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12|閱讀時間 ‧ 約 33 分鐘

儒家治理與中國・一︱超越民主與專制,石之瑜:歸屬與支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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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31日,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舉辦石之瑜教授的新書討論會,活動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黃旻華教授開場、中山大學政治所榮譽退休教授廖達琪主持,並與政治學者施正鋒、台灣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兼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蕭高彥、《風傳媒》總主筆夏珍、台灣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曾國祥進行對談。
石之瑜教授的研究領域涵蓋國際關係、中國研究、政治心理學、文化研究與知識人類學,不僅學術專著等身,更對西方主流學術思想帶有強烈批判,且時常在兩岸媒體發表時評。此次新書《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Confucian Governmentality and Socialist Autocr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聚焦探討當今中國政體下,儒家和社會主義原則如何塑造公民與領導者之間的互動,同時期望超越民主與獨裁的二元對立。作為關心兩岸思潮的媒體,《香港01》獲邀前往採訪,此為系列報道第一篇,全部共三篇。


意識源起

石之瑜首先表示,自己很少處理民主化相關議題,但近年做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時,越做越感到有瓶頸。他觀察到,學者普遍無法推翻或檢討國際關係中的基本預設,包括無政府狀態、自然法、自然權利,而這樣的預設影響許多英語世界的國際關係、中國政治、中國外交論述,例如2018年中共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最長連任兩屆的規定,就在西方學界引發極大震撼,當然有的人也因此感到高興,「他們認為這個做法終於解決所有研究上的立場問題,中國證明了自己『畢竟不是我們之一』,我們把它當成一個邪惡存在來對待即可。」

石之瑜進一步指出,國際關係研究到最後,似乎都在找尋這種「最簡單的答案」,進而建立黑白二元論述,宛如小丑與蝙蝠俠的鬥爭,非常不負責任,而這些年國際關係理論界雖然一再檢討反省,卻碰到瓶頸,結果永遠沒辦法真正溝通。所以自己希望能發展出一種語言,從政治學的最根本假設進行檢討,來叩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為什麼人們會覺得,人權是一個最基本的存在?

從這個問題可以衍伸出很多連續扣問:為什麼看到其他國家有人權的壓迫,就會產生一種必須要介入的本能?這種本能是怎麼養成的?什麼樣的文化、思想,養成了這種本能,而讓人覺得自己的介入是理所當然的,讓人覺得自己的介入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實際上所有的介入,都是製造更多的問題?

石之瑜表示,要問這些問題之前,其實就必須要去思考,為什麼人們會把民主跟威權的對立看得如此理所當然?實際上在人們的實踐跟所建構的理論中,都不可能把民主跟威權變成兩個對立,但自由主義者就是有一種內在需要,來把民主跟威權變成是兩個對立。因此《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這本書,其實是想做一個打底的工作。

石之瑜接著回溯,自己一開始批判主流學術理論時,其實是從西方去找資源,例如後現代、女性主義等批判理論,因為這些理論的批判論述,即便英語學術界的同仁不一定接受,卻至少聽得懂,所以能做為自己的反抗同盟。但這種借助終究會有表達的困境,所以自己最後還是決定回歸非歐陸、英美的思想資源,也就是回到儒家的文本中,所以就有了《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這樣一本書。

歸屬與支配是關鍵

石之瑜說明,《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首先要批判的,就是政治學所假定的自由民主與威權獨裁的對比。因為一個社會要能組織起來、要能完成治理,絕對不是因為政體獨裁或民主,而得到治理;一個社會之所以得到治理,是因為這個群體的人,願意歸屬於這個群體,而領導人要實踐治理,就必須要形成秩序,也就是這本書主要討論的兩大元素:身分歸屬(belonging)與權力支配(dominance)。

所謂「身分歸屬」,是講一個群體如何產生一種歸屬;而所謂「權力支配」,則是指一個群體的秩序,是通過怎麼樣的一種思維、一種理所當然的假設,而把大家組織在一起,讓大家產生一種願意相互歸屬的情感。

石之瑜進一步陳述,自己要問的問題,是一個政治社會之所以能夠形成的最根本問題:人們如何歸屬?領導人如何支配?什麼樣的支配是人們可以接受的?什麼樣的情況之下人們相互歸屬?什麼樣的情況下領導人會通過政治歸屬去排除一些人來完成支配?石之瑜強調,自己要問的是歸屬與支配這兩個最根本的問題,而不是政府如何產生、是不是透過老百姓選舉。

石之瑜指出,去問了歸屬與支配的問題後就會發現,民主與專制雖然是兩種政府產生的方式,卻都不能運作脫離歸屬與支配的原則來運作。人們認為民主可以解決的問題,或者認為一個偉大領袖可以解決的問題,如果牽涉歸屬與支配,都不見得能依靠一種特定制度來解決。而一旦現有制度違反了歸屬與支配的需要,社會往往就會借助另外一種力量來解決,例如民主運作不下去,就會借助專制的方式,專制運作不下去,就會借助民主的方式。

例如,一個自以為全知全能的領導面臨的是:老百姓不願意告訴他,他們之間到底有沒有歸屬關係、老百姓怎麼想、老百姓到底手邊有什麼資源訊息與能力,這個全知全能領導其實是無法繼續統治下去的。而其結果就是,變化會在一個你沒有辦法預期的情況底下突然爆發,例如一個被認為已是完全完美的封控體系,因為新疆發生一場火災,就把整個封控體系瞬間改變了,這個封控體系裡面所有效忠的人,瞬間好像成了背叛者,但其實這些人自己都不能預測自己。

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個看似非常自由民主的社會,人們可以去投票,但最後產生出來的政府,就是一個貪腐且無能的精英統治集團,彼此不斷地交換位子與交互領導,而且還讓老百姓覺得,人是自己投票選出來的,老百姓懲罰了舊執政者,把執政者趕下台了,但老百姓沒有想到,過了3年5年舊執政者又回來了,同樣一批人不斷地交互執政,都是貪腐集團。顯然,系統已經出現問題,而所有自由民主體制的「內捲」(involution),就是走向法西斯主義,法西斯集團、集體主義、民族主義與排外的東西就會出現,接著就是各種「雙標」(double-standard)與不一致。

石之瑜指出,如果不把民主與專制看成對立,就能發現所謂「雙標」的出現,其實是一種循環(cycle),一種集體跟個體的循環。如果一個集體主義的權威文化,把個體壓制到沒有呼吸空間了,老百姓就會自己產生互助(solidarity),會自己創造呼吸的空間,這種時候暴政必亡;如果一個民主社會,永遠都是老百姓投票選出一個貪腐政權,最後什麼東西都不得治,所有的基礎設施都崩潰,老百姓就會主動去找一個能讓他們安心的領袖,來把群體的光榮重新找回來,法西斯就有了溫床。

石之瑜進一步陳述,所以民主跟專制不是兩分的,所有社會真正要處理的還是歸屬與支配的問題,當問題處理不了的時候,民主社會會去找專制的方法來解決,專制社會處理不了的,人民就會去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來應對。比較之後,從思想的角度來講,民主與專制兩分法其實是欺騙性的,是為了讓人們以為,我們的系統比另外一種系統更卓越,而且在我們「卓越的系統」裡面,都是老百姓在做決定。但現實根本不是這樣。

石之瑜補充,自己也希望能把這本書的關懷,與全球南方的思維、非自由民主的思維進行連結。所以最後一章就嘗試與Ubuntu(烏班圖,一種非洲式的世界觀,強調「我存在,因為我們存在」的精神)進行對話。未來自己也希望能跟蘇菲主義做連結,因為蘇非主義其實與傳統的中國先賢思想,存在互通空間。只要走出了過去的殖民母國,全球各地的固有思想幾乎都是關係導向,很少有個人主義這種內涵的。

石之瑜接著分享,自己面對英語為主、歐美為主的聽眾時,很常被反問類似的問題:「What about Tibet?」「What about Hong Kong?」「What about Uyghurs?」,接著還會有人說「Europe learns!」,意思是歐洲人已經從歷史上學到教訓,未來不會再搞大屠殺。石之瑜強調,自己今天就是要從《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這本書出發,來回答這些問題。

治理性與群眾路線

石之瑜接著談到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與群眾路線(mass line)。

其指出,自己對治理性的討論來自傅柯(Michel Foucault),傅柯談治理性,就是講系統裡面的人如何被養成,來共同完成這個系統要求他們完成的工作,讓這個系統得以繼續。但石之瑜指出,學界用傅柯去研究獨裁體制通常都會強調,獨裁者是怎麼用治理性來操弄這個社會,「我想這就完全失去治理性這個概念的意義了,因為如果有人可以超越治理性,那麼對他而言,這根本不是治理性,而是一個控制機制。」

石之瑜接著強調,自己想要研究的,其實反而是「反治理性」(counter-governmentality),也就是如果治理性是指,社會當中每一個個體的成員如何被養成去完成、繼續實踐鞏固這個系統,那麼「反治理性」講的,就是領導人如何被養成到必須要去回應、去關切這個社會,以便能讓這個社會繼續屬於他的領導,如何透過自我控制進一步去控制這個社會。

石之瑜指出,領導人本身也是受到養成,並非只有被控制的人處於被控制的狀態,控制人的人同樣會受到控制。從這種視角來看「內捲」就能理解,所謂「內捲」的出現,就是個人不再按照養成自己的系統所要求的行事,所以在專制政體中,當領導人或獨裁者,不再按照養成自己的所謂「獨裁者的應該有的氣質」去領導、去統治的時候,就會出現內捲,這通常就要靠社會主義概念中的群眾路線(mass line)來恢復。

石之瑜補充,通過觀察群眾路線,可以更深的體認到,今天人們講的民主社會、獨裁社會,都要因應出現內捲的狀況,不論是通過投票,還是調查、表演,為的都是讓領導人與老百姓之間重新產生情感連結,社會上其實是有很多的方式。

以中國傳統的「儒」為例,石之瑜表示,「儒」過去並不叫「儒家」,「儒家」還是後來傳教士發明的詞,過去的「儒」其實就是一種「儒術」,而「儒術」跟先秦的九流十家一樣,本質都是「術」,目的都是讓領導人擺脫「暴政必亡」的詛咒,因此這些「術」的實踐,基本都是在做類似的事情,畢竟「暴政必亡」對所有領導人來說,其實都是不可擺脫的詛咒。

最後石之瑜總結,自己還是一個政治科學家,但自己所研究的政治科學,並不是自然而然存在於天地之間、所謂人出生前就已經存在的那些法則,石之瑜強調,自己所研究的,是人如何使自己受到法則的規範而行為。「所以我也是研究科學,但是我並不是把儒家當成規範(norm),因為人們必須先相信『暴政必亡』,才會接著採取行動,而有行動就會產生效果,我就是研究這些效果。」

石之瑜舉例,當今中共也必須研究自己走的群眾路線到底有效沒有效,如果沒有效的話要怎麼辦?基層要如何應對,要讓高層覺得有效嗎?還是要讓高層覺得無效?還是要讓高層進一步走向更深刻、更廣泛的群眾路線?從這點來看,群眾路線變成一個答案,一個哲學上的答案,但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形式。不過這背後講的科學的法則,就是治理性,沒有一個社會能存在,除非它能養成人們歸屬與支配的治理性。

原文發表網址:

202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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