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男人》-08

2020/02/05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九月中的敬老節翌日,城戶在京都當司法研習生時期認識的一位很熟的同期律師,因缺血性心臟病突然過世,城戶趕去大阪出席守靈,當天來回。
回程獨自搭新幹線希望號列車返回東京,眺望著車窗外夜景。螢光燈亮晃晃反射出的車內景色,疲倦至極的氛圍顯得有些詭異,很多人在打盹,也有幾群喝醉的人醉話連篇。
車廂內空氣沉悶混濁,夾雜著勞動一天的汗臭味,與啤酒、魷魚絲之類下酒菜臭味。城戶的西裝更帶著燃香的餘香。
到了這個年紀,收到親戚朋友的訃聞機會變多了,可是出席英年早逝年輕人的守靈,和壽終正寢的老人守靈截然不同,真的難以消受。留下來的妻子與兩個念國小的女兒哭個不停,城戶也沒能說什麼話安慰她們。那位同期律師確實有點胖,時而也會摸著肚子笑說要減肥,沒人料到情況竟如此嚴重。離開殯儀館後,他已死的這種現實感,與收到死訊當下的茫然感,搖搖晃晃地又攏上城戶心頭。
城戶不禁想像,如果自己現在死了,妻子將這個事實告訴颯太,颯太會露出怎樣的驚訝表情。他可能不明白死亡的意思,只會懵懵懂懂地反問:「爸爸,死了啊?」而自己回答這個問題也無法一如往常,以簡單易懂的說明讓他理解困難的事吧。
城戶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現在不能死,而且不想死,並赫然憶起東日本大地震後,一直盤踞他心靈難以名狀的思緒中,那份「存在的不安」。
城戶當然也畏懼死亡。倘若死了,從那個瞬間起——而且毫不遲疑!——自己意識會斷絕,再也沒有任何感覺,無法做任何思考,時間只會為生者不間斷地流過,再也與自己無關。這種思緒緊追著他的意識。雖然現在還活著,世界也持續在運轉,但兩年前遭海嘯吞噬的一萬五千多人,已無法認知現在發生了什麼事,也沒有實體可以參與,因為他們已不存在這個世界。恐怕不僅這個世界,連陰間或任何地方都已……
這種死亡的恐懼,使他對生命的感受極其敏感。
但他也不禁認為,這種幾乎快要忘掉的思緒,事到如今又有什麼好想的。因為他也和一般人一樣,從十幾歲就開始思索自己是誰,煩惱將來要從事什麼職業。
結果,後來他聽從父親的建議,沒有想太多就考上了律師,儘管內心質疑「這樣好嗎?」,卻也模糊地對未來抱持希望,相信藉由律師這個職業應該能釐清自己的存在。極端地說,他是為了活下去而必須質問自己是誰的人,這樣才有希望,縱使也會不安。
不過,這十五年來,他常覺得自己很幸運,已能克服老是回顧過去的狀態。之所以認為是——幸運,是因為求職困難的同世代人之中,不少人無法在工作中獲得馬斯洛主張的自我實現,在社會認同與收入上也無奈地過著不穩定的生活,更何況他平常還是以律師的姿態在面對他們。
然而地震的衝擊,使這個早已解決的「自己是誰」的大哉問再度浮現,讓他重新陷入不安。
這個過往的大哉問,不再是單純地反覆出現,而是變成與年齡相符的問法,儘管只有些許不同——「我這樣真的好嗎?
以中年會有的感覺而言,名字雖然仍是「城戶章良」,但畢竟多了許多人生經歷,現在他將自己這個人當成過去的結果來看。原本應該是未來的人生,現在某種程度已成了過去,所以對於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也了然於心。
當然,也有更不一樣的生存方式,但那可能也只是一種不著邊際的可能性。如今他被迫質問的並非自己是誰,比起活著的時候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他更在意死的時候會是什麼樣。
不久,颯太也會活在自己離世了的世界。比方說,颯太活到自己這個年紀是三十三年後,那時自己是七十一歲。城戶希望自己能活到那個時候,如果已經死了,在颯太的記憶裡,會如何回想同樣是三十八歲時的自己呢?換句話說,對兒子來說,自己是以怎麼樣的人留在他的記憶裡呢?
不單是年老的因素,說不定下一個瞬間就發生南海海溝地震或新幹線脫軌,自己輕而易舉就死了。這樣的風險一點也不低,地震以來人人都聽到耳朵快長繭了。
除了這種憂心,還有一件事特別令他不安,那就是社會上關東大地震時「虐殺朝鮮人」的記憶復甦,以及近來極右派的排外主義。
他所生活的這個日常,是靠著努力遵守職業上的法律秩序所擁有的,他與家人的基本人權受到保護,他們以主權者的身分在這裡生活。但是,縱使是暫時的,這一切如果產生了例外的災難性、時間與空間而化為烏有,那該怎麼辦?對於大白天光明正大在馬路上叫囂「殺死朝鮮人!」的煽動者而言,他這一路思考自己的生命,細膩又複雜地質問自己,根本不具任何意義吧?——不,這種例外,早就沒必要存在了吧?因為在這種日常中,人們隨時都有可能受到示威叫囂聲的刺激,忽然臨時決意要殺「朝鮮人」。
城戶首度將這件事訴諸語言,仔細思考,想著想著忽然貧血般整個人覺得很不舒服。天花板的螢光燈如噪音般刺眼,他感到一股紅黑色霧靄氤氳從周圍猛烈壓擠身體的痛苦。城戶閉上雙眼,低下頭去,靜待這股痛苦的暈眩過去。摘下眼鏡,用力抹得臉都痛了,雙腳用力抵著地板,左腳像是要去摩擦右腳的樣子。
過程中一度張開眼睛,發現原本在鄰座玩手機的女子居然側開身體在偷瞄他。但他沒心思轉頭看那名女子,只能摀著臉,以手掌摩擦闔上的雙眼,繼續強忍身體的不適,靜待它恢復正常。
這種身體的反應讓他驚惶不已,心想會不會是什麼病發作了?
暈眩稍微緩和後,他硬是粗魯地鬆開領帶,整個人靠在椅背上,依然閉著眼睛緩緩深呼吸,之後,不舒服的感覺終於逐漸消褪。
驀地,他憶起里枝說:「城戶先生,真是個好人。」然後不斷反芻這句話,宛如將這句話當藥物服用。
當自己被懷疑是間諜,或是受到屈辱的命令:「唸十五圓五十錢來聽聽看!發音是不是正確!」以決定自己是否為該殺的對象時,她會出面為我作證嗎?對於那些想殺我的人,她這句話有什麼意義嗎?說不定敵意反而會波及到她身上?
城戶深鎖的愁眉遲遲無法鬆開,繼續思索東日本大地震以來,自己與妻子的關係。
城戶的朋友沒人是海嘯受難者,但那超越想像的電視新聞畫面,給他帶來莫大衝擊,令他坐立難安,總覺得必須做些什麼。
於是他告訴事務所的同事中北,決定去參加支援災民法律服務的志工活動。
城戶負責處理「自主避難者」的問題,主要是政府根據災害救助法,將公營住宅或民間租賃住宅當作「臨時住宅」無償提供給災民後,災民希望換屋的諮詢。尤其在地震剛發生的混亂裡,災民借住的房子不少有老朽問題,或產生干擾到鄰近居民的噪音,甚至有人排斥災民等狀況,使得不少災民想換房子。但若未符合「原因出在房東」或「房子有顯著危險」等因素而換房子,接下來的房租就得自己負擔——有著這種制度上的缺陷。
在孤立無援的自主避難者中,城戶負責了許多因工作需要或對福島核災影響意見相左,將丈夫留在當地,帶著孩子開始過避難生活的母親們。大家都期待丈夫遲早會來避難,或妻子帶小孩回家,全家再一起生活,然而不少案例都是這樣直接離婚了,情況相當悲慘。
香織無法體諒丈夫從事這種志工活動。
城戶再度體認到,妻子的善良是有差別的,她在家人與外人,甚或朋友之間畫了一條清楚的線。
對於小孩,她是溫柔體貼的好母親。颯太在幼兒園的朋友名字,她也比城戶記得更清楚,有幾個可以一起喝咖啡的熟識「媽媽友」。但對那些在陌生天空下挨餓的小孩,她理所當然地漠不關心。
城戶持續捐款給無國界醫師團與聯合國國際兒童基金會,這種該被稱為「社會善良」的義行,香織以前就笑過他「真像個律師」。但近來,兩人對這種價值觀的差異都感到不舒服,就沒再談這些事了。
城戶很瞭解妻子的想法。
世界上時時刻刻都有人死去,縱使在這個瞬間也是。若要對每一個死亡都感到心疼,城戶倒也不具備這種無垠的感性。
害怕自己會死亡,朋友死了會傷心,憎恨的人死了說不定是好消息。但是,說到完全不相干的陌生人死去,坦白說,城戶並沒有什麼感覺。只是想像如果那個人是自己或朋友,也會害怕,也會傷心。
有些人在報紙看到不認識的親子出車禍死亡,或許會像自己或家人般哀悼,但若自己的家人死了,傷心的程度卻只和陌生人死了一樣,還是不對勁吧。實際上,城戶能持續從事律師這份工作,也完全基於這個感知落差。
他與妻子,不應該勉強彼此接受這種遲鈍與愧疚的感受落差。況且她也不是異常冷漠之人,東日本大地震時,城戶邀她捐款,她倒是早已捐了三萬圓給紅十字會。
但香織難以理解,丈夫明明沒有什麼特別感覺,卻一直努力想為陌生人做點事。這是因為職業關係在乎體面?或是一種對自己薄情的天真反省?她認為變的人絕非自己,而是丈夫。事實上對比剛認識時的他,也只有這種可能。
城戶若有用不完的時間與花不完的錢,而且有兩三個分身的話,對陌生人付出過度的憐憫,香織看在眼裡儘管驚訝,也不會管太多。但事實是,他不僅因此冷落了香織,也剝削了應該給颯太的時間與金錢。地震發生時,颯太才兩歲半,而且餘震不斷,不知何時又會來個大地震。這種時候,他竟拋下自己的妻子,去照顧自主避難的別人的妻子,香織不認為這有什麼了不起,她的朋友也沒人稱讚這了不起。
就這一點來看,城戶認為妻子是個不矯情的老實人,而且聰明。
城戶以「社會性」與「公益性」之類的語彙試圖說明,香織都懂,也明白這些付出到頭來都是為了自己。只是城戶對慈善的態度,讓她感到過度的空虛,覺得他已經是當興趣在做了。
而她自己,隨著年齡增長,能強烈吸引她的事物也越來越少,現在除了家庭之外,幾乎沒有興趣可言。
城戶也留意到這一點,說自己可以顧小孩,要她出去走走散散心,她也只是和大學的已婚同學出去吃飯,聊一些育兒的事,至於無法聊育兒的單身朋友,不知不覺也完全疏遠了。
妻子變成這樣,顯然是生了小孩以後。這種傾向在東日本大地震後更為強烈,因此她經常如此問城戶:
「為什麼你非得這麼做不可?為什麼往返於工作和家庭之間仍不能滿足你?」
車廂內傳來「準時通過小田原」的廣播。城戶睜開眼睛,撐起身子,發現鄰座女子不知何時已不見了,看來自己可能打盹了片刻。
城戶眼神迷濛地蹺起腳來,又想起那句「城戶先生,真是個好人」。
難道自己是為了希望別人這麼說,才努力友善待人?想證明自己並不可疑,是個善良且無害的普通日本人?想到這裡,城戶不禁搖頭覺得太荒謬了。接著又用力揉揉眼睛,在內心低喃:「不可能。」
地震後民族主義高漲的氛圍,城戶確實感到不舒服,但這也未必因為自己是韓裔而不舒服,最好的證明是,事務所的同事也有同感。若只是極右派也就罷了,連自己十幾歲就愛讀的許多書籍、向來非常尊敬的認真出版社,竟也發行了「厭中」與「厭韓」的書,看到書店擺滿了這類書籍,要人不厭世也很難。
「……我對於社會的關心,確實就如香織不以為然的,是一種矯情或優等生的做作。但也不盡然如此,可能和我與生俱來的爛好人個性有關吧。要我去思考自己做的事哪部分是偽善哪部份是真心,才是真正的悲涼吧……」城戶如此思忖。
「存在的不安」確實是有的,但這個國家的前途黯淡,才是更大的原因所在。自己的不安,只是在這個當律師都難以維生的時代裡,一個平庸小市民的不安吧?
幾經思索,城戶認為應該好好再和妻子談一談。地震後的惶恐,依然籠罩著她吧。他從想恢復家庭的和樂,終於思索了之前懶得想、也假裝沒看到的事。
其實說不定是更單純,更核心的東西—妻子或許已經不愛他了。
這種事,究竟要怎麼努力?
崩壞已在緩緩進行中。他這麼想是有充分根據的。因為他所處的狀況,幾乎和每天來找他諮詢,最後走到離婚的夫妻們,相似到看不出有何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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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利•索可洛夫(Lale Sokolov,1916~2006)人生中有超過50年都懷著一個秘密,這段不能說出口的往事發生於二戰時的歐洲,那時,納粹德國人對猶太人做出不可思議的恐怖事跡。80歲以前,勒利完全無法向人說出這段過去,即使他的生活離那個恐怖地方有千里遠。 勒利曾經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刺青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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