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明代的科舉,一般人總會有個印象是八股文箝制思想,無法選拔到真正人才。這個印象有部分是事實,畢竟明代士人屢屢對於科舉的各種缺陷發表批評,尤其是過於漂亮詞藻始終受到詬病。但稍微深入閱讀明人文集,就會發現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儘管文集中留下的策問多為作者考驗生員或門人的題目,而非正式的科舉題目或應試答案,然而他們提問題的深度仍足以令現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據《明史》所言,明代的科舉無論鄉試或會試皆為三場:「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殿試也是考策問。可以看出策問佔的比例也挺高。明人文集中保存的策問為作者本人應試答案不多,多是作者為狀元在殿試中寫下的文字,我所見過的狀元:羅倫、呂柟和焦竑三人的殿試策皆有保留在文集中。其他的策問內容則為作者任提學時或講學時出來考學生的題目,這些由於並非正式的考試題目,不用嚴格遵守官定的學術立場,題目較為多元。比較特別的是高拱有留下一部著作《程士集》是他為鄉試和會試做的範文。
策問的內容極廣,經史時務的內容相當廣泛,相當考驗考生的知識融會貫通程度和見解。有以下幾種分類:
一、性理學和經學:
策問雖然並不直接以經書的其中一段內容命題,但仍然會以申論的方式考驗學者對於整體理學義理的把握,如呂柟在河東書院講學時的題目:
問:《大學》一也,何以有古本、程本、重定本之說?將補之者,果有所遺乎?《論語》一也,何以有齊論、魯論、古論之異?將《家語》者又何所謂乎?孟子純矣,何以雖大儒論道且或疑之?將或者《常語》、《折衷》者亦然乎?《中庸》精矣,何以雖名賢論學且或後之,將謂性非所先者亦是乎?諸生久為《四書》,請辯之,以觀入德之學。"
這個問題就包含四書的版本學、四書進學先後次序,加上不同學派間取捨造成的差異,都可以藉由答題中表現一覽無疑,皆為明代理學相當根本性的爭執點所在,大學古本問題體現了當時陽明的尖銳質疑。呂柟儘管對此問題皆有主張,然而其問題設計卻是激發學生思考這些重大爭論,而非強硬加入自己的立場於題幹中。
二、時務:
張居正主持的隆慶五年(辛未,1571年)的會試中第二篇的題目如下:
問:王者與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一定之法。而孟軻、荀卿皆大儒也,一謂法先王,一謂法後王,何相左歟?我國家之法,鴻纤具備,於古鮮儷矣。然亦有在前代則為敝法,在熙朝則為善制者,豈行之固有道歟?雖然,至於今且敝矣,宜有更張否歟?或者謂「患不綜核耳。」古今論綜核者,莫如漢宣帝。然當其時,亦五日一視事矣,偽增籍者受賞矣。若此者可謂行法歟?「宣優於文」,豈為通論?而或者亟其嘆服;亦宣美元,似知大體,而或者深刺其非。孰為當歟?夫欲綜核則情偽有不可窮,更張則善制有不必變,誠不知所宜從也。願熟計其便,著於篇。
問題正好切於當時的執政團隊需要,當時高拱已準備重回政壇,張居正早已上《陳六事疏》表達自己對於國家制度整頓的看法,他為這篇文章寫的範文也明確宣示主張。這篇題目更能用於理解新科進士對於此「國是」看法如何,並加入了孟、荀之爭和漢宣帝的史事,來加深考題對於經史上活潑應用的廣度和深度。
三、史事評論:
史事多與時務結合,以古論今,但有些題目對於史事的描述頗長,若不對其歷史背景有相當程度的掌握,難以進行切合題旨的論述。焦竑的文集裡有幾篇策問的題目,可能是其任順天鄉試主考時或講學時所留,其中一篇為:
"問:滇南自漢土流竝設,酋長安其地,郡縣治其人,其來尚矣。天寶以後,首長不法,僭亂遞作。至我明威德丕冒,黔、甯、潁國先後底定之,其遺事,父老多能侈談者。諸士亦可舉其槩歟?近歲緬酋煽亂,三宣不靖,直滇一隅耳。而當事者業脊脊苦多事,則彼經營之虎臣獨何人歟?麓川、潞江之敗端,其失安在;思化、蠻莫之革面,其跡可尋,此固滇事得失之林也,亦可較而言之歟?古有絕水道,縱反間,而斬翁指定西夷者;有求武士,重購賞,大破封離,而三十六種皆降者;有用其豪傑,而財富足給軍國者;有說以大義,而謝絕吐蕃歸附益堅者,此其策亦可用於今否歟?諸士生長於斯,必有熟於國故,可佐一籌者,其究言之無隱。"
焦竑由於自身熟於歷朝典故,於史學考據頗為盡心,此問題需要的歷史知識極多,也需要對於當今的邊境情況有極深的掌握,才能回答妥當。
看了不少篇策問,雖然並非全部皆為正式的科舉題目,但題目的深度不輸今日,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繼續鑽研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