍突顯了耶路撒冷的文化地位。

然而要建構耶路撒冷的重要性，除宗教經典外，政治的助力也不可或缺。耶路撒冷雖一度因羅馬帝國迫害基督教而沒落，但隨著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the Great）於西元313年頒布《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基督教成了合法宗教，耶路撒冷也在君士坦丁一世與其母海倫娜（Helena）贊助下，成立了聖墓兄弟會（Brotherhood of the Holy Sepulchre），以打理當地教務；325年，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First Council of Nicaea）召開，這也是歐洲基督圈首次召開世界性會議，會中褒舉了耶路撒冷的重要性；451年，迦克墩公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在小亞細亞召開，此次會議除了導致亞歷山大科普特正教會、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等東方正統教會（Oriental Orthodox Churches）分裂出去外，也讓耶路撒冷主教被提拔為牧首（patriarch），耶路撒冷從而躋身羅馬、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與安提阿之列，成為五大牧首區之一。然而此次晉升看似風光，但在現實政治的實踐上，耶路撒冷教務仍受他人管轄，只是過往管轄者名叫敘利亞安条克教會，現則成了希臘東正教；此外，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從未接受＂五大牧首區＂的說法，而是一貫宣稱自己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

基督世界之外，阿拉伯半島的伊斯蘭勢力對此也是望穿秋水。根據古蘭經記載，耶路撒冷是穆罕默德展示「夜行登霄」神蹟之地：

上述經文中的「遠寺」（المسجد الأقصى），據傳即是耶路撒冷的聖殿山（Temple Mount）；而在伊斯蘭草創之初，穆罕默德領導的禮拜方向也是朝向耶路撒冷，而非麥加天房。基於上述原因，耶路撒冷成了麥加、麥地那之外的伊斯蘭第三聖地。

然而伊斯蘭勢力對耶路撒冷的征服，就如十字軍東征般，在信仰因素外，還夾雜了戰略與政治利益考量。耶路撒冷曾三度伊斯蘭化，第一次是西元638年，當時哈里發歐麥爾·伊本·哈塔卜（Umar ibn al-Khattab）的大戰略是擴張帝國版圖，並殲滅黎凡特地區的敵對部落與勢力，在其猛烈攻勢下，耶路撒冷牧首索菲尼斯（Sophronius）寡不敵眾，只能投降。當年城中人口多為基督徒，穆斯林當局對其並不友善，多有歧視與奴役情事，基督徒也在此後遭大規模伊斯蘭化與阿拉伯化，聖殿山更進入了伊斯蘭化的巔峰期，圓頂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قبة الصخرة）、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المسجد الأقصى）先後建成，直至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到來。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1095-1099）催生出更為血腥、複雜的局面。首先耶路撒冷的穆斯林當局早就聽聞十字軍即將到來的消息，並認定城中的基督徒必定會在兩軍對峙時通風報信，於是乾脆先下手為強，對其大肆屠戮；十字軍攻下聖城後，又大舉屠殺此地穆斯林，而城中僅存的「東方基督徒們」（東正教與東方正統教會等）則遭十字軍以「與穆斯林同流合汙」等莫須有罪名為由，被大舉逐出聖城，牧首則遭流放，最後其只好至君士坦丁堡尋求政治庇護。十字軍隨後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國（Kingdom of Jerusalem），並另設拉丁禮宗主教區（Latin Patriarchate of Jerusalem）來打理教務。十字軍東征雖打著拯救基督徒的大旗，但由結果觀之，其固然對耶路撒冷伊斯蘭化的力道有所遏止，卻也摧殘城中原有的基督文化地景，並迫害同為基督徒的東方兄弟，對其施以大規模的拉丁化。

1187年，薩拉丁（Saladin）擊潰十字軍，重奪耶路撒冷，東方基督教會再度得勢，但聖城也在埃宥比（Ayyubid）王朝統治下開始了第二輪伊斯蘭化進程，穆斯林當局在此大舉興建房屋、市場、公共澡堂與朝聖旅館。然而隨著王朝在13世紀陷入內亂，耶路撒冷繁榮不再，最後淪為荒涼的村莊。1244年，聖城被花剌子模傭兵洗劫，基督徒與猶太人因而倉皇出逃；1250年至1517年，耶路撒冷又改由馬穆魯克人（Mamluks）統治。期間馬穆魯克人仍持續與十字軍、蒙古軍交戰，地震與黑死病也間歇而來，百姓苦不堪言。

直到近代，約旦在1948年以阿戰爭時趁虛而入，佔領東耶路撒冷，更出於對以色列的仇恨與報復情緒，大舉搗毀聖成內的猶太古蹟，導致不可逆的文物浩劫；期間基督教整體雖未被嚴重打壓，卻也受約旦當局限制，不得接受國外捐款，導致許多基督徒遷離此地，是為耶路撒冷第三波伊斯蘭化，此波風潮直至1967年約旦敗退才結束。

然而除伊斯蘭勢力外，基督世界的內鬨也相當嚴重，只要伊斯蘭化的潮流一過，接著上演的就是教會派系的權力鬥爭，且各方人馬彼此仇視的程度，絕不遜於其對伊斯蘭的恨意。奧斯曼勢力崛起後，耶路撒冷遂成帝國版圖之一，享有米利特制下的自治權；但在17到19世紀，步步進逼的歐洲天主教國家紛向奧斯曼帝國請願，要求帝國讓自己支持的基督教勢力完全掌控聖地。蘇丹阿卜杜勒·麥吉德一世（Abdulmejid I，1839–1861），在煩不勝煩下，終於下了道詔令（Firman，波斯語：فرمان‎，土耳其語：ferman），令中詳細闡述了各派的勢力範圍，並劃分聖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各區的管轄權，且要求諸方皆不得越雷池一步，故名「現狀詔令」（Status Quo）。

根據詔令所述，整座教堂的管理權被分割給六大派系：羅馬天主教、耶路撒冷希臘東正教、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科普特東正教、敘利亞東正教與埃塞俄比亞東正教，前三者是主要的教堂監護人，其中尤以耶路撒冷希臘東正教的份額最大，畢竟耶路撒冷牧首的聖座就在聖墓教堂，其更掌有君士坦丁一世與海倫娜當年創立的聖墓兄弟會；羅馬天主教則主要委託的方濟各會（Franciscans）代為執掌監護責任。1757年詔令頒布時，恰好有架隸屬於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的梯子靠在教堂牆上，據說是供神職人員上來透氣用，結果也成為「現狀下的一環」，從此不得移動，其雖曾被狂熱教徒拿下，卻很快就物歸原位，直至今日。

然而詔令的目的雖是一勞永逸，卻也不過粉飾太平，各派仍是磨擦不斷。例如在2002年某個炎熱的夏日午後，科普特東正教的修士動了把椅子，避免木頭因久曝毀損，結果立刻被埃塞俄比亞東正教的修士們解讀為「深具敵意的挑釁」，最後兩派人馬爆發大規模鬥毆，並導致十一人送醫住院。類似事件層出不窮，只不過換了派系與導火線，但都遵循一定的發展邏輯，例如2004年聖十字日（Feast of the Cross）期間，耶路撒冷希臘東正教於聖墓教堂舉行慶祝儀式，結果有扇通往方濟各會聖堂的門沒關好，東正教修士也自動將其識別成「天大的羞辱」，最後兩派修士大打出手，這次沒人住院，卻因驚動警察而導致多人被捕；2008年的棕枝主日（Palm Sunday）上，也因類似事由爆發派系衝突，但這次換成到場協調的警察被盛怒的神職人員痛毆。維持現狀，或許向來不是件易事。

在耶路撒冷92萬人口中，約有59萬是猶太人，31萬是穆斯林，基督徒數量已降至2萬以下。原因在於，當地的基督徒多是巴勒斯坦人，但以巴衝突卻讓其陷入尷尬的矛盾中：在巴勒斯坦穆斯林眼中，他們是基督徒；但在以色列當局眼中，他們卻是巴勒斯坦人。這不僅是耶路撒冷基督徒的困境，也是全以色列基督徒的時代困局。以衝突最為激烈的加薩走廊為例，當地仇以情緒瀰漫，許多基督徒被聖戰份子當成代罪羔羊，受到暴力脅迫與對待，甚至被逼改宗伊斯蘭；但以色列當局對其也毫不手軟，常以反恐為由，在其進出加薩時加以刁難，拒發簽證，通往耶路撒冷、伯利恆的朝聖之路因而倍加艱難。在伊斯蘭化、以色列的隔離政策夾擊下，許多基督徒紛紛移居海外，如今加薩的基督徒人口數已降至1300人，且多為中高齡的長者，許多人更不諱言，自己恐是最後一代的巴勒斯坦基督徒。

耶路撒冷的人口以猶太人為第一多數，故基督徒面臨伊斯蘭化的壓力較小，但以色列的隔離政策卻迫使其與他區親族分隔兩地，難以共度聖誕節，許多海外的耶路撒冷基督徒也因為簽證被刁難，故而在返鄉之路上鎩羽。在老耶路撒冷基督徒的記憶裡，真正的聖誕節既沒有聖誕樹，也不存在聖誕老人，更沒有穿新衣、送禮物的習俗，人們通常會一起到教堂祈禱，接著拜訪親族，共享名為Matfool的傳統菜（也就是巴勒斯坦版的couscous）；如今的聖誕慶典，在其看來，不過徒具資本主義的奢侈、喧嘩，真正的聖誕傳統反在嚇人的寂靜中，一點一滴流失，悄無聲息。然而，對經歷過以巴戰火的他們而言，或許活著，本身就是件值得慶祝的事，哪怕日後要逐漸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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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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