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的最後，我們提到「教與教的特殊關係」。宗教之間要怎麼溝通呢？這和「敵人」又有什麼關係？我們好像已經很久沒提到系列名稱中的「敵人」了哦？
我前面的文章中有一個脈絡：宗教活動和人類的生理特質有關，人很難避免產生類似宗教的想法，因此人類活動常帶有宗教或類似宗教的形式。但光是有宗教的形式，不見得會有宗教的內容，那現存宗教的內容，又由何而來？
這是個史學問題，我無法代替史學家介紹宗教史的相關理論，但可簡述一下宗教內容的發展模式。在各種人類文明中，宗教會與其他文化系統交換DNA，各宗教之間也會透過戰爭、貿易進行全面的交流。
這種互動有時會被稱為「改革」或「承襲」或「脫胎而出」或「致敬」，但其實主要是透過抄襲。「抄」就是「抄」，怎麼看都是抄，而在抄的那一刻，他們通常不敢明講，在抄了很久之後，更是不能明講了。
為什麼不能明講呢？為了維持教團統治階層的權威，為了鞏固先知的神聖地位，教義詮釋者往往只能說是先知（以各種神奇方法）收到了啟示，接下來我們教派就如何如何。有時這些如何如何的確是創新，但大多數的宗教內容，很明顯是抄的。
所以抄襲就是宗教之間溝通的主要方式。這樣看來，好像一破題，我們就把這篇文章的問題意識解決了嘛，那還要繼續嗎？
要，因為這個抄，大有學問。
話很少的本尊
先來看佛教。就信仰面來看，「信佛的人」（正信佛教那種，不是放生專賣店那種）會相信除了少數幾本之外，多數佛經都是佛陀本人所傳。但你知道那些「號稱」為佛陀親口所說的經典有多少嗎？
我建議你先看看大藏經的「實體」，再來思考這個問題。
現在大藏經已收羅到上「億」字，就算佛陀用唸「投資一定有風險基金投資有賺有賠申購前應詳閱公開說明書」的速度來講，在他傳道的幾十年中，即便他一睡醒就拚命唸經，也不可能唸得完。所以，佛經全為佛陀本人所傳這事，在物理上不可能。
實際的佛陀本人沒有著作，一切理念都是口傳的，之後才由弟子集結成書面文字，也就是各種原始佛經，在經過了長時間的理解、詮釋、思想演化與抄襲的過程，就會生出更多的佛經。如果沒有一個穩定、強勢的宗教權威來控制這種經典增生現象，那佛經就會大爆棚了。佛教在多數時間中的確沒有這樣的權威。
那有沒有能代表佛陀本人、本尊、本佛的經典呢？這問題會讓佛學家戰成一團，但我想於此就採「通說」：《阿含經》應該較接近佛陀本人的思想。
當然，如果你學佛時看的主要是中後期的佛教經典，甚至一入門就是「禪宗」（非常晚才演化出來的佛教分支），那你看《阿含經》，可能就會覺得這種東西的層次好像比較不足。
但這很正常，因為最早的佛教經典自然會相對「不足」，如果已經很足，要後面那些東西幹嘛？
佛教怎麼解釋這種經典演化過程所產生的文本矛盾問題，也成為精彩的詮釋學案例（可google「判教」），甚至比佛經本身還有意思。但這些都與我想談的無關，我之所以提到佛教與其現象，只是要提出以下的論點：
佛陀本人講得不多，很多都是後來的大德講的。他們裝成是佛陀講的，不見得是出於惡意，而是有其時代需求。為了維繫宗教的神聖性，教內人士無法說明這真相，但就外界（不一定是客觀）的角度看來，佛教或佛學的確在演化，有些演化可能是思想簡化或道德、美學價值上的墮落，但也有後人發展出高層次的精彩思維。佛教的演化整體而言可說是成功的，不但有效保存並發展其思想的核心要素，並有效擴張了族群。他們撐過了兩千年來的數次教難，以多樣性面對當代環境及其他競爭者。
就各種角度來看，佛教都是種非常成功的「物種」。
現存的主要宗教，像天主教或各種基督宗教、伊斯蘭，或是在一地非常興盛的「宗教群落」，如台灣的民俗信仰，也都算是「成功的物種」，能呼應環境而高速演化，並具有多樣性。
所以有炸彈超人型的穆斯林，也有像台灣阿美族豐年祭圍成一圈跳舞的穆斯林。基督宗教的信仰差別更大，每天都有新教派誕生，也會有教派失去其最後一個信徒，但整體來看，一直有十幾億的人宣稱他們信基督。
那和「抄」有什麼關係？
異中求同
多樣性，其實就是抄來抄去所造成的。
一談到多樣性，很多人想到的是「差異」，因為「不同」，所以才多樣嘛！
但宗教上的多樣性，是建構在一種複雜的基因交換（文化研究喜歡稱文化基因為瀰因，但為避免使用過多專有名詞，就還是用大家比較熟的「基因」）。這要談點實例。
講到敘利亞內戰，最「菜」的分析會指出這是因為該國獨裁政府是佔人口少數的什葉派，而反抗軍是佔人口多數的順尼派（遜尼派）穆斯林，有其教派衝突背景。
略有國際觀的社會賢達會跳出來指責，說敘國統治者是「阿拉維派」，這是種什葉派，不過卻是很特殊的什葉派，其他什葉派也不太認同這一派。
那到底阿拉維派有多特別呢？
本文的多數讀者很可能不具備伊斯蘭的理論知識，所以我就跳過專有名詞，講你懂的人話：阿拉維派過聖誕節和復活節，也有聖餐儀式（就是天主教的彌撒）。
「過聖誕節？這算穆斯林嗎？」
不只你會想問，和他們住在一起的其他穆斯林也想問。阿拉維派的確是由什葉派演化出來的，但摻了很多其他信仰與哲學的要素，這也讓他們在一千年的歷史中一直都很低調，走地下路線，直到近代阿賽德家族取得政權。
他們可以算是伊斯蘭多樣性的一支，也可以算是基督宗教多樣性的一例。因此，宗教在演化的過程中不是發散狀（說明生物分類時常見的物種樹），而是交來織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難分你我，又愛分你我。說要理性溝通，卻實在太難放棄本位主義；而默默抄襲，就不會對抗到本位主義。所以不抄者，幾希。
這也會造成一種有趣的誤認。各宗教的虔誠信徒總預設別的宗教都很低能，沒有什麼值得一觀的，但如果真有機會接觸，往往會發現其實人家和自己還蠻像的。過往大德的抄襲，意外替後人建立友誼的橋樑：就算沒有引發信徒探究歷史發展的興趣，至少能拉近活人彼此之間的距離。
但有些議題還是可能造成不愉快，比如說宗教禁忌。穆斯林不吃豬肉，這多數人都知道，只有一些以逼食豬肉虐傭的白痴台灣人不知道。而不吃豬肉的原因，是因為認為豬不潔，很髒。但這理論根源是什麼呢？
對信徒來說，當然是先知的指示。不過就宗教研究的角度來看，先知之所以這樣要求，一定有其背後的道理；以最寬容的角度來思考，神也不會叫人做無意義的事吧？那先知為什麼要說豬很髒呢？
有種假說是「外來影響說」，指這禁忌是受到猶太人的影響，因為猶太人是該地區最早不吃豬肉的代表性社群，而穆斯林在建構早期麥地那社群的時候，就和猶太人共處。那猶太人為什麼不吃？
這又有假說了，這假說認為，猶太人最早是遊牧民族（現代考古結論和聖經記載不同），而其生活的綠洲地區有個水文特性，就是水源處比較低（中央的水池），牧民營地的污水會流入水源，如何控制污水就是生活重點。而養豬會製造大量的污水，當然就應該避免。因此猶太人定律法，規定大家不能吃。
當然，在搬離綠洲之後，這種禁忌存在的科學理由消失了，所以有猶太人或承繼猶太經典的其他宗教會吃豬肉，但也仍有許多人以奉行這種禁忌來定位自身的認同，並且與他者「畫界」。
我個人認為這種禁忌本身並非道德問題，這比較接近價值偏好，就像許多台灣人也堅持吃素一樣，就算他不認為這有什麼科學上的好處，但能對他產生內在價值，那就好啦。人生不是只有可量化價值，而且這道理也不難懂：我想讀者您應該也是堅持不吃狗的，你不也透過拒吃狗來體現人生價值嗎？
講到這，好像讓人覺得這樣也好，那樣也好，通通都好，每一種宗教裡都有其他宗教，大家混得都非常好。
好個頭。
邪惡來襲
禁忌做為一種個人堅持的時候，沒啥問題。但如果強迫他人也要採取相關的行動形式時，就會產生道德問題。不論是強迫自己的下一代，或是強迫只是住在你附近的人，都會出現一種被倫理學家稱為「邪惡實踐」的狀況。
我之前曾提過邪惡實踐，但只有簡單帶過。邪惡實踐是倫理學中德行論的理論缺陷，因此接著我會先談德行論的理論系統，然後談邪惡實踐是什麼，再看看宗教為什麼可能成為一種邪惡實踐。
部分德行論者認為，人可以在社會合作活動中獲得不可量化的內在價值。只要具備該活動所必須的德行，並在活動過程中努力追求其卓越標準，就算達不到標準本身，行為者也可以獲得活動中的內在價值。
像是打球，你只要具備一定的球品（必須的德行），在比賽中努力打出戰術來爭取勝利（追求其卓越標準），就算沒贏，你也可以獲得某些成就感或滿足感（內在價值）。
只要在生命過程中的每一個合作活動中都如此努力，就能獲得多元且豐富的內在價值，你的人生也會是幸福的。這樣的幸福論看來很簡明，我在許多地方也都提過，但這理論有一個缺漏，那就是「邪惡實踐」。
德行論者將「實踐」（practice）用以專指「人類合作活動」。有些批評者發現，有些「實踐」的確能讓行為者把握到內在價值，但這種活動本身是邪惡的，因此可稱之為邪惡實踐。
像什麼呢？納粹大屠殺就是。每天努力執行殺人流程的黨衛軍，可能從他的工作中獲得高度的內在價值，也覺得自己的人生是幸福的，但其行動卻被其他主流人類文化視為邪惡。
那我們是否可能身處於某種邪惡實踐之中，還自得其樂，甚至覺得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台灣開始思考轉型正義時，就有不少學者指出，當年白色恐怖的基層執行者，許多人的確就處在類似的情境中，不可自拔。
那我們應該如何判斷自己是否處在邪惡實踐之中？我因為自己的信仰，熱血出來反同性婚姻，這會是邪惡實踐嗎？那因為自己的信仰，出來主張廢除死刑呢？因為自己的信仰，出來主張台灣獨立呢？
邪惡實踐的問題非常容易出現在宗教或信念的領域，因為這類領域相對缺乏反省與檢視。當我們在狂吃炸雞的時候，很容易發現自己正進行一種邪惡實踐，但人進入宗教狀態時，內心往往缺乏另一種平行的價值觀可以做為交互省察的判準。
我認為標準的邪惡實踐，或說真正邪惡的邪惡實踐，會有一種重要特性（這是兄弟個人獨獲之創見，我對學術界的唯一理論貢獻大概就是這個惹）：那就是會阻礙社群追求進一步的卓越。
而什麼叫卓越，又如何阻礙，都是需要經過討論和嘗試的，其定義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在許多倫理學者的眼中，死刑就是種邪惡實踐（依我的論述角度就是可能會阻礙一個社群追求卓越），但要發現這點，或是做出這點結論，並不容易。台灣社會對此就還沒有建構出一致的認知。
但我這篇主要談的是宗教。你只要有眼睛，就不難發現依大社會的標準，現存宗教的確存在許多邪惡實踐，這不只會妨礙「我們」追求卓越，更會阻礙「他們自己」去追求卓越。從事這些邪惡實踐，可以讓他們獲得某些內在價值，他們也就一直沉醉於此，不思改進，或是沒想到這種滿足會讓他們無法提升。
而一個社群無法提升，面對其他共處或競爭的社群，就會越來越不利，越來越邊緣。（因此有學者認為邪惡實踐的特性是「邊緣」，但我主張那是果，而不是因）一個社會的核心社群越來越少，邊緣人越來越多，會使得交流速度下降，對大家都不太好。
但宗教的這種邪惡實踐部分是會傳染的：在理論抄來抄去的過程中，邪惡實踐也傳來傳去。像是燒某物祭神、自殘行動、人牲（現在還有。台灣的死刑不就是嗎？）等等，也許在一時一地起了作用，而被納入宗教體系，但在普傳開來之後，已嚴重影響了該社群追求進一步的卓越。
宗教內部當然可能產生自我檢討的力量，並有效控制或排除相關行動，像是某些宮廟停燒金紙；但沒有辦法針對問題自我檢討的宗教呢？那麻煩就大了。
在資訊快速傳播的現在，宗教「抄好的」動作很快（像是網路化），「學壞」的動作也很快。宗教斂財、騙色的形式正快速跨社群複製，而更麻煩的宗教極端主義，或對相似宗教敵意越強的「基要主義」（或原教旨主義），都不斷的加速複製。
那我們能怎麼辦？
或許思考他們複製（抄襲）過程中的細節，可能找到一些答案。
系列回顧：
封面圖片來源：Niklas Jansson 公有領域
編輯：宅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