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舉證》：女性角色在快速變化中，而世界並沒有跟上這些變化

“比起引發痛苦的事件本身，我認為反倒是因為不被認同的這一連串過程一再反復，才使得女性的痛苦越發嚴重······我所經歷的痛苦無法與他人連接的時候——苦痛便會加深。”——河美娜《我的痛苦有名字嗎？》 每當看到優秀的女性主義作品時，我總會最先想起河馬。雖然上述文字描述的是女性抑鬱症，與《初步舉證》的故事並不十分吻合，但女性所面臨苦痛的處境似乎總是長著一樣的面孔，如果用泰莎的故事代入這段話，也毫無違和。

淺淺介紹一下，《初步舉證》是一部英國國家劇院現場實錄的戲劇作品，雖然在大螢幕放映，但並非傳統電影，它的實體是一場舞臺劇官攝，沒有華麗的場景，全程只有一位元演員——朱迪·科默，以及她109分鐘的獨角戲。 故事講述一位年輕的頂級刑事辯護律師泰莎，成為性侵受害者後站上法庭的故事。經歷了恐懼與混亂的侵襲，在身份與視角的不斷轉換後，泰莎覺醒過來，勇敢而堅定地對長久以來由男性主導的司法體系進行了一次擲地有聲的詰問。

在敘事結構中泰莎的身份與視角都經歷了幾次翻轉，一次是作為旁觀者/受害者，也可以看作是加害者的共犯（辯護人）/受害者，還有一次是同時作為加害者與被害者，即她在782天內用自己被訓練過的職業技能反復在腦海中對身為受害者的自己進行交叉問話，尋找自己話中可以被挑刺的漏洞，她在用法律的邏輯來攻破自己，她曾經引以為傲的武器如同迴旋鏢一般擊中了自己。 她恐懼在自己的審判中成為“第二”，因為這不再是一個追逐輸與贏的場域，而是她的人生審判，包含了她過往人生中深信不疑的對現有司法體系的信仰。當她終於意識到，錯的不是自己無法冷靜地做出邏輯縝密的證言，而是這個由男人主導的司法體系從一開始就沒有在乎過性侵犯罪中女性受害者的人權與尊嚴。

根本沒有完美受害者，完美的證言從來都不可能存在，經歷過性侵的受害者說法前後不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即使是精通法律的泰莎，也會忘記要保存證據而只想著洗澡；在法庭上屢戰屢勝的辯護律師，也會在自己成為受害者的時候語無倫次。只因為是人。 《初步舉證》也使我想起了幾年前看過的一部美劇《難以置信》（2019），其中有一些相似的情節，一個女孩被性侵了但因證據不足、說法前後不一而被質疑是報假案，受害者被當成謊話精、“關種”，在警察冰冷地反復質詢中受到二次傷害。

我對這一幕印象很深，女孩被兩個身材魁梧的男警察詢問被性侵的過程，她必須不斷地回想起可怕遭遇的細節。 這是一個封閉式構圖，畫面一看望去只有兩個員警的龐大身軀，女孩正對鏡頭但被夾在兩人中間，她的空間和話語權是被擠壓的狀態，壓迫感溢出螢幕。房間給人的視覺印象和兩個警察的頭頂一樣是光禿禿的，襯托出氣氛的冰冷嚴肅。僅僅透過這一個鏡頭，就可以想像劇中的女孩正面臨怎樣的處境。

每次看這種作品最感到沉重的不是題材或情節如何，而是“改編自真實案件”這樣觸目驚心的字眼，那代表現實中某個人甚至一群人受到了傷害，經歷了難以想像的痛苦。 經過戲劇化的痛苦並不會隨著體裁而轉為虛構，痛苦是不會稀釋的，但會被看見，更有必要被看見。越來越多的女性主義作品反復在強調著這一點。 河馬的書中也有這樣的話：“女性的角色正在快速變化當中，但世界並沒有跟上這些變化。” 那麼世界到底要何時才能跟上這些變化呢？

《初步舉證》演出後反響非常熱烈，朱迪·科默在節目中表示有很多親身經歷的女性給她來信。在英國每三人中就有一人受害的資料···並不僅是資料，她們是活生生的人，朱迪·科默意識到這部作品已經超過了戲劇的範疇，而在為某種更大的事務發聲。 結尾泰莎從男人們的“騙局”中醒悟過來，開始質疑只能得到這種槽糕判決的根源——司法體系，但她還是被無視了，法官說她說得太多了，而戲劇的張力卻沒有被這無力的輕視消解，泰莎雖敗猶榮。

196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最個人的事就是最政治的事。”一個受害者站出來，一部作品誕生並引發公共討論，看起來渺小，卻可能蘊藏著巨大的能量。 持續地發聲總是必要，世界也在醞釀著改變的力量，總有一天會跟上女性的步伐吧，雖然現在還只是初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