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浮現於世界邊緣的小島,景觀沉靜優美,居民生活簡單、步調緩慢,島上飄著悠揚的小提琴樂聲,但在日昇日落之間,搬演的故事卻摻雜著血淋淋的殘酷。一想到滲血斷指扔向大門,我實在很難認為本片叫做喜劇。
對我來說,《伊尼舍林的女妖》是一則關於善惡辯證、關係衝突與和解的寓言,其旨趣毫不受限於1923年的愛爾蘭。
我去看電影的那天,網路新聞頭條是一個香港名媛被謀殺而且分屍烹煮。我想著此刻的世界,比起一百年前,血淋淋的瘋狂著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以下微劇透,請慎入。]
派(柯林.法洛Colin Farrell飾)與康(布蘭頓.葛利森Brendan Gleeson飾)原本是一對一同喝酒的好哥們,故事主軸圍繞在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化。
有一天康突然對派說,不想要派再接近他,不想要再聽派說話,因為那些話是無意義的。康說派「會花兩個小時敘述他在驢子大便裡發現什麼」。
派多希望這只是愚人節的玩笑,他很想知道自己做了什麼蠢事得罪康,康明白回答沒有,只是因為人生苦短,康想要把時間拿去做更有意義的事,例如音樂創作,可以流傳千古,像莫札特。
派不知道莫札特是誰,這樣的事情對派來說顯得不重要,他重視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和善意對待,就像他的父母、姊姊對待他的方式一樣。
派與康的關係恰恰映照出美國精神分析師布雷特 (Sidney Blatt) 的人格型態研究。他將人格結構分為依附型(anaclitic type) 與內射型 (introjective type),兩者有著迥異的視角,引起憂鬱的事件性質大不相同,存在的焦慮也不一樣[1]。
派重視的是與他人的關係,人生的快樂與憂傷,來自於跟別人的關係是否和諧圓滿。康重視的是自我成就與自我認同,人生的滿足與失望,來自於自己是否符合內心衡量自己的那把尺。
布雷特的分類下,依附型重視人際關係,聚焦於孤獨感或被拋棄的感覺,關係中較為依賴,較缺乏反思能力,情緒易波動;內射型著重自我價值,聚焦於失敗感或罪惡感,較自我中心,易陷入反芻思考,有自我反思能力,較為理智。是不是和這對哥兒們很像?
上述人格特質難以截然二分,每一個人或許是這兩類型不同比例的混合,或者說在這兩個向度上強弱有別,但本片將之極端化,放置到派與康身上。
不論是我的現實周遭或是臨床工作,都發現這兩型人格特質組成伴侶相當常見,因之普遍引起關係中的矛盾。不只一位女性個案曾跟我說,很難接受男友或先生有時喜歡獨處:「好像他一個人的狀態比兩人相處還要好,好像我的存在是一種干擾。」診間也常有個案說,社交媒體上突然被前同事解除好友或是封鎖,他不明白原因,開始焦躁、煩悶、寢食難安。這不都是派的心情寫照嗎?
本片的描寫讓觀眾覺得人和動物之間不會陷入衝突。驢子珍妮、馬和狗的眼睛都是那麼澄澈無邪,默默觀察著衝動的人類。導演把破壞性放到人類身上,派與康的命運,或許可以簡稱為人性吧。
康有崇高的理想,要把所有的時間與精力用來執行理想,其他的一切都是阻礙。符合他理想的人,例如音樂學校學生,就是盟友。不符合他理想的,例如乏味無趣的派,就要切斷關係。
盡力讓生命趨近這樣的純粹性,是一些科學家或藝術家的本質。康在那一天下定決心,生命不要再妥協、再敷衍了。
但英國精神分析師温尼考特(Winnicott)認為,妥協的能力是健康的象徵,那是因為理解到有一個共享的現實,而這是一項發展的成就。它是假我(false self)正常和正向的部分,發展出具適應性的社交禮儀。妥協不同於順從,順從將帶來絕望。
溫尼考特這麼說:
「每個人都有一面有禮與社交性的自身,以及另一面個人、私密的自身……在健康的狀況下,這種自身的分裂是個人成長的成就。」[2]
康鐵了心之後,就此失去妥協的能力。
當理想被絕對化,就會產生道德魔人,衍生出獨裁者的心智,降低思考的活潑性,最重要的是,它要求別人只能順從。歷史上像納粹屠殺猶太人,或是十字軍東征等宗教戰爭,都是源自這樣的心智狀態。這是理想的破壞性,也可以說是破壞性的自戀。
為什麼人需要這樣決絕呢?康發下會濺血的毒誓,等於把自己跟對方逼到死角,沒有迴旋的空間,我覺得很陽剛但也好愚蠢,然而康自認聰明,認定愚人是派,貶低他人是破壞性自戀的典型表現。
回過頭來看派,對於人際的親密互動無比堅持,也是難以妥協,無法聽進姐姐詩凡的勸告。對派來說這是做人的道理,是父母身教的處世之道,就像他也認為有好的、有意義的閒聊。但是對康來說,「五十年後,沒有人會記得人們的和善」。
我想如果要維繫關係,並保有思考的彈性,確實很需要同理對方的能力,以及對自己的理想性適度設限,此即妥協的能力。
導演沒有要把派和康描寫成全好或全壞的角色。本片的複雜度也絕非「好友反目」一句話就可以概括。
派想要親近的心是一種善意,但在康自殘的行動下,其意義轉變成惡意的攻擊:你接近我、找我說話,等於要奪走我寶貴的手指。
對康來說,他只是想拒絕派的靠近,但派的感覺其實也是遭到攻擊。
於是,派在某一天酒吧喝醉酒、放膽亂說話之後,「認同攻擊者」的機制開始悄然運作。派想要改變自己,讓自己更有攻擊性一些,變得暗黑一些。他說了謊讓音樂學校學生離開康,又不顧警告闖入康的家直接對他說話。
如果看細一點,在那些具有破壞性的行動底下,總還殘存著人的善意。
康雖希望派不要接近自己,可是他採用的方式不是去傷害派,而是剁掉自己的手指。後來造成驢子珍妮噎死純屬意外,康很自責,打算坦然接受派的報復。
而派用木柴和煤油燈燒掉康的房子,但留下一扇窗沒有縱火,等於為康留下一條生路。
當康看到派被惡警欺負時,他主動過去拉派一把,還協助派駕車好一段路。
或許在氾濫著死之本能的渾沌中,還是可以在海浪拍岸的節奏裡,從心中找到微明的燭火。
看電影的時候,我不由自主想到另一對銀幕上的哥兒們,他們的命運更是錯綜而淒慘。愛爾蘭導演尼爾喬丹(Neil Jordan)的史詩鉅作《豪情本色》(Michel Collins)[3] 改編自史實,描寫愛爾蘭獨立戰爭中一對好朋友--麥可柯林斯(連恩尼遜Liam Neeson飾)跟哈利博蘭(Harry Boland)的故事。
柯林斯是愛爾蘭開國英雄之一,他是反抗軍的領袖,也是情報頭子,既有武裝狙殺的行動力,亦有政治家的魅力。他發明的遊擊戰打法,據尼爾喬丹所述,連毛澤東都在研究。雖然百般不願意,柯林斯被指定去跟英國談判條約內容,他扛下責任,於1921年12月6日簽署建立了愛爾蘭自由邦(今日愛爾蘭共和國的前身)的英愛條約。
回國之後,過往一同出生入死的同袍,卻怪罪他並指責這個條約將愛爾蘭一分為二,拒絕接受此條約,之後愛爾蘭陷入內戰。拒斥他的人當中就包括換帖兄弟博蘭,更微妙的是他們竟喜歡上同一位女子(Julia Roberts飾)。他們三人的關係,從電影開場田園抒情詩的氛圍,轉變為肅殺對立。
博蘭與柯林斯後來分別被對方陣營暗殺身亡,同樣於1922年八月過世,柯林斯可謂死於自己發明的游擊戰技術底下,當時年僅31歲。
友誼跟革命情感果真這麼脆弱嗎?每次想到柯林斯/博蘭的故事,總是讓我心頭惆悵。
友誼破滅的原因可能還是在於理想性。當理想被擴張到極大化,必然會產生破壞性。建國和統一的理想也是如此。直到千禧年之前,愛爾蘭共和軍的炸彈仍舊在英國與愛爾蘭的城市爆炸,導致無辜的人們傷亡,摧毀民眾對和平的信心。
柯林斯跟博蘭同年同月遇刺,隔年春天,就是《女妖》的時空背景1923年。
1923年,維也納的醫生佛洛伊德發表了最後一篇大理論著作《自我與本我》,描繪心靈的內在結構衝突;他也寫了一篇短文,祝賀學生兼好友費倫齊(Sándor Ferenczi)的五十歲生日[4]。
費倫齊是布達佩斯的醫生,精神分析在匈牙利發展的奠基者,也曾是同鄉克萊茵(Melanie Klein)以及巴林特(Michael Balint)的分析師。文章中當然少不了美言,包括回憶他們一同坐船去美國宣揚精神分析;費倫齊提議並協助創建國際精神分析學會,且曾擔任學會會長;費倫齊在大學講授精神分析,吸引很多聽眾;佛洛伊德稱讚其思想的原創性和豐富性。他們兩個人,是那種可以連續多年一同去義大利度假的情誼。
但數年後他們之間有了芥蒂,原因有以下幾點:費倫齊主張面對困難個案或分析僵局,精神分析技術應該要更彈性、更主動,這點讓佛洛伊德不放心;佛洛伊德曾幫費倫齊做過兩次短暫的精神分析,引起的負向移情尚未完全消解;再加上佛洛伊德介入費倫齊的婚姻對象選擇,讓他們之間的情緒糾葛更形複雜。
在接下來的十年,表面看來兩人的關係將漸行漸遠。費倫齊繼續獨自進行他關於治療技術的實驗,在精神分析運動中逐漸被邊緣化。實際上他很想得到佛洛伊德的肯定,他寫信跟佛洛伊德說,希望作為朋友和科學家的相互了解不要中斷,結果非但沒有受到老師/分析師的支持,佛洛伊德甚至要求他不要在會議報告、也不要發表論文《成人和孩童之間口舌的混淆:柔情與激情的語言》[5]。費倫齊表示不同意,並深感震驚且沮喪,而佛洛伊德也很失望。
費倫齊在危險的治療技術試驗和深度自我探索中,拼命尋求佛洛伊德的支持,然而佛洛伊德認為他的學生/朋友正走向錯誤的方向,他無法給予這份支持。費倫齊彷彿要佛洛伊德這個理想父母向他顯露無限制的愛和允許,這常常令佛洛伊德懊惱甚至生氣。
費倫齊想要滋養的依賴需求似乎難以滿足,難免讓我想起《女妖》中的派。
1933年,費倫齊因惡性貧血過世,享年六十歲,當時佛洛伊德77歲。六年後,佛洛伊德因納粹迫害而流亡,客死他鄉倫敦。
我一直很同情費倫齊,他必定到死都深感被分析同仁誤解,有冤難辯;但同時我也理解佛洛伊德做為老師是多麼辛苦,學生的感情問題都要來找他處理〈榮格也是其一),學習上意見又多,佛洛伊德難免浮躁動怒。
《女妖》的情節,讓我們知道兩個男人之間的情緒可以有多強烈、多荒謬,絲毫不亞於異性之間的關係。我想男性情誼裡面包含了父子、兄弟、同性情欲、甚至母嬰關係的元素,還有各種生死本能,在潛意識裡全部攪和在一塊。
伊尼舍林島上的住民,有困難習慣去找教堂裡的神父,而會迴避長得有點像女妖的那位老婦人。老婦人像是在預言死亡,但意思模糊難辨;因為讓人感到不祥,所以人們閃躲。然而我覺得老婦人比起實事求是的神父,更貼近島上衝突的情緒真實。
好玩的是,自詡為科學的精神分析雖未提過女妖,卻曾談過女巫。佛洛伊德曾思考著分析治療可否「馴服」本能,他的態度偏向悲觀與不確定。他說「馴服」的意思是:
「使本能與自我達成完全的和諧,可以接近自我其他趨向的所有影響,而不再尋求它獨自的滿足途徑。如果有人問我們,要用什麼方法來達成這個結果,其實很難找到答案。我們只能回答『我們終究必須召喚女巫來協助我們』--如女巫的後設心理學(Witch Meta-psychology)。沒有後設心理學的假設跟理論化—我幾乎要說『幻想』了—我們一步也前進不得。不幸地,和其他狀況一樣,我們的女巫所透露的,既不清楚也不詳細。」[6]
不論女妖或是女巫,都是女性,我又想起溫尼考特筆下的母嬰。嬰兒初始處於全能的錯覺,例如肚子餓、奶水就來,母親傾全力維持這個錯覺;隨著嬰兒的發展,母親慢慢把真實世界一點一滴介紹給嬰兒,逐步撤回自己的全面照護,嬰兒逐漸認識到客體跟自己不同。正是這個去除錯覺的過程,讓嬰兒在整合與個體化的過程中,發展出妥協的能力;於是嬰兒與客體的關係,就不會是獨裁者或是被宰制。
現在我把派想像成嬰兒,而康是一個想要有自己生活的母親,他希望派趕快獨立,但派做不到,由於事出突然,少了那個逐漸去除錯覺的過程,派的感覺是受到創傷。這些大男人都必須召喚女巫,虔誠向她求助,看要如何拉出一個過渡的時空,讓人與人之間可以順利分離,但又不是彼此隔絕;所需的方法應該不是男子漢振聾發聵的滔滔雄辯,而是像母親隨興哼唱搖籃曲般的魔法時刻。
〈伊尼舍林的女妖,The Banshees of Inisherin,導演/編劇:馬丁.麥多納Martin McDonagh,愛爾蘭、英國、美國,2022。)
[1] Sidney J. Blatt (1974) Levels of Object Representation in Anaclitic and Introjective Depression,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29:1, 107-157, DOI: 10.1080/00797308.1974.11822616
[2] Abram, J. (1997): The Language of Winnicott: a dictionary and guide to understanding his work (1st American edition) (Awarded Outstanding Academic Book of the Year). Jason Aronson, U.S.A. p. 281.
[3] 本片獲1996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與最佳男演員獎。
[4] Freud, S. (1923) Dr. Sándor Ferenczi (on his 50Th Birthday).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19:265-270.
[5] Ferenczi, S. (1949) Confusion of the Tongues Between the Adults and the Child—(The Language of Tenderness and of Pas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0:225-230.
[6] Freud, S. (1937) 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23: p.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