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海湧》上篇-夾縫中的認同，台籍戰俘監視員為何會甘心淪為日軍的殺人機器？

這集為大家討論的正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聽海湧》，每每提到國族認同，台灣亞細亞孤兒的處境總是成為不斷被提及的重點，而在這麼多歷史題材為背景的台劇中，我們必須要說《聽海湧》正是拍出亞細亞孤兒感認同錯亂的最佳代表，這一群在二戰太平洋戰爭期間，被派往北婆羅洲擔任看管戰俘的「戰俘監視員」，也隨著日本戰敗的事實，面臨了和日本一樣的罪行審判，在國際上更是被盟軍指責為是殺了42名戰俘的殺人機器，罪不可赦。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今天就讓我們一一為你揭開，埋藏在北婆羅州人性與血腥交雜的掙扎。

有別於一般的以宏觀的歷史題材為背景，台劇《聽海湧》這次將鏡頭聚焦於微觀的視角 -「台籍戰俘監視員」，並以懸疑為佐料，為我們揭開了這一段顯為人知的歷史故事。每每提到歷史，台灣礙於一直處於被殖民統治的命運，在史觀建立上，很少以主體的角度出發，這也道出了台灣人亞細亞孤兒的處境，以及面對來來去的殖民政權，難免產生的認同感錯亂。

而這一群在二戰太平洋戰爭期間，被派往北婆羅洲擔任看管戰俘的「戰俘監視員」，就更成為了認同錯亂的最佳代表，他們起初被皇民化教育影響，被大日本帝國以軍國主義的思想迴圈，一同圈進了民族主義想像的共同體，他們以身為皇軍、為天皇而戰為榮，上了戰場為「大日本帝國」效力，但也隨著日本戰敗的事實，面臨了和日本一樣的罪行審判，更諷刺的是在面臨罪罰面前，原本只是奉命行事的台籍日本兵們，卻成了日本人卸責逃死的踏板，硬生生被曾經以命相許而效力的國家背叛，從而難逃上斷頭台的命運.....

「認同的錯亂」是他們共同的母題，打從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時，台灣與日本的命運就緊緊相連，隨著日本南進的野心，不只是經濟上台灣為日本所背上的經濟重擔，在人力上的動員亦是，早在1937年爆發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全面侵華，隨著戰力推進需要大量的後勤人力補給來運送彈藥、搬運屍體，於是就從殖民地台灣徵招了不少台籍軍屬上戰場，緊接者的面臨太平洋戰事的所需的更大量人力調度，日本更是大量徵調了許多台灣人成為軍人與軍屬，包含高砂義勇隊、戰俘監視員、通譯，以及慰安婦，前前後後總計動員了20萬人上戰場。

根據官方資料顯示，當時有大量的台灣人報名上戰場，這就讓人不僅好奇，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要自願被捲入這場原本就不該屬於我們的戰爭？

太平洋戰爭，台灣人為何上戰場？

(1) 命運的共同體：台灣與日本

打從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時，台灣與日本的命運就緊緊相連，隨著日本南進的野心，不只是經濟上台灣為日本所背上的經濟重擔，在人力上的動員亦是，早在1937年爆發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全面侵華，八年抗戰開始，隨著戰力的推進，就需要大量的後勤人力補給，來運送彈藥、搬運屍體。於是開始徵調殖民地台灣和朝鮮的人去前線當「軍伕」，即後勤工作，而並非正式軍人，也就是連做日本士兵都不願意做的工作。

由此可見，台籍日本兵並不是從二戰太平洋戰爭才開始出現，早在1937年日本侵華時就已經有人被徵調。首批大約400多人，大多來自台南安平，他們被徵調到中國參加戰事，徵調的方式有時用騙的，例如聲稱去基隆或海南島工作，也因為薪水待遇優渥，一天有高達30日圓的收入，因此許多人便以為是去工作，而被矇騙的徵調。另一種方式則是強迫徵召，直接由警察局抽選家庭成員參軍。

雖然只是軍屬，負責後勤補給，但戰場上的子彈不長眼，首批殉難的人就有 12 人，而日本當時也給予這些人如同皇軍一般的禮遇，不只將遺體運回安平厚葬，甚至在他們的墓碑上刻上傳記，這也讓平時認為日本人差別待遇的台灣人，在這件事情上，認知到「從軍」或許真的是一件能贏得日本人尊重和禮遇的事情。

日本 1941 年發動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隨著戰爭需求加大，日本加強對殖民地的軍事動員，1942年，日本開始實施「志願兵役」，徵召真正能上戰場扛槍打仗的正式軍人。

這裡要留意一點，「台籍日本兵」是統稱，包含軍屬與真正的軍人，然而，符合條件的真正軍人很少，因為徵選標準相當嚴格。當時報名志願役的台灣人有20萬人，最終僅錄取500人，他們須通過語言和算術測試，並經過數月訓練後才被派往南洋戰場。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報名參軍呢？首先是因為待遇優厚，再者是受到強烈的愛國主義和皇民化運動的影響。

(2) 日本從「有限戰」轉向「總體戰」，舉國一致下的軍國主義洗腦

1937年日本侵華後，隨著軍事行動的擴張，皇民化運動就此應運而生。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透過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利，迅速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然而，這些戰爭屬於「有限戰」，即不動用全部資源，只在短時間內打擊對手，然後迫使對方簽訂不平等條約，獲取賠款和土地利益。例如，甲午戰爭中，中國迅速投降並割地賠款，讓日本嚐到甜頭。於是，日本一旦經濟不振，便會尋求發動小規模戰爭來賺取利益。

然而，日俄戰爭雖然取得勝利，但俄國的態度強硬，只願意讓出東北的部分利益，因為俄國明白自己並未全力出戰，而日本身為小國也無法應對長期消耗戰。因此，日本在經濟上不僅未獲大利，反而虧損。這讓日本學者開始認識到，從一戰之後，戰爭形式已轉變為「總體戰」，即動員整個國家資源來進行長期全面戰爭。這對於像日本這樣的小國極為不利。

再來舉利一個讓日本打有限戰嚐到甜頭的戰爭：1931年的侵華戰爭（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於1931年9月18日在中國東北發動的日本侵略戰爭，因為少帥張學良親自多次對東北軍部將領下令「不抵抗」與「不正面衝突」的策略，讓日本輕鬆取得東三省，建立「滿洲國」傀儡政府（扶持溥儀），讓日本的侵華野心日益蓬勃。

但是直到1937年的中日戰爭（盧溝橋事變爆發），沒想到當時的中國採取了頑強抵抗的策略，蔣中正委員長深知自己軍力較弱，卻也明白中國國土遼闊，於是選擇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日軍雖然不斷進攻，但蔣中正不斷後撤，始終不投降。他的態度明確：只要不投降，日本就無法談判或要求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對於蔣中正而言，東北地區，縱使日本使勁掠奪，也無法從中獲取實質利益，於是，這讓日軍陷入進退兩難的局面。隨著戰事持續，日本經濟日漸困窘，最終拖延成了八年抗戰。

日本因此更加意識到，要與大國持久作戰，必須走向「總體戰」，這意味著要徹底動員全國力量，舉全國之力，去成就一場戰爭，並將一切資源優先投入軍事。因此，日本國內開始加強宣傳，軍國主義思想愈加濃厚，這樣才能有效動員國內人民。不僅如此，作為小國的日本，還將目光投向殖民地，試圖通過「皇民化運動」來徵召殖民地的力量。

皇民化運動不僅是表面的文化歸順，更是為了在戰爭艱難時期動員殖民地與日本共進退，達到全體一心的效果。相較於早期的強硬手段，這種思想上的洗腦更加有效。當時，當兵被宣傳成一種神聖的行為，軍人在社會上地位極高，在台灣，輿論更是認為「不當兵就不是真正的男人」，當兵為國犧牲成為了社會對男性的標準期望。

因此，眾多台灣人報名參軍。以新海三兄弟為例，大哥新海輝正是受皇民化影響而有深深的日本認同，從而踏上軍途，而二哥新海志遠，雖說只是為了愛情的因素，但說到底也是想要在女朋友家人面前抬得起頭來，而這無疑也是受「不當兵，不是男人的氛圍」的影響。但是由於軍人的徵招條件嚴格，大多被動員的還是以軍屬居多，包含高砂義勇隊、戰俘監視員、通譯，以及慰安婦，日本前前後後總計動員了大約20萬人上戰場。

總結來說，皇民化運動將殖民地的人民徹底捲入日本的戰爭機器中，以精神洗腦和物質引誘的方式，讓眾多人心甘情願地成為戰爭的齒輪，為日本的帝國夢想賣命。

太平洋戰爭還有誰也在戰場？戰俘哪裡來？

(1) 二戰到底是誰與誰在打？法西斯與反法西斯的戰爭

在解答為何人們會上戰場後，我們來補充一些背景知識。雖然劇中的角色設定簡單，但二戰的背景卻十分複雜，因此我們可以從劇中出現的角色來探討當時的歷史情境。

首先，劇中的戰俘從何而來？戰俘的存在意味著他們來自與日本交戰的國家，在劇中，主要出現的戰俘似乎是澳洲人為主，當中不乏也被抓來的中國領事羅進福，以及一些英國及印度士兵，然而，二戰時日本的敵人遠不止澳洲一國，這引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二戰到底是誰與誰在打？

簡單來說，二戰是法西斯勢力與反法西斯勢力的戰爭。戰爭雙方分為兩派：軸心國與同盟國。

軸心國，包括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這三國都以對內專制，對外擴張的法西斯政權為主導，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代表無疑是希特勒，義大利的代表則是法西斯主義的創始鼻租墨索里尼，至於日本，它的軍國主義與法西斯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極端民族主義且對外擴張。然而，日本沒有像希特勒這樣的魅力領袖，天皇更多是精神領袖，並未像希特勒那樣掌控一黨專政。但日本天皇在二戰中的責任同樣不可忽視，這我將於下一篇中再做出詳細的解釋。

總而言之，無論是軍國主議或是法西斯主義，其核心都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強調對國家領袖的個人崇拜，並透過強力的國家宣傳和壓制異議，實現社會和經濟的高度統一，其終極目的是擴張國家，建立帝國。（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我也將於下一篇中做出更詳細的異同之解）

因為軸心國的侵略行動，其他國家組成了「同盟國」，與之對抗。這些國家包括中國、美國、英國、澳洲、法國和蘇聯。雖然軸心國主要是三個國家，但德國和日本實力強大，戰事初期侵略迅速，許多國家都紛紛加入同盟國陣營，其中也包括：英美西方列強的各國殖民地。

(2) 中國與澳洲的角色

東南亞地區多為英、荷、法、美的殖民地，而這些地區正是日本的侵略目標，因此自然而然成為了同盟國的一部分。澳洲雖不屬於東南亞，但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仍與英國一起對軸心國宣戰。

在二戰期間，雖然澳洲已經採行自治形式，但無論是一戰還是二戰，澳洲始終與英國緊密相連，因此也對軸心國宣戰。這也不禁讓人感嘆，同為殖民地的我們，卻因為無端捲入這場不屬於我們的戰爭中，落得反目成仇。

而劇中還有一位中國領事戰俘，反映了中國在二戰中的立場。打中國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便與日本結下了樑子。

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並扶持溥儀建立偽政權「滿洲國」。當時，少帥張學良採取不抵抗政策，讓日軍輕易占領東北，這使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脹。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中正堅決不投降，使日本陷入持久戰，最終拖垮了日本的國力。隨後，日本為奪取南洋資源，進一步擴張侵略，並於1941年偷襲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

因此，中國作為日本侵略的首要目標，加入同盟國對抗日本是理所當然的。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恩怨，早已成為二戰的序幕，並在全球戰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劇中兩大原型角色 : 卓還來、柯景星

(1) 羅斯福的原型 - 中華民國外交官，被兩岸遺忘的卓還來烈士

在談完中國在二戰中的立場後，讓我們回到劇中出現的中國領事 羅進福。他的原型是當時婆羅洲的中國領事－卓還來。

正如之前提到的，因為中國在二戰中與日本為敵，所以他成為戰俘並不意外，因為在二戰中，中國是有角色的。但在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當地一些華僑偷偷為羅進福送食物，不禁也讓人奇，那這些華僑是哪裡來的？

當時的北婆羅洲，南洋華人（台灣人）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早在日本殖民台灣前就移民到當地的台灣人，另一類則是隨著日本殖民台灣後，跟隨政府去那裡經商、開發殖民經濟的台灣人。日本對南洋一向心懷野心，早早便開始透過經濟殖民派遣台籍商人進行商業活動。

此外，自二次鴉片戰爭以來，隨著中國沿海貿易的發展，越來越多中國人移居海外，尤其是南洋地區。正因為南洋有大量的華僑人口，戰前的中華民國便在這些後來成為太平洋戰爭主戰場的地區派駐外交官，其中之一就是卓還來。

卓還來是福建人，受過高等教育，畢業於燕京大學，後來赴歐洲留學，並獲得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在抗戰爆發後，他和許多留學生一樣，愛國心驅使他回國效力，這就展現出他對中國的強烈認同感。當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擔任中華民國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的總領事。

1942年2月日軍登陸婆羅洲時，卓還來未選擇逃亡，而是留在領事館指揮同仁銷毀機密文件，防止落入敵手。但也因為來不及撤離，讓他與妻子及新生的孩子一起被日軍囚禁。

日軍起初希望收買卓還來與日方合作，正如劇中所描繪的，與其他戰俘相比，他受到較多的尊重，因為他是官員而非軍人，且能講五國語言，具備出色的翻譯能力。日軍希望他能為他們效力，但卓還來始終堅決不與日軍合作，就是堅持只願意效忠中華民國。

身為中國人有強烈的中華民國認同，大家可能覺得這沒什麼，畢竟他是中國人，效忠中華民國也理所當然，不是嗎？但別忘了，因為當時的中國情勢非常混亂，不只外部侵略不斷，內部也還有共產黨，以及日本扶持的偽汪精衛政權政權。因此日本人就向他提出誘人條件，如在汪精衛政府中為他安排要職，但卓還來依然堅定拒絕。

大家可能覺得這沒什麼，畢竟他是中國人，效忠中華民國也理所當然，不是嗎？但別忘了，當時中國內外都陷入混亂。除了面對外部侵略，國內還有共產黨的崛起和日本扶持的偽汪精衛政權。在二戰期間，中國其實有多個政權並存，國民政府和共產黨雖然在張學良的西安事變後暫時合作抗日，但也存在分歧。更不用說日本還扶植了滿洲國等偽政權。在這樣的局勢下，日本曾試圖說服卓還來合作，甚至承諾幫他在汪精衛政權中謀得一個不錯的位置，但卓還來堅決拒絕。

當時，許多駐南洋的中國領事都選擇與日本合作，認為太平洋戰爭主要是日本和歐美之間的衝突，與中國的利益無關。而日本也試圖通過「大東亞共榮圈」這一口號，將中國人與台灣人視作同一民族，表面上宣揚亞洲團結，但實際上日本的種族主義使他們自認高人一等，只有他們有資格成為東亞的領導者。即便如此，在西方人面前，中國人與日本人同為黃皮膚的亞洲人，日本人因此在太平洋戰爭中並未一開始就要徹底消滅中國人，願意合作的話，他們也會選擇合作。

也就是說中國雖然在二戰中是有角色的，但隨著加入不同的政府，也有不同的角色，若是站在日本扶持的汪精衛政權中，角色就傾向軸心國的一方；反之，若是站在中華民國政府那一派，就是站隊同盟國，因此，身為中國人在太平洋戰爭當中，是比任何人都更有機會當上牆頭草，力求保命。

卓還來的上司，駐西貢領事方賢淑，就主動投靠了汪精衛政權，尋求在日軍佔領下的優待。卓還來完全可以選擇見風轉舵，在日本佔優勢時承認汪精衛政府，與日本合作；而當盟軍反攻時，又宣稱自己效忠中華民國。這樣的話，他一樣可以過得安逸。然而，卓還來選擇了不妥協，寧願像其他戰俘一樣受苦，與家人一起捱餓做工。許多曾見過他的台籍日本兵都對他充滿敬意，認為他有堅定的風骨，甚至稱他具備武士道精神，令人欽佩。

在劇中可以看出，卓還來與當地華僑的關係非常密切。華僑們不僅偷偷為他送食物，還多次策劃幫助他逃跑，但他始終擔心牽連到他們，因此堅決拒絕逃亡。他甚至在小本子上記錄下曾幫助過他的華僑，打算日後報答。隨著戰局逆轉，1945年盟軍開始佔上風，日本逐漸敗退。卓還來暗中將《久鎮日報》上不利於日軍的消息翻譯成英語，激勵戰俘士氣，卻因此被日軍視為「破壞情報工作的現行犯」。

1945年7月6日凌晨三點，日軍將他和幾名英美官員叫醒，帶往深山，從此再也沒有回來。戰後，盟軍在核對戰俘名單時，發現卓還來失蹤，開始尋找。兩個月後，他們發現一個小土丘，滿是螞蟻和蛆蟲，屍體已難以辨認。幸好當地華僑認出了卓還來生前穿的衣服，確認這就是卓還來。最終，只找到了他的一撮頭髮和膝蓋骨。

這樣一位為中華民國犧牲的烈士，本應得到普遍的尊敬與讚揚。1947年，國民政府以專機迎回卓還來的遺骨，並隆重葬於南京菊花台的「九烈士墓」。然而，悲劇隨後發生。在卓還來被厚葬後不久，南京的總統府上改插五星旗，中國本土政權易主。曾經被視為中華民國英雄的卓還來，隨著共產黨掌權，成為敏感話題。特別是在文革期間，隨時可能遭受批鬥。他的子女不敢提及父親，更不敢去祭拜，唯恐因此招致禍端。於是，卓還來的事蹟逐漸被遺忘....

卓還來的故事，在龍應台老師的《大江大海1949》中也有提及，老師在書中寫的這一段讓我特別有感：

「是烈士還是叛徒，榮耀還是恥辱，往往看的是城裡最高那棟建築上，插得是什麼旗子。」＿＿＿＿＿＿《大江大海1949》

(2) 新海志遠的原型 - 殘酷戰爭中的人性光輝 柯景星

事實上，卓還來並沒有像劇中所演的那樣倖存，實際上是他犧牲了，而妻子與孩子幸存。劇中也提到新海志遠送雞蛋給領事夫人，讓他們不至於餓死，這段情節也有歷史原型，真實歷史中，確實有戰俘監視員送雞蛋的感人故事。

新海志遠的原型是柯景星，他的日本名叫「河村輝星」。柯景星年輕時深受日本愛國主義的影響，後來成為一名台籍戰俘監視員，在某個戰俘營，他遇見了卓還來及其妻子趙世平，還有他們當時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最初，他們的生活還算自給自足，能夠養些雞鴨充飢，但隨著戰況惡化，日軍的補給越來越短缺，食物日益匱乏。

柯景星目睹趙世平因營養不良無法哺乳，深感不忍。趙世平便求助於柯景星，希望能獲得一些雞蛋來讓孩子補充營養。雖然這樣的行為違反日軍的嚴格紀律，但柯景星在當「好軍人」與「好人」之間，選擇了後者。他用自己的香菸換來了30、40顆雞蛋和牛奶，交給了趙世平。感動的領事夫人當時甚至跪下感謝，柯景星卻說：「你跪了我就不給你了」，要求她站起來。

戰爭結束後，雖然卓還來犧牲了，但趙世平始終銘記著柯景星的恩情。她一直試圖尋找這位恩人，因為若非當時的營養補給，她的兩個患有結核病的孩子可能無法存活。然而，由於戰後的動盪與路名變更，她無法找到柯景星。直到她讀到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一書中提到李展平在《前進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所寫關於台籍戰俘監視員的故事，這才得知柯景星仍然在世。隨後，透過李展平老師的牽線，卓還來的姪女卓以定親赴台，在彰化與90歲高齡的柯景星會面，代替無法行動的趙世平向他表達感謝。

《聽海湧》播出之後就好評不斷，但是仍有一個爭議，就是李展平老師因不滿劇組對卓還來領事故事的改動，認為有篡改歷史且醜化卓還來烈士的疑慮，但相信大家看到我前面提及的故事，好像也不難理解李展平老師為何會生氣，因為他對這一領域的深入研究以及與領事夫人和柯老先生的情感聯繫，使他對劇中可能醜化卓還來領事的形象，更容易有情緒波動（因為劇中羅進福的角色陷害了台籍日本兵）。

但我也能理解劇組對羅進福角色的改編並不是故意醜化，而是想強調「復仇性」這個概念。看完《聽海湧》後，我發現劇中台籍日本兵的故事主要展現了「認同錯亂」和「亞細亞的孤兒感」。特別是戰俘監視員面對戰敗後的「審判」，而「審判」要呈現的主題就是「復仇性」，因此，這部劇的兩大主題是「認同」和「復仇」。

或許如此，劇組才想要在他身上加了一個「復仇性」的改動，去體現出人性的複雜與戰爭中容易被挑起的仇恨性，也透由這份復仇性，加強「認同」和「復仇」的力道，更讓台灣人感到孤立和挫敗。

在審判場上不只是曾經的統治者日本人推卸責任，連新任主人（中國）都將棄我們於不顧的窘境。

但這也一直是歷史題材在詮釋上面臨兩難：影評人認為不該受限於歷史的框架，而犧牲戲劇性，但學者則關注歷史真相的還原，不該讓歷史人物有被醜化的嫌疑，畢竟有時難免牽涉到政治的敏感議題，如之前的《茶金》也遇到一樣的問題。但公視也一在強調角色是虛構的，不應混淆歷史人物。總體來說，這部劇引發了廣泛討論的背後，不管紛爭如何，都發揮了他的作用＿＿＿讓我們更深入了解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實際經過：當時真的有虐待戰俘嗎？

在《聽海湧》的劇情中，這一群曾為日本帝國效力的台籍戰俘監視員，在二戰結束後，都面臨了盟軍的審判，罪行都直指監視員們虐待戰俘、殘殺戰俘的惡行，雖然在後續審判中我們不免看見盟軍審判的報復企圖，但是日軍的惡行確實也昭然若揭。

根據「日內瓦條約」的內容，不只不能被虐待、殘殺戰俘，連強迫勞役都是禁止的，但是很明顯的是這些行為，日軍都幹過了一輪，日軍不但對待戰俘殘忍，連對待台籍戰俘監視員，都是採用非常高壓的手段，而一直以來「戰爭」之於日本的印象都是負面且邪惡的，不論是「南京大屠殺」、「慰安婦」，連同日本在我們台灣本島之內的統治，惡行都是罄竹難書，但是今天不是要來論罪、論褒貶而已，而是希望透過二戰的場景，來探討國族性對待戰俘差異的關鍵為何？

(1) 無法接受戰俘「白吃白喝」，資源應該留給還能夠戰鬥的人？！

誠如上述，根據《日內瓦公約》，戰俘不僅不能被虐待或殺害，也不能強迫他們做苦役。然而，日本當時的理念不同，無法接受戰俘「白吃白喝」，更認為投降是可恥的行為。時任陸軍大臣東條英機指示戰俘營管理者：「在不違反人道的前提下，必須嚴加管理戰俘，並利用他們的勞力和技能，用在我國生產擴充上，舉全力完成大東亞戰爭」。

這種務實且極端的軍國主義思維顯然是把每一個人都當成戰爭的機器，「軍國」永遠都高於個人的存在，不只是面對戰俘，連對於自己國內的軍人亦是。在戰爭中，每當西方人拼盡力氣去執行救援行動之時，總是讓日本人不解，日本人認為資源應該留給還能夠戰鬥的人，而並非是傷兵，救援傷兵，並無法提高軍事戰力。

這種「資源應該留給還能夠戰鬥的人」的思維，也體現在他們的醫療資源，日本不單單只是給予戰俘的醫療資源簡陋，連對自己的軍人，所給予的醫療資源亦是，而當日本軍人一但成為傷兵，在糧食與資源都匱乏的情況之下，也會怕拖累整體進度，有時會選擇處決或是以自我了結的方式去顧全整體軍隊的利益。

(2)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一但投降，徹底人間失格

每當日軍來不及撤退之時，不是負責的醫官在離開前射殺醫院的病人，就是病人用手榴彈自殺，而採用如此壯烈方式的背後，也牽涉到日軍的一個信念「絕不投降」，因為在日本，投降被視為極大恥辱，所以寧願自殺也不投降，因此日軍對戰俘之所以極度輕視，也是來自於他們認為投降的可恥性。

但在西方，戰俘的投降並不被視為可恥，若是在竭盡全力之後仍發現毫無勝算之時，都會選擇投降，他們依然認為自己是光榮的軍人，士兵甚至可以報信告知家人自己安全，但日本人不這麼看，一但投降，就意味著自己已經在名譽掃地，徹底的「人間失格」。

通常，日本士兵之所以會淪為戰俘，多是因為戰鬥中受了重傷或昏迷，否則他們會選擇自殺。但奇特的是，當他們成為戰俘後，卻會變得非常合作，甚至成為模範戰俘。《菊與刀：日本文化的雙重性格》一書中也探討了這一點，日軍變成戰俘後，他們會全力配合盟軍，幫助破解日軍的戰略。這樣的轉變源於他們明白，一旦成為戰俘，便在日本社會中遭遇「社會性死亡」，若不被允許自殺，他們便選擇改變身份、繼續生存並充分發揮這一身份。

也因如此，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盟軍戰俘還會想寄信給家人，告訴他們自己成為戰俘。對他們來說，這是一件極其丟臉的事，連家人也會因而感到羞愧。

(3) 恥感文化 VS 罪感文化：用恥感文化血祭軍國主義

根據《菊與刀：日本文化的雙重性格》一書中所言，日本的文化與西方不同，是屬於「恥感文化」，而西方則是「罪感文化」。恥感文化依賴外部的約束力，而罪感文化則來自內心的反思。西方的罪感文化源自基督教，強調即使沒人看到你犯錯，神也會知道，從而引發人們感到內疚與懺悔，但在恥感文化中，沒有原罪和無所不知的神，在他們看來，只要沒人發現，做壞事就無需擔心，重點是不要在別人面前丟臉。因此，日本人非常重視面子，這種外部的約束力使得他們的行為受到制約。

這一點在反思二戰中各國的行為時尤為突出。德國在對待猶太大屠殺的自我反省上做得相對較好，並經常為此懺悔，這一點我在《流麻溝十五號》中提到過。然而，對於日本來說，不僅有侵略行為，還包括南京大屠殺及慰安婦問題，卻始終不肯道歉，反而試圖掩蓋真相，並非出於懺悔，而是因為感到丟臉，因此想要將過去隱藏起來。而德國則因為感到罪惡而選擇公開懺悔和賠償。這種對待過去歷史的差異，根源於恥感文化與罪感文化的不同。

日本在戰爭期間對軍人的要求也非常嚴格，撤退時必須保持儀態，絕不能讓外界看到他們慌亂的樣子。當然，對民族性的研究沒有絕對標準，《菊與刀》也被指責帶有西方的偏見。歐美文化中同樣存在偽善的現象，但罪感文化的確促進了他們的反省進程。

回到主題，日本人受恥感文化影響，成為戰俘無疑對日本人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恥辱，他們也為成為戰俘的盟軍感到不恥，因此，撤退時殺死戰俘也是常見之事，柯景星也遇到這種情況，盟軍進攻時，日軍下令處決戰俘，認為他們是累贅，柯景星接到命令，在美里處決剩下的42名戰俘，縱使台籍戰俘監視員沒人願意執行這項任務，但在長官槍口威脅下也只能服從。

(4) 山打根死亡行軍：1900 人走只剩 6 人存活

日軍的惡名昭彰，尤其是其所謂的「死亡行軍」。雖然劇中未曾提及，但在講述南洋戰事時，這段歷史是無法迴避的。後來的紀錄片《聽海湧》也有拍攝此事，主演吳翰林前往婆羅洲，考察死亡行軍的路線。死亡行軍不僅僅是日軍的做法，德國在法西斯陣營中也常用此手段。所謂死亡行軍，表面上看似是軍隊行進，實則目的是讓士兵死去。舉例來說，從近兩千名參與者中，最終僅剩下六名倖存者，這樣的死亡比例令人震驚。

1942年，日軍的戰況相當順利，成功攻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新加坡戰役中，山下奉文以出色的指揮，僅用55天便輕鬆拿下馬來半島，接著再以兩週的時間攻下新加坡。英軍波西爾中將因此無條件投降，導致12萬名英軍士兵，包括來自英格蘭、蘇格蘭、澳洲、馬來亞與印度的士兵被俘，這是英軍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投降事件。山下奉文因而被稱為「馬來之虎」。

隨著戰局變化，到1945年，日軍的情勢急轉直下，美澳聯軍發動了反攻婆羅洲，目標直指山打根。為了撤退，日軍決定將戰俘轉移至260公里外的拉瑙鎮，這段距離相當於台北到台南的路程。1945年3月，第一批470名戰俘開始行軍，歷時九天，卻僅獲得四天的糧食。每名戰俘都營養不良，骨瘦如柴，隨時可能倒下。走不動的人則被就地槍決，因為日軍視這些戰俘為累贅。最終，這470名戰俘到達目的地時，僅剩下五名澳洲士兵和一名英國士兵存活。

接著，第二批於1945年5月出發，共536人，歷時26天，但情況更為惡劣，糧食更少，最終僅剩183人倖存。第三批出發時，山打根還有約250名戰俘，日軍的意圖顯而易見：希望讓戰俘在此餓死。儘管如此，他們仍挑選出75名尚能行走的戰俘前往，但最終僅剩38人。在日軍於8月投降之際，這38名戰俘全部被處死，最終僅有六人因逃跑而倖存。

在這一系列事件中，日軍的心態是透過行軍使戰俘死亡，因為他們視這些人為殘兵敗將，無法成為戰力，甚至連台籍戰俘監視員和日軍士兵也有不少人喪命。此外，因為饑餓，還出現了吃人肉續命的悲劇。

而這樣的事情，不只發生過一次，日軍還德軍都有發生過多起的死亡行軍的事件，包含像巴丹死亡行軍亦是，由此可見，為什麼盟軍對我們台籍戰俘員以及日本人的仇很值那麼高，也是其來有自。

礙於篇幅的關係，我先走筆至此，下一篇，我會接著跟大家講述，台籍戰俘監視員在面對審判過程的狀態、後續賠償問題、以及探討法西斯政權在中西方眼中的觀點，當然，文章只是我對於每一集Podcast的內容整理，方便大家更視覺化、架構化的理解，更多的詳細內容，我會在「再不台就悲劇」的 Podcast 中講得更加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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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61《聽海湧》上集：台籍戰俘監視員為何會甘心淪為日軍的殺人機器？埋藏在北婆羅州人性與血腥交雜的掙扎，日軍最惡名昭彰的死亡行軍到底有多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