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達賴坐床、親政及離中親俄分析(一)

-- 兼駁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之謬論

自清朝以來西藏就成為中國領土，此乃無可爭辯之事實，且自六世至十三世達賴喇嘛親政以前，此種情勢從未改變，但十三世達賴喇嘛親政後，以其自幼受俄籍布里雅特蒙古喇嘛道爾吉之蠱惑、慫恿、灌輸其離中、親俄、反英思想，遂使西藏情勢為之一變，夏格巴之《藏區政治史》[1]，復扭曲史實，使各界對近代西藏與中國關係有所誤解，尤其十四世達賴喇嘛出走後，倡言西藏與中國僅為「供施關係」，在西方國家分化、裂解中國（指歷史、文化傳統之中國，非僅指中共，全文中之中國均準此項原則，不另加注）的潛意識推波助瀾之下，十四世達賴喇嘛意圖將西藏問題國際化，本文擬就自十三世達賴喇嘛坐床以至當前海外藏情作一分析，並駁斥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捏造史實之荒謬之論。

十二世達賴喇嘛赤烈嘉措（此據克珠群佩主編《西藏佛教史》，但陳慶英等編著之《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作成烈嘉措），生於清咸豐六年（1856年），誕生於西藏山南桑日縣沃卡，父名平措次旺，母名次仁玉珍。當十一世達賴喇嘛克珠嘉措辭世後，西藏地方政府噶廈與三大寺派出代表尋找十一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 在前藏找到三個具有「神跡」的「靈童」，清廷咸豐批示：

於是噶廈將此三名幼童迎請到拉薩，於咸豐八年（1858年）正月十三日，在布達拉宮薩公朗殿皇帝畫像前，由清廷所派駐藏大臣滿慶主持掣簽儀式[2]，此舉十足證實西藏屬於中國，但夏格巴的《藏區政治史》第十章《十一、十二世達賴喇嘛、拉克通格拉之戰、第司謝扎和基巧堪布班典頓珠》刻意避開十一世達賴喇嘛辭世，其呼畢勒罕之尋覓及由清廷駐藏大臣滿慶主持掣簽，足以象徵中國對西藏行使主權之事[3]，可見其有意不提這一段史實，然而歷史事實豈會因夏格巴不提而消失，夏格巴此舉無異掩耳盜鈴。

金瓶掣簽結果，由平措次旺之子中簽，遂名之為明珠爾丹次加木措，成為十二世達賴喇嘛，當即由熱振呼圖克圖（意為轉世活佛）為靈童剪髮、換僧衣，並取法名為阿旺洛貝堅贊赤烈嘉措，簡稱赤烈嘉措，同年（1858年）四月十五日，清咸豐皇帝正式頒布確定沃卡的靈童為十一世達賴喇嘛的真正呼畢勒罕，所頒詔書與禮物也送到駐藏大臣衙門，之後西藏地方噶廈派出噶倫、公爵、扎薩克、台吉等高級官員，到中央所派駐藏大臣衙門迎詔書到羅布林卡，當時轉世靈童及攝政熱振活佛正在倫珠噶蔡殿中，中國皇帝詔書抵達後，立即設案供奉[4]，這也充份表達了西藏屬於中國的具體事實，而夏格巴書都刻意不提這些過程，閉上眼睛不看，不等於事件沒有發生。

靈童掣簽既經中央政府核定，接下來就是舉行坐床大典，正確坐床日期經咸豐皇帝批准為咸豐十年（1860年）七月三日，按照西藏政教傳統習俗，在正式坐床前，還只能稱為呼畢勒罕，何況在咸豐八年時（1858年）這個赤烈嘉措才虛三歲，但是夏格巴書卻稱：

我們不禁要問一個不滿三足歲的幼兒，如何到羅布林卡沐浴？顯然故意撇開其年齡問題，而且「自此年（1858年）後，達賴喇嘛夏季常住羅布林卡……」讀起來是要住羅布林卡是出自達賴的決定，這類毛病且略過。及至咸豐十年七月三日正式坐床，朝廷為期能順利圓滿完成，特命駐藏大臣滿慶前往觀看（按滿慶於咸豐九年十月召回北京，同月命崇實為駐藏大臣，但依慣例新任到拉薩就職前，舊任仍需在職，而且崇實尚未赴藏，於咸豐十年七月又改署為四川總督，以是滿慶仍以駐大臣身分在拉薩，以上見陳慶英等所著書，及章伯鋒編《清代各地將軍都統大臣等年表1796~1911》，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85~186），並扶持十二世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坐床。

十二世達賴喇嘛坐床後，英國謀我西藏日亟，而清廷力量日弱，邊政不修，而西藏內部又生事端，攝政熱振呼圖克圖遭受排擠為保全生命，在逃往北京回程途中病死，這個熱振活佛是熱振活佛系的第三世，據既往的史實來看，在西藏擔任過攝政的活佛幾乎都沒有好下場[6]，那些活佛、噶倫等僧俗官員，殺起人來絕不手軟。總之西藏內部相當混亂，對外，一則英國的覬覦，再則捲入對瞻對的部落糾紛（瞻對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可說是內憂外患不斷。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二世達賴喇嘛業已十八歲，依照清朝規定已到親政年齡，經清廷批准親政（見陳慶英等所著書頁533），然而親政只兩年，於清光緒元年（1875年）突然因病去世，究竟因何而死，留下令人百思不解之謎。

十二世達賴喇嘛甫親政，不及兩年就因病而逝，其內情頗令人不解，夏格巴書僅輕描淡寫的說：

從這一段文字看不出絲毫懷疑與惋惜，這裡說享年十八歲，似乎也不太正確，應該是虛二十歲。十二世達賴喇嘛既以示寂，於是仍循例派人尋找十二世的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很快既就找到生於光緒二年（1876年）五月初五日生的一個小男孩，其父名貢噶仁欽，母親叫羅桑卓瑪，此時這小孩才五個月大經過幾番的「驗證」，確定這個五個月大的嬰兒就是十二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於是由八世班禪額爾德尼、攝政通善呼圖克圖、三大寺以及扎什倫布寺全體僧俗官員聯名向當時駐藏大臣松溎稟報，要求駐藏大臣向朝廷上奏請准免予金瓶掣簽，結果朝廷於光緒三年（1877年）三月，以光緒皇帝名義在松溎的奏折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