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謬誤的內容大意是指,民主社會中吵吵鬧鬧和有許多爭執,不利經濟發展和穩定,最後就會不利民生和人民的褔址。所以,未發展民主的國家,為了經濟發展,應該放下政治改革,但經濟發展好了,才談論民主。
記得在李光耀翹了辮子的時候,有香港記者訪問一個新加坡人,他就說,穩定和自由必須二選一。
這個論述,以乎很有吸引力,不少華人都中了這個蠱,認為大家應該齊心發展經濟,不要吵吵鬧鬧,阻礙社會發展。而最近香港的政改,有不少人認為示威者把香港搞亂,於是開始認同政府的立論——袋往先。
但是,當你們看到有人說穩定優於自由的人時,而且信心滿滿,有沒有發現一個共通點?這些人不是位高權重,就是生活安穩。如果你們問基層為甚麼穩定優於自由,他們不是缺乏信心地支吾以對,就是歪理連篇,最後終於勃然大怒,罵退詢問者。無他,因為他們現實上面對許多不公,但是精神上卻受到「穩定論」洗腦,這樣的落差尤於中國政府在窮鄉僻壤宣傳祖國的航天科技偉大,這些農民也是不懂,只能訴諸盲目的情緒去擁護;所以這些基層患上這種精神分裂,他們不知穩定有甚麼好,卻被主流意識灌輸穩定就是硬道理,遇到問題的時候,只能用情緒來解決他們不懂的問題。
另外,通常這個問題,傳媒也不會問一些被壓害的異見人士,無辜含冤的上訪者,或者是受到歧視的小眾。
而且更奇怪的是,只有官僚資本家或精英才有話語權定義甚麼是穩定,如果是要一些受壓迫的人提出新的穩定藍圖,在獨裁國家,他們通常會輕則坐牢,重則被處死。
只有生活優厚和位高權重的人說穩定重要時才心安理得,正正符合了列寧嘲笑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時問的一句話:「自由?誰人的自由?哪一個階級的自由?」仔細分析列寧的說話,他批評自由主義者滿足當時有限的政治改革(和現在的香港一樣,十九世紀的歐洲只有很少人有投票權),不知其他的受壓迫階級的苦况,他們沒有政治權利,在工作場所有受到剝削,但是部分自由主義者卻認定有限的投票權已經足夠,因為他們擔心工人也有權,就會影響了這些自由主義者的「理性、優雅」生活。
所以,當政府和某些蛋頭知識分子不停說穩定壓倒一切的時候,我們要學列寧問道:「穩定?誰的穩定?哪一個階級的穩定?」
認真地思考,這個穩定是指固有的秩序和遊戲規則(指分配社會資源)保持不變。但是不變是否代表對所有人好,能夠為所有人的福址著想?顯然不是!例如現在中國社會根本是法治不彰,沒有民主,一黨專政,只有黨內的高幹子弟才能夠決定社會的大多資源去向,甚至可以左右其他人的生死,不少人逼到家破人亡,讓一小撮人得利但其他人受苦的遊戲規則,是不是公正?恐怕除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其他受壓迫的人,除非被洗腦,否則也不會這樣說。
香港也是這樣,只有大資本家和精英可以壟斷政治權力,他們可以選特首、立法會,甚至在政府安插親信,將公眾的資源壟斷為自己所有,這樣劫貧濟富的制度,他們當然高呼穩定萬歲!但是對於居於劏房和露宿者,分不到社會資源的人來說,恐怕只有沒良心的人才會說沒有真正的民主是好的。
當然,這些官僚、商人和精英也吃不盡所有社會資源,所以也會跌出一些餅碎出來,有些人能夠吃到這少許的餅碎致「富」,就立即擁護這個制度,至於其他人是否受苦,對於這些自認為是既得利益者來說(其實得到的只是餅碎),完全不重要。他們稱穩定是為了所有人的幸福,是一種偽善,為政府塗脂抹粉。前段所述曾言穩定優於自由的新加坡人來說,他也不過是吃了餅碎致「富」的人,就心安理得無視那樣受李光耀迫害的窮人和反對者了。
另外,獨裁政府勤於迫害指出新的穩定藍圖的人,也是因為這些人威脅到固有階層的利益。
雖然西方的民主制度有金權政治的問題,但是只要是全民提名(不是香港的提名委員會)普選領導人和議會,這樣資本家和精英不能像中國和香港般在制度上先天上控制全局,政客和政黨為了自己前途著想,才願意為人民服務。民主的好處就是,可以以一場選舉,選民就能決定現在的政權的穩定瓦解,重新洗牌,這樣,資本家和精英比較難把社會資源通吃,為了自己的前途,必須考慮惠及人民。
當然有些五毛和憤青會指責我,是否想搞民主令到中國共產黨倒台、然後失去一個領導者,引起全國戰爭。首先這是刺稻草人謬誤,要共產黨開放選舉,不等於讓消滅共產黨,它也可以參選,接受人民的監督。第二,任何改變也可能有風險,就好像你今天出外,也可能因高空擲物而斃命。問題是,保持現有的穩定制度下的遊戲規則,是不是公正的?是不是為了大多數人的福址?你問五毛和憤青,他們是共產黨用剝削人民的錢來為他們支薪的,自然誓死反對民主。但是對於強拆、工傷、逼遷、因言論而受打壓、被權貴迫害的人來說,恐怕是另一種說法了。
所以,我希望受壓迫的人,應該拋下對穩定的迷戀了,是時候起來抗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