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读沈从文《一个天才的通信》,觉得很有意思,灵感冲上脑门,好像又找到了流水帐外的另一种自由书写的方法。晚上立刻实践,动笔写了《第一封信》。写到后面,觉得可以变成社区活动,于是就成了一篇活动文。
沈从文的那一篇,很有些乔伊斯的意识流思,绪飘到哪里,就写哪里,眼光落到何处,就写何处。只是乔伊斯的作品流动的是真的意识,而沈从文流动的是笔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哪里听说沈从文出身名门,天然以为他必是衣食无忧的,在读《一个天才的通信》时,心想这样的穷困潦倒,这样的走投无路,也许是听了郁达夫的故事,或者从《马丁伊登》得来的灵感。刚才去查维基,才发现名门印象纯属误传,他是个农村娃,书也只念到小学毕业。据说1923刚到北京的时候,确实穷困潦倒,无奈之下写信给郁达夫,得到后者的资助,才挺过那段艰难时光。郁达夫在他的日记里曾提过在某个饭局上见过沈从文,其它的没写。或者写了,出版的时候删了也未可知。
《一个天才的通信》总共有三封,“天才”写给出版社的“先生”。先生承诺天才,以每千字两块的价格买他的文字,内容不限,自由发挥。那时候天才一家面临绝境,等米下锅,等钱治病。天才自己也流鼻血,头疼,可是放眼四顾,没有可以依靠的人,都是等着依靠他的人。于是只能硬着头皮苦苦支撑,没办法有华丽的辞藻和精巧的构思,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为了凑字数,不重要的事情也说三遍。第一封一万多字,被先生折成了八千。第二封,直接被先生拒付。第三封信还没写完,天才用玻璃杯的碎片割了腕。信的结尾,天才写道:
在灯下我做了呆事了,第三次才有血出来。并不甚痛。这里只写到十二页为止,若明早上我还能拿笔,必定还写一点今夜的事。先生,告别了,这时他们在唱“可怜的秋香”,世界上的事真怪,他们唱到第三次,还有精神继续唱下去!我好像是在做梦,听到我哥哥来敲门,只装睡熟了,这好人还要我安安静静地睡一晚!明天那住在我这里的客,回来时会吃一惊,你们看到这里也会吃一惊。但是,先生,一切完了,一个平常的结局。灯芯一捻,熄了。
看到这里,显然这三封并非真正的书信, 当然内中情节也必有虚构,但在信中,天才写家人、写社会、写邻居、写自己的思想,语言尽量口语化,情节也平实无华,但和他那些构思巧妙,曾让我合上书沉默良久的小说相比,厉害程度不遑多让。
沈从文只有小学文凭,他的文学启蒙,不过是早年在陈渠珍湘西护国联军部队任陈渠珍书记时,读了很多陈的藏书,虽然后来他有在北京大学旁听的经历,仍然无愧于“天才”这一称号。否则,你没办法解释一个他那样出身及教育程度的人,对人性的体察以及表达能那样超脱于时代。
他的很多小说,格局很“小”,着墨于普通人的极普通的生活,但他的普通生活,却比一般的作家细节丰富的多,也因了这些细节,勾勒出的不仅是鲜活的人物,也还有那个时代,那些不动声色中潜藏的暗流。
有一篇《初八那日》,只有短短三四千字。写两个锯木工的日常,锯木头,聊天、吃豆腐花、抽烟,每一个动作都写到详尽,以至于你仿佛隔着书本能看到他们的表情,参透他们的心思。后来,一阵风刮过来,木料堆滑落,两个人被压死了。沈从文的文字里不带任何感情,他只平静的讲述,不夸大不偷减,故事的结束像它的开始一样悄无声息,然而,如果用一句俗语来形容故事里的人物,那便正是:音容宛在。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某些程度上和郁达夫有些像,格局都“小”,细节都多,人物非常鲜活。可惜这种风格,在后来的“新中国”文学创作中,似乎被摒弃掉了。我这一代的中国人所熟知的那些当代经典,都流行宏大叙事。小说的时间跨度越大越好,最好能从清代写到改革开放,没有占尽篇幅的国仇家恨和历史背景,小情小爱小心思,是入不得主流语境的。我不知道像郁达夫死得太早,沈从文在1948年就封笔这样的事,是后来的因,还是说共产主义的文学观就是在扼杀这样过于个人主义的表达才是。
如今回想,正统力推的那种宏大文学,一定也形塑了我的鉴赏水平。不然你看,我经常会有意无意写些chronical的纪事。
很可惜,假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坛,仍有沈郁这样的作品大行其道,那也许一些中国人的国民精神,会不一样呢。
然而对于他们个人来讲,早死许是一种解脱,早早闭嘴也算明智的选择。
沈从文于1988年去世,据说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