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車來去》上篇-從日治時期地主佃農制剖析台灣的炒房風氣

台劇《牛車來去》以借腹生子為主題道出女性在大時代環境下所受壓迫與堅忍，而根據我們對《牛車來去》的剖析，發現造成故事主線“阿春借腹生子”的兩大導因分別為 ──「日治時期地主佃農制造成的貧富差距」和「舊時代傳宗接代的壓力」，而當中的「地主佃農制造成的貧富差距」更是在客觀層面上最顯著的導因。

時代生活劇：大時代的殘暴，小人物的溫柔

台劇《牛車來去》是公視推出的時代生活劇劇種，不同於以往時代劇以「時代為主、人物為輔」的宏觀，凸顯大時代對人物擠壓的悲壯；時代生活劇則是以「人物為主、時代為輔」的微觀，刻畫角色面對時代變遷的堅忍。但無論是宏觀的時代劇，或是微觀的時代生活劇，只要掛上「時代」二字，在所難免的都逃不過時代對人物的擠壓。

時代生活劇的核心在於以產業發展為背景，展現台灣各個歷史時期的生活情景。例如，《苦力》講述了1970年代碼頭工人的奮鬥故事；《我的婆婆怎麼那麼可愛》則以2008年金融海嘯為背景，描述了台灣糕餅業的轉型過程；《茶金》重現了1950年代台灣茶貿易的輝煌時代，同時反映了當時四萬元換一元的政權交替背景；《牛車來去》則描繪了1943年日治時期晚期至戰後初期，台灣農村產業發展的樣貌。

劇中的衝突層次

我們在選擇戲劇類型時，往往偏好時代劇、律政劇，或是議題先行的作品。很多人可能以為我們之所以選擇這些類型，是因為節目的重點在於討論歷史或社會議題，這固然是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這些類型的劇集能夠呈現「豐富多樣的衝突層次」。

什麼是「衝突的層次」？這裡我們先來探討一下戲劇結構的基本要素。故事的核心要素包括三個部分：「想要」、「阻礙」和「行動」。當角色有某種「想要」的東西，卻遇到「阻礙」時，便會產生衝突，而戲劇的魅力正是在於這些衝突的展開。舉例來說，如果劇中的角色想要達成某個目標，卻沒有遇到任何阻礙，衝突就不成立，劇情也無法延續。

舉個例子，在《牛車來去》如果角色阿公進丁想要傳宗接代，但他的獨子和媳婦卻無法生育，這就形成了劇情的衝突，而進丁為了達成目標，不得不採取行動，譬如說尋求借腹生子，然而這個行動又引發了新的衝突。因此，一部成功的戲劇必須由一連串的衝突（想要+阻礙）和行動組成，而這些衝突的深度和複雜性(衝突層次），就決定了戲劇的豐富程度。

說到這裡，我們不禁會聯想到八點檔，那種反覆的「重複性衝突」，就容易讓觀眾感到厭倦，就是因為這類劇集的衝突層次單一，重複性高，而且往往只鎖定在第二層的「人際衝突」。

衝突其實可以分為四個層次，這四個層次構成了一個同心圓結構。最內層的是「個人層次的衝突」，這種衝突源於角色自身的心理或觀念問題，比如對自我能力的不信任，或是傳統觀念的束縛。這些衝突通常需要透過外在的事件來體現，否則容易淪為意識流作品，難以吸引觀眾。

在「個人層次的衝突」之外，是「人際層次的衝突」，即角色與他人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像是愛情、親情、友情的糾葛。大多數劇集至少會涉及到這一層次，因為角色內心的衝突通常需要透過與他人的互動來表現。以愛情為主的偶像劇，或是八點檔之所以讓人覺得缺乏深度，就是因為此類戲劇的衝突層次只停留在第二層的人際衝突，所以顯得單薄。

而更高一層的衝突則是「社會層次的衝突」。這類衝突源於社會體制、價值觀、時代環境等因素。比如說，律政劇、時代劇、或議題先行劇往往探討角色如何在不公的社會環境中掙扎，這也是為什麼這類劇集能夠引發觀眾的共鳴。律政劇中角色面對的司法體制，或是時代劇中角色被歷史洪流擠壓的命運，這些都屬於社會層次的衝突。

最外層的衝突是「自然層次的衝突」，即來自自然界或超自然現象的阻礙，像是天災、疾病或靈異事件。這類劇情相對少見，但當出現時，往往能夠給觀眾帶來強烈的視覺和情感衝擊。

總結來說，衝突的層次深淺決定了劇情的豐富性與吸引力。時代劇、律政劇以及議題先行劇之所以能在現今影視市場中脫穎而出，正是因為它們能夠巧妙地融合多層次的衝突，為觀眾呈現出一個豐富而立體的世界

以這樣的層次來看，時代劇的衝突層次往往是由外部的「社會層次」逐漸擠壓到最內部的「個人層次」。以《牛車來去》為例，雖然這部劇在外部向內擠壓的力道並不小，但觀眾卻難以察覺。劇中反映的日治時期的佃農地主制度，其實是極其殘暴的。例如，佃農辛苦種米卻連自己都吃不起，甚至牛也是租來的。這樣的階級壓迫，導致貧富差距極大，使得角色們陷入困境，不得不接受「借腹生子」這樣殘忍的現實。同樣，進丁阿公雖然富有且善良，但舊有的「傳宗接代」觀念和政治壓力使他不得不向阿春提出借腹生子的要求。這些情節無疑反映了社會層次的巨大壓力。

然而，劇中角色的溫柔卻大大緩衝了這些外部衝突的壓力，讓觀眾在觀影時難以察覺其內在的殘酷性。劇中除了台灣警察黃文泰外，幾乎沒有壞人。例如，日治時期的日本警察所長石原康郎和代表國民政府的王永剛所長，他們都不是刻意刁難台灣人，而是出於職責或善意行事。這些溫柔的角色讓外部衝突看起來沒有那麼激烈，但實際上正是這些社會層次的衝突壓迫著他們，使他們不得不做出看似溫和但實際上殘酷的選擇。

劇中的「借腹生子」情節，正是這些社會層次衝突的結果。阿春被逼到這一步的原因，首先來自於時代背景：日治時期的佃農地主制度讓她們窮到需要用借腹生子來換取一頭牛；其次，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也使得進丁阿公一家不得不向阿春提出這樣的要求。這些角色的所作所為，其實都是被時代所逼，儘管他們看似溫柔，實際上卻是在時代的逼迫下，不得不做出殘忍的選擇。因此，這部劇真正探討的是社會層次的衝突，尤其是時代與傳統觀念對個人的壓迫。

根據我們對《牛車來去》的剖析，發現造成故事主線“阿春借腹生子”的兩大導因 ──「日治時期地主佃農制造成的貧富差距」和「舊時代傳宗接代的壓力」，實際上都源自於時代擠壓的力度，所以此篇會先聚焦於「地主佃農制造成的貧富差距」，從歷史的脈絡向上溯源一直以來土地分配不均的社會性剝削，在以古鑑今的前提下，會發現華人社會自農業時代以來為「土地」所綑綁、剝削的問題，始終來自華夏文明「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再加上官商勾結、土地被少數人以刻意壟斷，才造就現今年輕人買不起房的居住不正義。

華人社會之所以一直以來會有居住不正義、土地兼併的社會剝削，追根究底就是深根在華人世界裡「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土地因為被過分珍貴，漸漸被炒作成金融商品，年輕人面臨低薪高房價，土地問題無疑了華夏文明的最大社會頑疾，所以我們將從《牛車來去》的「日治時期地主佃農制」為切口，追溯歷史，爬梳整個土地問題的脈絡，跟大家一起探討最令台灣年輕人頭痛的的炒房風氣！

現在有居住不正義，以前有土地分配不義

從劇中可以看出，土水叔和田老闆之間的貧富差距儘管被田老闆的溫暖人情味給緩衝，但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階級仍然明顯存在。劇中提到，田老闆來收租這天是土水叔一家一年中唯一能吃得像樣一點的日子。平時他們只能吃粗茶淡飯，而在收租這天才能奢侈地吃上一隻雞、白飯和雞蛋。而田老闆家的生活則截然不同，他們不僅可以經常享受豐盛的佳餚，還能隨時吃到稀有的食材。

這種對比讓人質疑，明明佃農才是生產者，他們種米、養雞養豬，為什麼卻連米都吃不起，反而只能以蕃薯充飢？這種現象凸顯了當時佃農和地主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以及佃農在土地制度下的困境。

（1) 古代版的 M 型社會，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但這並非日治時期才出現的現象，而是源自更古老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但真正制度化是在周公時期。他通過分封制將廣大的領土分割，賦予諸侯管理權，這些諸侯在自己的封地內擁有極大的權力，包括徵稅、任命官員、組建軍隊，並且這些權力可以世襲。

封建制度使得擁有土地成為貴族的象徵，也促成了「土斯有財」的觀念，因為土地不僅代表財富，更象徵著權力。到了秦朝，土地私有制的確立進一步加劇了貧富差距。秦朝實行「黔首自實田」政策，允許人們自報土地面積並繳納賦稅，從而獲得土地所有權。這使得貴族和富人可以通過購買或掠奪擁有更多土地，導致土地逐漸資本化。

隨著時間推移，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貧困的農民因無力經營土地，只能將土地賣給大地主，最終淪為佃農。到兩漢時期，土地分配不均達到極致，出現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況，即富人的土地連成一片，而窮人甚至連一塊立錐之地都沒有。這種現象凸顯了封建制度和土地私有化對社會貧富分化的深遠影響。

（2) 日本政府刻意鞏固地主佃農制，加強剝削佃農

聽到這裡，可能會有人質疑，地主與佃農之間的貧富差距並非日治時期獨有，為何要特別提及？確實，這種差距並非源自日治時期，而是封建制度的遺留。然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特意維持了這一制度，因為當時日本正面臨米荒問題，迫切需要穩定的糧食供應。由於日本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大量農村人口轉為勞工，導致糧食短缺。為解決糧食危機，日本選擇從殖民地剝削糧食，而剝削方式分為直接和間接兩種。

在朝鮮，日本採用了直接剝削，日資進入收購土地，成為地主，強制農民繳納大部分農作物作為地租，不繳納便剝奪耕種權。而在台灣，日本則採取了間接剝削，由地主來進行剝削。台灣的地主擁有農地總數的58%，並經營碾米加工業和米商流通業，成為日本政府剝削農民的中介。

地主通過提高地租、放高利貸等手段剝削佃農，這樣的剝削體制使得佃農無法享受自身勞動成果。儘管蓬萊米的改良被視為日本對台灣的貢獻，但實際上這一改良主要是為滿足日本自身需求。地主為了追求更高利潤，強迫佃農種植蓬萊米，導致佃農的地租大幅上漲，他們辛苦種出的稻米卻無法自己食用，只能出口賺取外匯，最終自己卻只能吃蕃薯籤。

日本政府依附於地主階級的剝削體制，降低了進口米的成本，因此地主階級往往比較親日，這也是為什麼在台灣，地主通常親日，而在朝鮮，因為直接剝削，地主和農民都反日。這種歷史背景下的剝削體制深刻影響了當時台灣社會的貧富分化。

（3)國民政府來台後的土地改革

地主與佃農制的剝削制度，最終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改善。這個改革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主要包括「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在一些戲劇中，這些歷史事件也有所呈現。例如，在劇中田老闆說也有提到：「我聽說這個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政府在巴結農民的政策，因為國民政府會在中國失敗的那麼慘，就是因為失去了農民的支持。」這段劇情正好反映了土地改革的時代背景。

蔣中正推行土地改革的原因，其實可以追溯到國共內戰的失敗。戰敗後，蔣中正深刻反省，認為自己之所以失去中國大陸，主要是因為枉顧民生，失去了農民的支持。相比之下，共產黨主打與農民站在一起的旗幟，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從而贏得了廣大農民的支持。農民追求的並非革命理想，而是實際利益，而國民黨卻在南京政府時期，對農民的處境幾乎沒有改善，這導致了國民黨的失敗。

在八年抗戰期間，蔣中正試圖通過溫和的減租政策來兼顧地主和農民的利益，但到了國共內戰，情況發生了變化。共產黨強調階級鬥爭，將國民黨描繪成地主階級的靠山，並進一步推行土地改革，最終徹底贏得了農民的支持。因此，蔣中正來台後，決定推行土地改革，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以改善農民的處境，鞏固自己的統治。

首先實施的是溫和的「三七五減租」政策。其實，這種減租政策他早在中國就嘗試過，當時是「二五減租」，即減少佃農租金的25%。然而，由於地主的強烈反對，這項政策在中國並未成功，這也是共產黨能指責蔣介石是地主階級靠山的原因。

那麼，三七五減租在台灣成功了嗎？答案顯然是肯定的。為什麼在台灣能夠成功呢？關鍵在於228事件。經歷了228事件後，地主們變得極為恐懼，對政府的改革政策「敢怒不敢言」。因此，三七五減租政策在台灣得以順利推行，成功地改善了農民的處境。

三七五減租

1.佃租最高只能佔總收成37.5%。

2.地主不得預收地租，若遇歉收則應調降。

3.佃期不得低於6年。

4.租約期滿後，除非地主收回自耕，否則仍應租給原佃農。

5.倘若地主若要出售土地，原耕作之佃農有優先承購權。

這項改革讓農民受益不少，但是否足夠？答案是否定的。三七五減租雖減輕了佃農的負擔，但仍未解決財富分配的根本問題，佃農依然是佃農，無法真正擁有土地。

有人說三七五減租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國民政府「在台無尺寸之地，慷他人之慨」，意思是政府在台灣並沒有土地，因此無須擔憂地主反對。但這樣的說法過於簡單化。蔣介石痛失中國大片江山後，深感教訓，他不僅在台灣實施了三七五減租，還進一步推行了「公地放領」，即將政府在日治時期接收的公有地和日本人民的私有地分批釋出、賣斷給農民。這次的釋出總共達14萬公頃，農民可用2年半的收成購買土地，並且可以分十年付款，繳清後即可獲得土地證書，成為永久的私人財產。

這一舉措可謂歷史上政府最慷慨的行為之一，地主們原本想看政府笑話，卻沒想到連政府自身的利益也不惜割讓，因而更加無力反抗。

隨後，國民政府開始推行「耕者有其田」，強徵地主的土地，每戶地主只能保留三甲旱田或三甲水田，超出部分則徵收並賣給農民。與共產黨不同，國民政府會支付地主補償款，但補償形式為「土地債權」及「公營企業股票」，這些股票來自於接收的日本企業。

然而，許多地主不懂股票的價值，紛紛賤賣，結果五大家族趁機收購，壯大了自身實力。國民政府的政策實際上是逼迫地主轉型，放棄土地投資工業，為台灣後來的工業化奠定基礎。

土地改革表面上看來是政府的一項德政，但也有學者認為改革對地主的壓迫過於嚴苛，未必如此完美。有興趣深入了解的朋友可以參考徐世榮教授的《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以及瞿宛文教授的《農村土地改革與工業化：重探台灣戰後四大公司民營化的前因後果》。

為什麼華夏社會有土斯有財的觀念會那麼重？

（1) 有土斯有財，為了土地變奴才

從古至今，土地一直是貧富差距的核心。在現代社會，房價高漲，尤其在華人社區，房價普遍高於其他地方，這種現象與華人社會中「有土斯有財」的觀念當然是密切相關。

中國自古以來以農業為主，土地不僅是居住的地方，更是生財的工具，因為土地能生產糧食。相較之下，西方國家更注重商業利益，他們的戰爭往往是為了爭奪貿易資源和市場。例如，西方國家打中國時，往往要求開放港口進行貿易。而中國的戰爭多圍繞著擴張領土和權力，諸如對匈奴和蠻族的戰爭，都是為了土地。

中國的地理環境也深刻影響了其社會發展。中國的內陸廣闊而封閉，週邊有很多蠻族，東邊則是太平洋，而統治者也趁其東鄰險惡的太平洋，百姓也逃不出去為由，把百姓綁在土地上，為其繼續耕作發展國力，因而養成了華夏民族「有土斯有財」、「安土重遷」，喜歡被綁在土地上的保守奴性。漢朝時期的獨尊儒術進一步限制了思想的多樣性，使得社會趨向中央集權和封建制度。

與此相對的是，民主制度的發源地古希臘，其地形破碎且腹地狹小，這限制了農業的發展。因此，希臘人只好發展海盜活動和貿易。為了確保商業公平，他們制定了契約，這促進了法治的發展，最終為民主制度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強權統治下，商人的地位低。儘管商人如呂不韋非常富有，但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較低。與商人相比，農民的地位相對較高，因為他們通常不會反抗政府，只要生活安定即可。這種社會結構反映了中國長期以來對土地和農業的重視，以及對商人和商業的抑制。

（2) 創業家為社會提供服務，炒房者內耗我們的經濟成果

也因為這樣的性格造就了「只要有華人在，房價就高」的都市傳說，因為比起拿錢去投資股票或是創業的高風險，炒房這種穩賺不賠的低風險高報酬投資，更適合不愛冒險的“華人思維”，但這樣的代價卻是讓那些為社會真正提供產值的人（創業家、實業家、勞工）被繳房租、買房壓得喘不過氣來，讓不勞而獲的房東、炒房者啃食了我們大半的經濟成果。

創業者需要面對不斷上漲的租金，這使得他們不得不降低生活質量，甚至可能壓榨員工。真正創造經濟成果的是那些付出勞動、承擔風險的實業家，而房東只是坐享其成。這種現象讓年輕人陷入了買房的焦慮中，不少人寧願降低生活品質也要背上房貸，放棄了許多生活和職業上的機會。

（3)官商勾結的 Witchcraft ，我們逃不掉土地的枷鎖！

台灣房市的蓬勃是全民努力的經濟成果，投機炒作者不只不勞而獲，更是竊取了全民的經濟果實，連帶影響勞權的低落，這又回到上述所言，只要跟土地綁在一起，我們又要繼續被壓榨、奴性，而房產又可以繼續被繼承下去，這就使得我們的階級難以翻轉，甚至大多數的地主還會以“鈔”能力的優勢，投身選舉成為民意代表，以政治力量來確保自身利益不被侵犯。

地主成為民意代表還不夠，「居住正義」之所以一直無法落實，就是因為我們兩大政黨的政治獻金都來自於“建商”與“大地主”，若要繼續拿到選舉金援，藍綠兩黨拿到政權以後勢必不敢得罪金主乾爹，而實質落實打房的行動，而年輕人始終面臨低薪高房價，而早已脫離農業社會這麼久的我們，還是回到了原點，一樣被拴在土地上，繼續奴性，被迫犧牲夢想，不敢創新。

今天我花了很長篇幅討論地主佃農制度及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這讓我反思是否真的需要這麼詳細地展開。雖然這個問題在戲劇中的佔比並不大，但我認為目前最迫切的問題還是房價和勞動權。這些問題其實是結構性的問題，深刻影響著我們的社會。

近年來，我越來越意識到我們難以擺脫這種結構性束縛，階級複製的問題非常嚴重。如今，許多年輕人選擇“躺平”，並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而是因為土地改革之後的財富重新分配、工業化帶來的經濟繁榮，到頭來還是走回跟以前一樣的極端M型化社會，但問題依舊還是回到「土地」身上。儘管我們已經遠離了農業社會，封建制度也成為歷史，但我們卻像舊時代一樣被土地束縛。

相比之下，歐洲的情況則不同。那裡的房價較低，很多人選擇租房子而不是買房，因為他們不希望被固定在一個地方。他們想要到處闖蕩，探索世界，而我們卻被擠壓得難以動彈。所以我們不得不反思，自古以來，是制度造就了這樣有土斯有財的觀念，還是說制度刻意創造了這樣的觀念給我們？大家可以在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時，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本期內容就先到這裡，接下來我們將討論第二個導致阿春借腹生子的因素：傳宗接代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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