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男人》-16

2020/02/06閱讀時間約 14 分鐘
從北千住的拳擊館回來後,城戶以先前做的速寫筆記為藍本,加上從兩人那裡聽到的原誠的事,就記憶所及寫成文章。不僅如此,他還以原誠的生涯為主軸,從頭整理這一年多來的雜亂調查記錄。
為了向里枝報告,城戶終於走到這個階段。在爬梳的過程中,也發現一個不知為何一直沒有想到的單純之事。
城戶會知道小見浦憲男這個人,是那起發生於二○○七年,東京都足立區一名五十五歲的男子,與另一名六十七歲男子交換戶籍的案子。
有位「法庭狂」去旁聽這場審判後,於部落格寫道,小見浦開始做「洗白身分」的仲介是在前一年二○○六年,起因意外地是一九九三年發生於英國利物浦的「詹姆斯.巴傑爾凶殺案」報導。
這起凶殺案是當時年僅十歲的兩名男童,在購物中心誘拐一名兩歲男童詹姆斯.巴傑爾,並將其虐待致死的慘案,不僅震驚英國,也引發全球激憤,瀰漫著一股幾近厭世的鬱悶氛圍。
這兩名男童,到了十八歲,服完八年徒刑即將出獄時,反對運動排山倒海而來,獄方為了讓他們以「另一個人」的身分度過餘生,釋放出獄後給了他們全新的身分
到了二○○六年六月,英國的小報揭露,其中一人在周遭人們都不知情下結婚了,並在某企業上班。小見浦看到這則新聞「靈機一動」,興起了買賣或交換戶籍生意的念頭。
除了曝光的以外,小見浦還仲介了為數可觀的交易,他之所以不客氣地連呼城戶「朝鮮人」,可能是他的顧客裡有韓裔或外籍人士,或是期待城戶有換戶籍的需要吧。而這些顧客裡,也有人不喜歡自己換到的戶籍,連換了好幾次。城戶恍然大悟的就是這一點。
他一直不解,為何「X」原誠,會把自己身為死刑犯兒子的戶籍,硬塞給田代昭藏那種精障遊民。他對此感到失望,也覺得這場漫長的「偵探遊戲」是種徒勞。雖是過於天真的期待,他始終相信活在里枝記憶裡的丈夫,應該絕非這種人。
但是,若田代那顛三倒四的證詞可信,他交換戶籍的人應該不是原誠,至少他見到的人不是原誠,而是冒用原誠之名的另一個人。
換言之,和當初的推理有些不同之處,可能就在這裡。
原誠最先交換戶籍的人,不是田代,而是另一個人。而這個取得棘手的死刑犯兒子「原誠」戶籍的人,後來將這個戶籍與田代交換。每一樁都是小見浦仲介的。
城戶如此推理,這個原誠最初交換戶籍的另一個人,就是小見浦在在裸女明信片上寫的「曾根崎義彥」。
若改以原誠的立場來看,事情是這樣的。
原誠可能在網路或哪裡知道了小見浦這個人,最初換成了「曾根崎義彥」,後來不曉得為何不喜歡這個身分,認識了谷口大祐之後,再度更換成谷口大祐的戶籍,以「谷口大祐」這個身分去 S 市認識了里枝。
倘若過程真是如此,那麼谷口大祐現在應該改名「曾根崎義彥」。當然,這必須是他沒有再交換戶籍。
而且,這也要假設他還活著——
城戶在電腦的文字檔裡,讓這個之前到處存在又任憑消失的原誠,藉由文字再度出現,真切感受著他的存在。身為律師,他的工作基本就像這樣,把發生的事和相關人物寫成文字,但這與打官司的草擬文件不同,目的不在收納歸結,而是就算無用的細節也要盡量寫下來。這種心情,像是家屬在火葬場撿心愛之人的骨灰時,縱使只是一點點也想多收集些。
原誠本人以實體存在這個世界時,與其說是任憑自己的過去消逝,說不定反倒是積極地想消除它。因為對想活下去的他而言,過去是沉重的包袱,是腳鐐。然而,在他已過世的現在,若愛他的人能夠以愛去瞭解他的一切,應該也能重塑他的全貌吧。
不知如此形塑出來的人能否稱為「原誠」?城戶縱使被迄今的片段資訊搞得暈頭轉向,也深感這恰好呼應了原誠這個人內心狀態的極度不安。此外在思索探究之際,也覺得自己更靠近真相了。
這個「偵探遊戲」可能即將結束,城戶感到難以言喻的落寞。痛切地感到落幕時刻即將到來,想到之後降臨的空虛,心情便荒涼寂寥。
寂寞——對,很窩囊。近來盤旋在他心中的情緒,無須揣測就是寂寞。
這是一種他年輕時難以想像,猶如將中年底部抽空般的寂寞。只要稍不留神,悲涼的感傷便胡亂滲透進來,根本無從擋起。
這種時候,他經常想像在北千住公園趴地痛哭的原誠。對他而言,那光景恍如擺脫了時間與空間,形同神話的一個場面。能夠當場立即趴地痛哭,無疑是超越人類的行為。城戶沒做過這種事,卻能想像自己的臉塗滿碎石砂礫,在地面摩擦的那種痛楚。
據載,小林謙吉一九五一年生於四日市市。
幼年時期,家中貧困三餐不濟,又苦於父親的凶狠暴力對待,十多歲時變成不良少年,高中也輟學,在外遊蕩了好一陣子,後來在當地的工廠找到工作,與父母斷絕關係,開始獨自生活。
二十一歲時,小林謙吉與小他兩歲的女子結婚,三年後生下兒子「誠」。
小林謙吉平常對妻小就暴力相向,如同他自己的幼年時期。但在那個年代,這不是什麼大問題。看在旁人眼裡,這之後五年之間,他們就像極其普通的家庭。
他沉迷賭博是快三十歲時,與國中的「學長」重逢,受這名學長影響很大。之後立即債台高築,犯行時已連日被討債。
慘案發生於一九八五年夏天。小林謙吉透過小誠加入的「兒童會」和土木工程行老闆熟了起來,那天他去老闆家不客氣地要錢,遭拒後情緒激憤,一時先返家。深夜又闖入老闆家中強奪錢財,並殘殺老闆夫妻與小學六年級的兒子,搶到十三萬六千圓後,縱火滅跡,然後返家,一星期後被捕。
這起案子處理得膚淺又殘酷,尤其連小孩都不放過,當時媒體稱之為「鬼畜行徑」。殺了三個人,當然被求處死刑,小林謙吉對起訴內容沒有辯駁,一審判決後也沒上訴。
城戶不禁思忖,若自己的人生遇上小林謙吉這樣的人,對方因為這種荒謬的理由,不僅自己,連妻小都殺害,自己真的會打從心底唾棄。凶器是一把長達二十公分的菜刀,想像那菜刀刺入颯太那沒有一絲皺紋、潤澤薄弱的肌膚,實在很難不繃斷理智線。
但這種對恐懼與荒謬的憤怒,未必直接連結對小林謙吉的憎惡。
因為城戶並非當事者。此外可能與他的職業經驗有關,在他的世界觀裡,這種悲慘事件是有可能發生的,他將這種遭遇看成人生有時避不掉的禍事或意外。
然而很不幸的——對,就是字面上的不幸——現在世上有小林謙吉這樣的人。他犯罪的遺傳與環境因素,就算加上許多偶然與必然,在人類歷史上都不是前所未聞的特例,都是稀鬆平常到令人嘆息的事。
正因如此,城戶當然認為責任在小林謙吉。儘管他想推得一乾二淨,企圖站上否定一切個人自由意志的極端立場,終究站不住腳。但城戶也明白,小林謙吉的成長環境確實很悲慘,他人生的挫敗大多出自這裡。
國家,對這樣一個國民的不幸人生不伸出援手,卻以違法為由排斥他,將他判處死刑。這種猶如現實本該如此的道貌岸然態度,城戶認為是錯的。司法,以排除違法者的存在來抵消立法與行政的失敗,這徹頭徹尾是一種欺瞞。若這種事橫行於世,只會陷入惡性循環,國家會越來越墮落,自暴自棄的國民就會越來越被處以死刑排除掉。
但這種想法,城戶未曾積極與人說過。尤其,這是他妻子絕對無法認同的理論,有一次夫妻倆看著電視新聞,談到如果颯太被殺,她斷然認為犯人該處死刑,並強迫丈夫同意這個觀點。
那時城戶說,現今的日本,殺了一個人仍不至於被判死刑。妻子立即逼問:「那,殺了我和颯太兩個人呢?」
於是他豁出去地說:「要否定有重大情事就可以殺人,是為了消除殺人之惡的最低條件這樣的想法。雖然不容易,但要朝著這個目標走吧。殺人犯是絕對不能饒赦的,可是國家應該負起殺人案的社會成因之責,不該裝無辜,也不該迎合民眾的報復情緒,應該確實負起責任,做好支援被害者的各種措施。不管怎樣,國家對於殺人之惡,在倫理上不可以墮落到同一個層次。這是我的看法。」
香織雙眼通紅,充滿憤怒與失望,不住顫抖。那眼神,令人懷疑是否有人類的血液流過。城戶見狀心想,這話題再談下去肯定會引發破壞性的事態,導致夫妻關係難以修復,於是就此打住。沒必要為沒發生的悲劇吵架。那是颯太剛滿一歲時的事。
如今,城戶難以直接憎惡小林謙吉的另一個原因是,他並非只有自己的人生,還有一個兒子原誠,而且對他寄予強烈同情。
城戶想像,在同一個「兒童會」裡,曾經一起練壘球,為了寄放壘包與球棒等用具,原誠幾度去那個學長的家裡玩。然後有一天早上,原誠突然得知那位學長與父母全遭慘殺,那會是什麼樣的心情。社區內一片混亂,警車與救護車的鳴笛聲響徹雲霄,父母們紛紛趕來,小學的禮堂裡充滿哭泣聲。
然後,只有他和其他小孩不同,放學時遭媒體包圍詢問凶殺案的事,不只問死去的朋友,一定也被問到「爸爸」的情況。還有他可能納悶地看著,母親從一開始就啞口無言的模樣。後來警察來了,在攝影師怒濤般的質問與推擠混亂中,父親被帶走了,那個早晨的情景……
真可憐,城戶由衷感到心酸。想著成人後的原誠背影,不知該對他說什麼。
颯太上的幼兒園,位於元町中華街站的車站大樓裡,若早點去接小孩,會看到孩子們在位於地面層的美國山公園玩。這座公園於橫濱市開港一百五十年,二○○九年新建的,以一條緩坡石板路連接外國人墓地,公園裡設有花壇與草坪廣場。
從地鐵月台到地面層,必須換搭好幾次電扶梯不停往上。城戶想趕快見到颯太,總覺得搭電扶梯的時間比實際長。
二月初的黃昏已經很冷了,但二十幾個戴著黃綠帽子的小孩,將羽絨衣的拉鍊拉到胸口,盡情在公園奔跑。
城戶去接颯太的這天,他看到颯太在遠處笑得不可開支,跑得歪歪扭扭在追朋友。
城戶向年輕的女老師打招呼,老師說颯太今天也平順無事,隨後便大聲呼喊颯太。但有幾個小孩比她更早指著城戶,對颯太說:「啊!颯太的爸爸來了!」
看到父親,颯太眼裡閃著靦腆光輝,笑容也起了微妙變化,彷彿被朋友看到很害羞,一副期待朋友不要鬧的樣子。
「颯太的爸爸!」
幾個小孩跑得比颯太更快,衝到城戶這裡來。城戶曾在教學觀摩日,若無其事抱起跑來嬉戲的小孩,從那之後,孩子們就認定他是會陪玩的大叔。
這天,城戶也是轉眼間就被四五個小孩圍住,颯太跑過來時,吃味地想拉開他們。
「走開啦!不要黏著我爸爸!」
「好啦好啦,不要這樣,這樣硬拉會痛喔。」
城戶出言勸告颯太,站著輕輕把颯太抱起。其中一個小孩對城戶說:「今天,颯太跟小涼,還有航平,打架的時候,我有阻止他,說不能打架喔。」
「對吧!颯太?」
「哦?這樣啊?那你很了不起……」
城戶赫然暗忖,這些天真無邪的孩子們,以後說不定有人會殺人。即使不是這群小孩,說不定在別的地方的現在,有個五歲大的孩子同樣在和朋友打打鬧鬧,長大後卻犯了殺人罪。那是被逼到走投無路?抑或錯誤的想法導致?——這究竟是誰的責任呢?
城戶努力保持笑容,暗自思索。就算小林謙吉五歲時也是如此天真無邪的小孩吧。不,他可能受了更多傷,一看就知道是個可憐的小孩。
犯下詹姆斯.巴傑爾凶殺案的那兩人,都是十歲的男童。當時英國輿論嚴厲究責,據報導所知,他們的境遇也慘不忍睹。
日本的刑法中,少年法的適用範圍到十九歲,成人後的犯罪視為當事人的責任。但是,在這之前,猶如負債般一路承攬下來的壞影響,不可能到了二十歲就突然改正。就算大部分的人都能靠其他大多的好影響戰勝壞影響。
當事人的努力很可貴,但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可以碰到提點努力方向的人或事。譬如中北,他深信近來生物學的見解,認為一個人的人格,是由遺傳因素與環境因素「交互作用」決定的,對於只憑血緣或教養這種排他性的二分法不以為然。當然他也認為,一切都要自己扛責的看法愚蠢至極,不值一哂。對此,城戶也完全同感。
回家後,這個思緒依然盤旋在城戶腦海。
幾天前,他久違與谷口恭一聯絡,向他說明目前查到的原誠背景。這也是里枝拜託他查的。眼前,只剩最後的謎,要查出原誠離開拳擊館到遇見里枝這九年裡的足跡,尤其更重要的是確認谷口大祐是否平安。因此,仰賴家屬的協助是最容易成功的方法。
恭一在電話裡頻頻驚呼:「啊?真的假的?」城戶講到一個段落,他又以初次見面時嚴重的語氣,且更嚴重地說:「大祐果然被那個男的殺死了吧?畢竟是那種瘋狂殺人犯的兒子。」
城戶聽了情緒有些激動。
「話不能這麼說吧。身為殺人犯的兒子早就不見容於社會了,自己再殺人不就一切都毀了。」
恭一對他講的內容和語氣都不以為然,哼了一聲反駁:「所以他藏得很好,沒被發現吧?畢竟有那種父親,想必不會這麼理性吧?火氣一來不曉得會做出什麼事呢!」
「原誠認識你弟弟的時候,他的名字可能已經是『曾根崎義彥』了。換句話說,他已經不是死刑犯的兒子,所以你弟弟才答應和他交換戶籍吧。而且有仲介在,沒理由強奪對方的戶籍還把人殺掉吧。」
「這都是律師你的推測吧?說句不好聽的,這跟妄想有啥不同?你有證據可以證明嗎?要殺的話,理由多得是!比方說,大祐知道他是死刑犯的兒子,他就殺了大祐滅口!」
「這不可能吧。」
「怎麼說?」
「我不認為他是那種人。」
「哈?律師,你有什麼問題嗎?你憑什麼敢這麼說?」
「我聽過很熟他的人談他的事。」
「這怎麼能全信呢?人都有表裡兩面吧?」
「總之,為了查明這一點,我希望你也能幫忙找你弟弟。我想拜託你的是這個。」
儘管兄弟感情再差,恭一也不至於拒絕協尋弟弟,偏偏這一刻他正在氣頭上,沒給城戶明確的答覆。恭一認為就是這樣的父親,兒子就有可能殺人──城戶對他這種謬論相當火大,掛了電話後火氣依然難消,不斷在心裡反駁之際,卻也逐漸對自己的論點感覺站不住腳。
城戶認為小林謙吉會成為殺人犯,是受到父親施暴的影響。可是如此說來,恭一認為同樣在惡劣環境長大的兒子,也就是原誠,有犯罪之虞似乎也有道理。就遺傳而言,原誠的外貌,與父親相似到令人哀傷的程度,還有他那反映純粹之心的素描,諷刺而殘酷地說,那畫風很像他父親的獄中之畫。
實際上,原誠的人生,一定常被過去與未來擠壓吧。他的心無法自由,是父親過去的罪行所害。但畢竟當時他還是個小孩,沒道理必須對此負疚。可是被害者的家人一直活在痛苦中,加害者的家人卻不痛苦,這種不對稱看在他眼裡也極不合理,因此他很痛苦。他對過去有愧疚,而他的未來,也被社會看成可能重蹈他父親之罪的危險份子。
不僅別人如此看他,讓原誠最害怕的,是自己。可是,這又如何呢?這應該與城戶相信「原誠不是那種人」毫無關係。既然與他接觸過的人都那麼說了,原誠應該沒必要換戶籍,而可以用原誠的身分活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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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利•索可洛夫(Lale Sokolov,1916~2006)人生中有超過50年都懷著一個秘密,這段不能說出口的往事發生於二戰時的歐洲,那時,納粹德國人對猶太人做出不可思議的恐怖事跡。80歲以前,勒利完全無法向人說出這段過去,即使他的生活離那個恐怖地方有千里遠。 勒利曾經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刺青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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