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專訪｜時代不一定看顧良善的人──專訪《聽海湧》導演孫介珩

孫介珩專訪照／攝影 學文

六月的台北電影節，《聽海湧》於中山堂舉行亞洲首映。當時我馬上想，主創團隊都在高雄，劇情梗概又是三個打狗青年去到婆羅洲打仗的故事，導演這樣取劇名，肯定聽過楊大正寫的〈一九四五〉。

等到真正和導演孫介珩見上面，我問他是不是因為聽了這條歌，才這樣取劇名？他搔著頭靦腆地笑說不是，其實取好名字後，他才聽過這條歌。

混亂的時代 純情的夢
我毋是勇敢的人
只有恬恬佮你做伴
偷偷寫一條歌
等希望的日頭照佇山嶺
等和平慢慢靠岸
等飛行機 袂閣來
想欲牽你的手
聽海湧的聲
〈一九四五〉──滅火器

〈一九四五〉寫的是終戰前夕的高雄。楊大正寫的是情歌，是走回戰火轟隆的年代，對土地、對人民、對和平的盼望。《聽海湧》同樣是終戰前夕，但更多目光是聚焦在物理上的戰爭結束之後，屬於台灣人的精神戰爭。

台灣人是在這場戰爭中，受傷最重的族群。就像爹不疼娘不愛那樣，無人看顧。當時代並不一定看顧正義的人，藝術創作或許是另一條出路。

你看滅火器唱〈一九四五〉、拍謝少年唱〈時代看顧正義的人〉，周見信和游珮芸把蔡焜霖畫成了《來自清水的孩子》，再看近年如《一把青》、《流麻溝十五號》、《無法離開的人》再到《聽海湧》。路是越來越曠闊，天是越來越清光。

當我們為了拍攝而在中山堂上上下下地繞著，孫介珩回想起的不是幾個月前首映有多風光，他抓著手機翻找一輪，把一張陳年的歷史影像塞到我眼前。「妳有沒有看到這根梁柱？照片上的梁柱就是這一根。」他指著光復廳裡頭，說起台灣歷史的前世今生。

這也是《聽海湧》的前身，劇名還是《在投降的前一天爆炸》的時候。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同一年 10 月 25 日，受降典禮在台北公會堂舉行。其中最著名的歷史照片有兩張，一張是中華民國軍官在公會堂前搭建牌樓，題「慶祝臺灣光復」的合影。

另一張照片是在受降會場內，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儀接受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會場裡題字「和平永奠」，自此，台北公會堂成了中山堂，舉行受降儀式的大食堂成了光復廳。

「那麼照片裡那一群黑壓壓的、看不清楚輪廓的台灣人呢？」孫介珩和編劇蔡雨氛想著這件事。

戰爭在詔書發表的那一刻似是終結了，改名換姓大概也是瞬間的，但長久積累的生活方式、語言習慣，從個人認同到國族認同，要怎麼在一個瞬間長成另一種樣子？

甚至台灣人好像是打輸了，也又像是打贏了。

無論是八十年前，或是現今，台灣人的逼仄，似是如出一轍。而身為創作者，無論前人來者所關乎的事也是一樣的。孫介珩說他只是把現今社會也面臨到的問題，搬到了八十年前。

「台籍日本兵在面臨政治身分轉換的時候，我們想像他會陷入更加強烈，也更矛盾的境地。所以只要聚焦在一場本就各有立場的審判上，讓審判成為外在條件，我們就能看見角色核心的動盪。」在當時，台灣人被兩群不同的、甚至彼此敵對的人給來回左右，每一個台灣人面對國際情勢時各異的國族認同，是片中最重要的。

「現在台灣人的國族認同是台灣，但回到八十多年前，你很難想像我們覺得自己是日本人。」劇中一場極其壓抑的戲，是中國領事羅進福（施名帥飾）和日本指揮官田中（塚原大助飾）對坐一方。案前的熱騰騰的米飯沁著煙，一旁還有紅酒搭配，台灣人新海輝（黃冠智飾）就站在他倆中間。這一場戲在位置、鏡頭的設計上，正意味著臺灣人夾在兩強之間的困境，如何不說破地呈現角色之間從身分地位到政治立場的狀態，便是整齣劇集在製作過程中優先考量的。

「我們拍這部片，不是為了肩負歷史教育的責任，我們沒有這個義務，也沒有這樣的意圖，甚至沒有這樣的肩膀。我不覺得自己理應要教育台灣人什麼東西，這也不是創作本身的意義。我們只是很單純地在歷史裡發現了一件讓人感動、也讓人唏噓的事情，所以想好好地創作出一個動人的故事。」

《聽海湧》拋棄過往談歷史的影視作品總會上一堆字卡交代故事背景的方式，只告訴觀眾年代和地點，甚至連哪一年發生了什麼國際大事也不寫出來。「你只要知道這是一個八十年前的故事就好，就算你不知道婆羅洲在哪，其實根本沒有關係。」只要故事是動人的，只要說好一個故事，觀眾就會自己去找作品背後的故事。

古晉戰俘監視員柯景星，中華民國駐北婆羅洲山打根領事卓還來，便是劇中參考的原型人物。

也因為這些角色背後真有所本，所以孫介珩和蔡雨氛在創造角色時，也避免呈現太過煽情的情節。「身為人類，最極端的衝突其實就是戰爭。」當每一個人的立場都是極端對立的，推動故事進展的衝突點，也就不需要特別為角色設計，更不需要打造配角來凸顯主角的存在。

「只要是人，就一定有自己的立場，那麼每一個人只要堅守著、追求著自己心中的恆信，人與人之間就會產生連結，無論是衝突或是和解。」孫介珩發現他只要負責幫助演員建立起人物之間的關係，用戲劇呈現事件，甚至不必刻意劃分這是屬於哪一國人的史觀，更不需要告訴外國演員要如何「對待」片中的台灣演員，因為整齣劇集就是無數個衝突堆疊出來的，所以戲劇自然而然就長出來了。

再次回到那場三人對立的戲，我問孫介珩，作為知識份子的羅領事，是不是應當承擔更多道德責任，更應該看顧正義的人，或甚至不應該將罪咎放在個體身上？因為這是時代的罪，不是這些人（台籍日本兵）的罪。

孫介珩說，這正是因為身處在相對平和的世界，我們多數都沒有經歷過戰爭，只是在想像一個過去的世界，但人要保持正常，要讓暴力不要變得輕易，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沒有這一場戰爭，羅領事一家人原本會好好地過下去。如果是我，我也會和他一樣，妻子、孩子都死了，我根本顧不上自己領事的身分。」戰爭之下，每一個人都被扒開來，什麼都不剩。「被剝除」在羅領事身上有非常明顯的象徵，從一開始進到營區時衣著整齊乾淨，到後來襯衫是越來越破，背心也消失無蹤。

「不管你是什麼身分，在那樣的環境裡，你會越來越原始，原始到最後可能會失去每一絲人性。」因此對日本人來說，那也是一個悲哀的時代，因為國家發動了戰爭，作為國民就得要上戰場。即使有人會說「你可以選擇反抗」，但是在一個國家集體動員的世道下，透過律法、社會壓力營造出了戰爭氛圍，被攪在裡面的人，也無法自由地選擇脫身。

片中的三兄弟有著各異的原因，才選擇成為軍屬，無論是想賺更多的錢擁有更好的生活，還是為了報效家國以娶有日本血統的伴侶，又或是想成為真真正正的日本人。站在宿命面前的，都是活脫脫的，擁有欲望，擁有願景的人。

每一個人的命運當然會被外在世界影響，台灣人或許看起來都很悲慘，但會不會在當初，他們也都有自己的追求，而我們所看見的歷史結果，有可能是一葉障目？

可無論肇因為何，在那背後無以迴避的，是屬於台灣人的宿命。台籍日本兵的身分是注定在戰亂中離散，他們多半沒有受過專業的軍事訓練，上到戰場即使是「戰俘監視員」，卻也被命令，被要求要嚴格管理、甚至虐待戰俘。

劇中的新海志遠（吳翰林飾）與真實世界的柯景星，卻選擇冒著風險（我們甚至無法想像被發現的後果）去幫助一個素昧平生的「敵人」。

「不只是為了填補一處空缺的歷史，而是為了討論一個人在極端的戰火中，要怎麼保持善良，穿越無情的戰火，找到回家的路。」無論劇中參考了多少的真實，又有多少是虛構的，主創團隊只是如實呈現在困境中冒出一點枝枒的人性。

海湧聲與海洋，成為孫介珩每一部作品中的文眼，海洋也成為他理解中，可以跨越的回家路。

從《乾兒子》面對大海的敬畏，《等歸人》是等待海歸人，《第一鮪》則是討海人在補鮪船上遇到的勞動、移工權益⋯⋯等問題，再回到《聽海湧》談的也是動盪與離散中，關於歸來、歸去，甚至是身分認同的問題。

但他選擇在劇中不為自己的政治立場表態。這也是因為他自己的生命流動史：孫介珩離開台北去暨南大學唸歷史，接著又去澎湖做海龜保育，再到西子灣讀政治，最後還去了紐約唸影像，而今落腳建業新村拍電影。同樣作為海歸的人，隨著年紀越來越大，聽見更多不同的故事，發現原本不被允許說出來的故事可以說出口了，這些都成就了既複雜又多元的臺灣。

「就像二十年前你不可能可以拍《聽海湧》，但二十年後的現在，我們可以拍，甚至國家公共電視台可以播放。這就是一種往前。即使島上的人那麼愛吵架，但我們也正在嘗試理解彼此，於是就連『可以有衝突』也是一種共識。當我們可以越來越開闊，接受更多不同世界的樣子，就是一種進步。」

他選擇學歷史，是想著在戰爭結束之後，被迫噤聲的、倖存下來的人，也應該要有可以言說自己的歷史的機會；他去到紐約學影像，是因為從小就拿著 V8，也遲遲無法對影像忘情。但選擇回到台灣拍作品，說台灣的故事，也是因為他發現人和土地的連結才是根基，就像在這個土地上，擁有各式各樣的歷史記憶與意識形態，我們足夠開放、足夠包容，所以才能往前走。

孫介珩與片中的一眾角色，是不曾將海洋視作恐懼的象徵，是將自己化作海龜，即使順著洋流生活，即使路途遙遠，也想要回到出生的地方。

我問他覺得田中和羅領事是怎麼樣的人？孫介珩只說，「時代底下的人。」

劇照提供／公共電視
採訪、撰文／黃曦
攝影／學文
責任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