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21|閱讀時間 ‧ 約 3 分鐘

「畢竟,東京的人太多了」

「我是『賣豆腐』的,『做豆腐』的人去弄咖哩飯或炸豬排,怎麼會好吃呢?」
「我是『賣豆腐』的,『做豆腐』的人去弄咖哩飯或炸豬排,怎麼會好吃呢?」
日本名導演小津安二郎有本文集,書名很有趣:《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小津這麼說:「我是『賣豆腐』的,『做豆腐』的人去弄咖哩飯或炸豬排,怎麼會好吃呢?」真不好吃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這豆腐的比喻真好。閱讀文集前,先看了電影《東京物語》。果然是豆腐的滋味。
電影情節很簡單。一對老夫妻,夫瘦而寡言,妻胖而和藹,從鄉下到東京來探望兒女。長子長女忙於工作,讓父母到熱海散心。熱海嘈雜,兩老不習慣,熱海一行之後就回鄉下。回鄉途中,兩老在大阪和小兒子會面。由小兒子和同事對話來看,他對奉侍老父母也不怎麼留心。親兒情淡,最重情的反而是在東京接待過兩老的守寡媳婦。後來老母親病逝,媳婦幫著張羅後事,情重可知。
評論這樣一部電影,最簡便的方式,是指責子女不孝。我不想這麼做。我寧願靜靜體會電影豆腐般平淡之下細緻而有層次的深味。小津回顧這部電影,說是「試著透過雙親的年邁與子女的成長描寫日本的家族制度如何瓦解」。順著這條線索,觀察空間 /遷移如何造成傳統家族制度瓦解之勢,該會比孝與不孝的辨證,更啟人思索。
親兒情淡,最重情的反而是在東京接待過兩老的守寡媳婦。
《東京物語》老夫妻長子、長女各自的住所都是公 /私複合的空間,並以此為點,對內同配偶子女,對外與顧客友朋,形成一完整的人際網絡。老夫妻之於這空間 /網絡,是外來者,而款待外來者造成的有形空間與無形網絡的重新調整,必然導致外來者與空間原居住者、甚至原居住者內部的緊張關係。例子之一,便是為了讓老夫妻寄住,長子兩名兒子對空間的使用權就相應被限縮。
那麼,空間 /網絡有無可能吸納外來者,在調節之後形成新的常態?有,但很難。「東京物語」裡火車的意象讓人印象深刻。火車在電影裡的作用是兩面的。一方面,火車之為現代交通工具,彰顯科技縮地有方。另一方面,車程費時勞頓,更突出了空間的遼遠。空間相隔,長子長女各與其配偶子女顧客友朋發展出穩定的人際網絡,老夫妻也與街坊鄰里發展出穩定的人際網絡,老夫妻與長子長女於是互為外來者,終究得回歸定居的所在。東京,只能是老夫妻旅行的目的地,不會是家。
對公婆的奉侍,固然是她情重,可未嘗不是因為奉侍緩解了她對自我的苛責。
相較長子長女,守寡媳婦所處的空間是有缺的。一張先夫遺像,以存在指涉不存在,並擾動著媳婦內心不易言說的掙扎與內疚。對公婆的奉侍,固然是她情重,可未嘗不是因為奉侍緩解了她對自我的苛責。
飾演媳婦的是傳奇女演員原節子。說來有趣,小津安二郎和原節子合作前其實不無疑慮:「聽說原節子不會演戲」。說這話的人大概只喜歡吃咖哩飯或炸豬排吧。
民國一百○二年三月十九日初稿於府城 刊於《中華日報》副刊「鵲廬有光」專欄(20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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