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因為教育部長一席「讓大學教師採取醫學院模式」的言論，引發各界討論。尤其是中小學教師，對於教師法中明文規定「教師不得兼職」更是大發不平之鳴。
為什麼「兼職」反而是教育強國的秘密武器？顛覆你對老師工作的國際想像
在臺灣人的觀念中，「兼任教師」往往與流浪、不穩定或低薪劃上等號。但若翻開國際數據，你會發現：在許多世界知名的教育強國，兼職不僅是老師的權利，更是維持教學品質與勞動力穩定的秘密武器，甚至是專業職涯的最高表現。
在歐洲，兼職不代表「臨時工」，它甚至可以是「終身職」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嚴格定義，受僱工時達到規定之 90% 以上才稱為全職。這意味著，任何低於此門檻的比例皆屬「兼任」。在歐洲，這催生了一種臺灣難以想像的職位：「編制內兼任 (Tenured Part-time)」。
這類老師擁有正式編制與終身職保障，與全職老師享有完全相同的職業地位與晉升權利。唯一的區別在於他選擇承擔 50% 或 80% 的工作量。目前 OECD 國家平均約有 20% 的國中教師是以這種非全時形式受僱。
這徹底顛覆了「職涯」的定義。對歐洲老師而言，工作不再是 0 或 1 的選擇，而是可以隨著生命週期彈性調整的動態過程。這種「社會福利驅動型」的模式，正是應對教師隊伍女性化與高齡化趨勢的結構性解答。
荷蘭的「職位共享」奇蹟：不數人頭，數「產能」
全球荷蘭是兼任教師比例最高的國家，其比例驚人地維持在 60% 至 75%。在荷蘭校園，全職老師反而是少數派。這種模式成功的關鍵，在於政府與學校採用了「全時約當數 (Full-time Equivalents, FTE)」來思考人力，而非單純的人數 。
這種思維催生了「職位共享 (Job-sharing)」：一個班級由兩位老師共同負責，教師 A 負責週一至週三，教師 B 負責其餘兩天。這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高度制度化的勞動力安排，極大地提高了人才留任率。
荷蘭的兼職經濟反映了一種深刻的專業價值：與其要求一位教師在多重壓力下燃燒殆盡，學校寧願雇用兩位能量充沛、能兼顧生活品質的老師，以換取更高質量的教學輸出。
德國與澳洲：打破「金飯碗」公務員的僵化迷思
你以為公務員體制必然僵化嗎？在德國，即便教師具備傳統意義上穩固的公務員 (Beamte) 身分，法律也賦予他們因育兒或長照申請減少工時的權利。在 2021 學年，德國普通教育學校的兼任比例已逼近 41%。
其中，高達 47% 的德國女性教師選擇兼任，甚至有 19% 的男性教師也加入此行列。澳洲則有 19% 至 27% 的普及率，並透過強大的工會協議保障永久兼任地位。這種彈性救贖，讓 30-40 歲這群最具經驗的中堅骨幹，不至於在育兒高峰期被迫逃離教育現場。
相較於法國（13%）的中央集權傳統，或芬蘭（9%）憑藉極高專業地位維持的低工時全職模式，德、奧、澳的彈性模式，為當前全球普遍面臨的教師流失危機提供了一劑強心針。
為什麼美、日、臺的兼職教師過得比較辛苦？
並非所有兼職都能通往天堂。美國公立學校的兼任比例僅 6%，主因是殘酷的「福利斷崖 (Benefit Cliff)」：由於醫療保險與退休金通常與全職掛鉤，一旦轉為兼職，老師將面臨巨大的經濟與保障損失。
日本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將兼職視為補充人力 (Supplementary)。這類「非常勤講師」僅能領取授課鐘點費，不參與校務、不分擔行政。這種雙軌制導致正式教師負擔愈發沉重，兼任者則被邊緣化，缺乏專業尊嚴。
我們該如何重新定義「好老師」的工作樣態？
國際數據顯示，全職全時不該是經營國民教育的唯一教條。當歐洲與澳洲透過編制內兼任成功留住經驗豐富的教育人才時，臺灣仍受困於極端的補充邏輯，讓兼任淪為低薪、不穩定的代名詞。
面對少子化帶來的超額教師壓力，以及現場日益嚴重的過勞現象，我們必須停止「0 或 1」的粗暴選擇。推動編制內兼任不僅是制度的轉型，更是一種永續專業主義 (Sustainable Professionalism)的實踐。
如果我們的老師能擁有更具彈性的生活與喘息空間，我們的孩子是否能從這些能量充沛、不再疲於奔命的引導者身上，得到更優質、更有溫度的教育？這不只是教育部的行政考題，更是關乎我們下一代幸福的社會考題。
教師也搞「斜槓」？全球視角下的教育廉潔紅線
老師變成「雙重代理人」的問題
在零工經濟與「組合式職涯」（Portfolio Career）橫掃全球的今日，「斜槓」已成為現代職場的生存標配。然而，當這股風潮吹進校園，原本被視為穩定的教師群體，也開始面臨前所未有的倫理挑戰。當你是一位擁有熱情的斜槓教師，在校園外經營著私人補習或諮詢事業時，你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當你的私人熱情（與收入）與你對國家的公務責任重疊時，你究竟在為誰服務？
這種身分重疊引發了所謂的「雙重代理人問題」（Double Agent Problem）。當一位教育者同時身兼公立學校評量者與私人市場服務提供者時，其核心爭議已超越單純的工時分配，而直指公共教育的靈魂：公平性。在教育生態劇烈轉變的十字路口，這不僅是政策問題，更是每一位專業人士必須面對的職業誠信考驗。
全球公認的倫理底線「本班學生禁令」 (The Own Student Rule)
無論法律體系如何差異，從美國、德國到澳洲，教育界存在一個不容動搖的共識：教師絕對禁止對自己任教班級的學生進行有償補習。
這條紅線的法律邏輯並非單純為了防止貪腐，而是基於美國麻薩諸塞州《利益衝突法》中所強調的「禁止重複取酬」（Double Dipping）原則：
核心倫理邏輯是：「國家支付薪資給教師，其目的即包含『輔導學生學習』。若教師針對同一群學生再次收取課後輔導費用，本質上是針對同一項公共職務收取雙重報酬。這不僅是財務上的重複取酬，更是對公共時間的挪用與竊取。」
這項規定旨在消除任何外觀上的不當。即便教師能自律於評分公正，但只要存在金錢往來，公眾對評量公正性的信賴便會瓦解，教育資源也隨之私有化。
日本的「岡山縣便利商店事件」：退休回聘教師的生存戰
相較於西方國家側重利益衝突，日本對教師兼職的規範則帶有濃厚的「聖職」色彩，強調身分「純潔性」。
2024 年日本岡山縣的一起案例是：一名公立中學教師因在便利商店打工補貼家計，最終被迫辭職。值得關注的細節是，該名教師是「定年退職後再任用」的人員。在薪資大幅下降、生活壓力激增的現實下，這位老牌教育者選擇了與教學無關的體力勞動，卻仍被視為違反《地方公務員法》中的「職務專念義務」。
這起案例揭示了當代教育系統的「兼職悖論」。系統為了精簡成本，日益依賴像退休回聘或非常勤講師這類低薪、非典型僱用勞動力，卻仍要求他們維持聖職者般的純潔形象。當教育體系一方面壓低薪資，另一方面又嚴禁基層人員透過正當勞動獲取生計時，這種制度性的張力已接近崩潰邊緣。
德國43.1% 兼任率下的結構性張力
德國的數據則展示了另一種極端。根據 2023/2024 學年的最新統計，德國普通學校的兼職教師比例已飆升至 43.1%，創下歷史新高。
在德國公務員法（Beamtengesetz）的架構下，教師兼職採取嚴格的事前許可制，並設有兩道硬性的防弊紅線，即每週兼職時間不得超過正常工時的五分之一（約 8 小時）以及兼職收入不得超過年基本薪資的 40%（後者為部分邦規定）。
這顯示出，即使在最保障公務身分的國家，當近半數教師都處於非全職狀態時，嚴格的行政核准制度正與勞動力市場的靈活需求產生劇烈摩擦。
隱形腐敗問題：「保留知識」與對「受託責任」的背叛
除了顯而易見的金錢交易，教育廉潔中有一種更深層、更難以察覺的腐蝕，即所謂的「課程內容私有化」（Curriculum Distortion）與「保留知識」（Kept-back knowledge）。
當教師在公立課堂上刻意隱藏關鍵考點，或將精華內容留到私人補習班才進行講授時，這不僅是教學偷懶，更是對教育受託責任的直接背叛。身為公眾教育資產的守護者，一旦將教學內容當作個人商品分層銷售，就會將公立學校變相轉為私人市場的輸送管道。這種行為迫使家長必須進入私人補習市場才能獲取完整的教育服務，最終創造出付費取勝的校園環境，徹底摧毀社會流動的基石。
澳洲模式：從全面禁止轉向透明風險控管
隨著教師職涯趨向多元，澳洲的管理模式正從身分管制轉向行為規範。澳洲的模式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範本。在新南威爾斯州（NSW），紅線被拉得更廣：不只是禁止教師對全班，而是全校的學生進行有償補習。而在維多利亞州，則引入了具備實務彈性的「衝突管理計畫」。
守護公共教育根基的透明機制
我們正處於一個矛盾的時代：教育系統為了彈性與成本，正前所未有地依賴這些擁有多重身分的教育工作者，卻同時要求他們承擔與全職、高薪職位相同的道德重擔。這種制度性的雙重標準若不解決，將持續侵蝕師資結構。
面對斜槓教師的崛起，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嚴厲的道德喊話，而是更具透明度的揭露與管理機制。
在零工經濟時代，我們該如何建立一套制度，既能尊重教師作為專業人士追求多元身分與生計的需求，又能確保每一個走進教室的學生，都能在不被金錢利益干擾的環境下，獲得絕對公平的評量與完整的知識？這不僅是法律與契約的攻防，更是我們對公共教育價值最後的守護。
老師也能當斜槓青年嗎？揭秘全球教師副業的禁區
當教學的熱忱遇上不斷攀升的生活成本，許多教育工作者心中不免浮現一個極其現實的掙扎：「除了每個月微薄的薪資漲幅，我能不能利用課餘時間經營第二人生？」在斜槓經濟（Gig Economy）大行其道的今日，老師是否也能變身 YouTuber、投資房產，甚至在週末成為送餐員？
然而，教師這份職業承載著特殊的社會信託責任。這使得副業在教育界從來不只是單純的勞動權利，更是一場關於專業倫理、權力對等與社會契約的深度思辨。為什麼在某些國家，老師去超商打工會丟了教職？又為什麼「在班上宣傳」是全球教育法規中絕對不容觸碰的禁忌？
「受俘聽眾」理論——為什麼教室裡絕對不能賣東西？
針對「能否在班上宣傳」的問題，全球法律界展現了驚人的一致性：絕對禁止。這背後的核心法理並非單純的商業規避，而是源於「受俘聽眾」（Captive Audience）的概念。
學生基於義務教育法規必須出席課堂，他們無法像一般消費者在自由市場中隨意離席或拒絕訊息。在這種天然的權力結構下，師生關係本質上是不對等的。當老師將商業利益引入教室，哪怕只是輕描淡寫地推銷產品，都具備了隱性強迫（Implicit Coercion）的特質。
即使教師聲稱「購買是自願的」，但在權力不對等的架構下，學生與家長往往會為了避免潛在的報復（如成績打壓或冷落）而被迫買單。這種心理壓力使得課堂內的任何商業宣傳本質上都具備脅迫性。
一旦教育的信託關係異化為買賣關係，教學判斷就會被商業利潤扭曲。當老師開始計算每個學生能貢獻多少產值時，公立教育體系的公正性基石便會瓦解。
資料顯示，這些規定演變的歷史可以歸納為三個階段：
- 戰後建制期（1947-1950）：日本與德國在此時期建立了堅實的法律框架（如日本1947學校教育法、1950公務員法），將教師定義為神聖的公僕，將學校定義為非營利聖地。這是一種結構性的預防。
- 新自由主義衝擊與反彈期（1975-1990）：在美國與韓國，這一時期充滿動盪。1989年，美國面臨Channel One的商業入侵；而韓國則在1980年面臨補習狂熱。兩國分別透過立法反擊（美國各州禁令）和軍事鐵腕（韓國7.30禁令）來應對危機。1975年的美國NEA守則也反映了專業主義對商業化的抵抗。
- 現代倫理細緻化期（2000-至今）： 隨著PISA測試帶來的全球教育競爭，補習需求再起。德國（2004）與澳洲（2004）在此時期制訂了更精細的規則，不再尋求全面禁止補習，而是精準打擊利益衝突：只禁補自己學生。同時，隨著數位學習（EdTech）的興起，美國在2015-2016年間通過了大量學生隱私法律 ，這可視為1990年反廣告運動在數位時代的延續。
至於臺灣，則透過1971年頒佈的《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第六條第四款達成禁止教師有償補習自己學生，以及1999年第一次頒佈的《教育基本法》第6條及行政命令，禁止商業推銷入校。
至於其他的兼職，許多國家也都有一些細緻的規定 。
日本的「5 棟 10 室」規則——資產管理的極限邊界
在日本，公立學校教師被賦予地方公務員的身分，法律對其副業採取「原則禁止，例外許可」的嚴格立場。這不僅是為了確保職務專念義務，更是為了維護公眾對國家的信賴。
對於想要經營資產的日本老師，法律劃定了極其精確的「三不原則」。首先，房地產出租必須低於 5 棟 且少於 10 室、太陽能發電設備容量須在 10kW 以下、農業活動則僅限於「自家消費」規模；其次，年租金收入總額不得超過 500 萬日圓；最後，嚴禁教師親自從事收租、修繕或帶看房，必須全權委託物業公司，以確保體力與精神不被分散。
日本對於公務員尊嚴有著近乎執著的堅持。曾有一名 60 多歲、好不容易獲得再任用的資深國中老師，因不敵薪資縮水的經濟壓力，週末在便利商店打工。這樁「岡山縣便利商店事件」在當時引發熱議，最終官方認定勞務兼職損害了專業尊嚴，該名老教師被迫辭職。這種執著反映了歐陸法系中，公務員作為國家意志代理人的特殊地位。
德國的「五分之一原則」與無廣告校園
德國對教師副業的管理則是透過法律，允許教師在事前審查的前提下發展副業，但其量化紅線被嚴格定在每週工時的 五分之一（20%，約 8 小時）。
更重要的是，德國憲法級別的「學校廣告禁令」（Werbeverbot）將校園視為絕對的中立空間。這導致了兩項嚴苛的規範：
首先，教師若自行編寫教材，嚴禁向自家學生銷售。若教學確有需要，必須提交學校會議（Schulkonferenz）審核通過，並由學校預算統一採購，嚴禁老師直接收取學生分毫。
其次，德國曾發生教師兼職保險經紀人，利用家長會推銷「教育儲蓄險」的醜聞。法院重申，教師的專業建議必須具備客觀性，一旦涉及私利，其建議的公信力即蕩然無存。
數位時代的新戰場——英美澳的「利益衝突管理」
與日、德等歐陸法系強調身分尊嚴不同，英、美、澳洲等普通法系國家更傾向於透過利益衝突機制進行管理。
在數位創作（YouTube, Teachers Pay Teachers）盛行的今天，這引發了新的戰場：今天如果一個老師擔任YouTuber、TikToker等直播主，學校該如何規範？
在美國，許多學區認定，只要教師是利用辦公時間或學校設備開發的教案，都屬於 職務作品（Work for Hire），版權歸學區所有，教師私自販售即構成違約。
在澳洲，新南威爾斯州（NSW）規定，教師不得利用職位獲取私人利益。雖然澳洲允許代課教師（Supply Teachers）兼職，但嚴禁輔導自己任教學校的學生。有趣的是，維多利亞州推出了官方的「輔導學習計畫」（Tutor Learning Initiative），試圖將課後補習需求納入公務體制，以取代私人市場。
這背後的邏輯差異在於：歐陸法系視教師為國家代理人，其行為須維護國家神聖性；而普通法系視教師為專業契約者，核心在於如何管理私人利益與公共職責之間的衝突。
物理與數位的雙重隔離
綜觀全球，雖然各國對教師兼職的尺度不一，但對於守護校園純淨的共識卻堅如磐石。對於身處數位轉型與物價壓力交織下的現代教師，我最核心的職業保護建議是：維持物理與數位的雙重隔離。
這不僅是倫理建議，更是法律防禦。在 GDPR 等個資法規範下，若教師利用學校通訊錄推廣副業，將直接構成資料外洩，面臨鉅額行政罰鍰甚至刑事責任。副業活動不進入校園、不涉及學生、不使用學校電子郵件，是保護教職生涯的最後防線。
在斜槓經濟的浪潮下，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當我們要求教師維持教育的神聖性時，是否也應給予其相對應的經濟安全感？在保護學生免於商業剝削與尊重教師勞動權利之間，這條界線的劃定，將是未來十年全球教育政策最難解也最重要的課題。
尾聲：教授可以領雙薪，中小學老師卻不能兼職？解構「類醫學院模式」背後的階級焦慮與全球解方
從一個「類醫學院」的構想說起
想像一個場景：一位頂尖大學的半導體教授在簽署一份價值數百萬元的產學合聘契約，合法領取來自校方與企業的雙重薪資；與此同時，一位熱愛創作的小學老師卻因為在休假期間於 Line 貼圖平台上架了幾組價值百元的原創貼圖，而面臨行政申誡甚至懲處。
這並非誇張的虛構，而是當前台灣教育體系的真實寫照。近期教育部長鄭英耀拋出的「類醫學院模式」構想，旨在為高教人才引進產業資源以解決流才危機。然而，這項旨在為高教人才解套的策略，卻意外引爆了基層教師長年積壓的相對剝奪感。
為什麼同樣身為培育下一代的教育者，大學教授能優雅地跨界支薪，中小學老師卻必須禁止？這背後究竟是法理的必然，還是另一種形式的教育階級制度？
「類醫學院模式」是策略性溢價嗎？
首先要釐清的是：所謂的「類醫學院模式」，核心並非隨意發放兩份薪水，而是模仿醫學教育中成熟的合聘制度。在法律層面上，這更趨近於一種薪資分攤（Salary Sharing）的運作機制：臨床教師的身分之一是大學教授，另一身分是附設醫院醫師，其高所得來自不同預算來源的加總，而非單一國庫的重複支領。
實際上，學校通常只支付一部分的本薪（Base Salary），而另一部分的薪資或加給則由醫院透過醫療作業基金支付。這意味著其高所得並非來自重複支領，而是不同預算來源的加總。
除了學術本薪外，政府為留住人才在教學醫院服務，特別設立了「不開業獎金」（Unopened Practice Bonus），按職級每月發放數萬至數十萬元不等的獎勵金。
另外，醫院會根據個別醫師的門診量、手術量及科室營收，計算出每月的績效獎金（PF，Professional Fee）。這部分完全市場化，也是最具爆發力的部分，反映了醫療服務的市場價值。
醫學院模式之所以具備強大法理正當性，在於其教學與執業的一體性。當外科教授在手術室執刀時，他正是在臨床教學的現場。然而，這種模式移植到工學院或法學院時，會面臨嚴重的時間互斥性挑戰：一名工程教授若進入台積電擔任顧問，他通常必須離開教室；這種實體與法律上的缺位，正是基層教師團體質疑高教教授可能「重研輕教」甚至「不務正業」的理論基礎。
奉獻的鍍金籠？台灣老師正活在「極端光譜」的一端
當我們把目光移向全球，會發現台灣與日本對於中小學教師的監管，正處於全球罕見的嚴格禁止極端。在日本，受到深厚的「聖職」（Seishoku）思維影響，教師被期待為一種全人奉獻的職業，這種文化將教師置於一個崇高卻封閉的鍍金籠中。
相較於東亞的絕對禁令，德國則以量化紅線取代了行政主管的主觀好惡，不僅保障了教師的經濟權利，更將斜槓視為專業延伸。教師透過翻譯、藝術創作或參與成人教育帶回的實務經驗，往往能反過來豐富課堂的生命力。
向下扎根的「類醫學院」：技術型高中（高職）
高職教師面臨與醫學臨床相似的困境：若長期脫離產業現場，其技術教學將產生嚴重脫節。若能透過「類醫學院模式」，讓技職教師比照臨床醫師，在校園與企業間進行合聘，不僅能解決學用落差，更能讓老師在業界研習技術的同時領取合理的報酬。這種向下兼容的政策思維，才能真正打破高教與國教之間的資源壁壘，讓制度轉型成為全體教育者的紅利。
不可逾越的紅線：師生關係商業化
不過，無論制度如何鬆綁，全球教育法制對於一項原則具有絕對共識，即嚴禁將師生關係轉化為商務關係。
即便是開放兼職的英、美、澳等國，對於師生關係商業化皆設有嚴厲的紅線。這包括嚴禁教師對自己任教或受評的學生進行有償補習，以防止「課堂留一手、課後收一手」的道德風險。在當前的網紅經濟時代，許多網紅教師（Teacher Influencers）在數位平台上活躍，各國監管的重點也轉向數位倫理：審查教學內容是否洩漏學生隱私，或利用職權誘導學生購買教材。守住這條紅線，是從身分管制走向專業自治後，維繫教育公平的最後一道防火牆。
從「禁忌」轉向「專業自治」的未來方向
教育部的戰略焦慮源於全球人才競爭，但若僅以特權式的「雙薪」為特定學群開路，而持續對中小學教師維持過時的「聖職觀念」，將撕裂台灣教育界的內部團結。
在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浪潮下，我們必須反思：當我們期待老師能引導學生具備跨領域素養、成為適應未來的靈活人才時，我們是否也該先賦予老師成為「斜槓者」的權利？從絕對禁止走向利益管理，從身分奴役走向專業自治，或許才是終結教育階級矛盾、讓台灣教育體系真正與時代接軌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