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只著手於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我曾抱有一種期望，以為經濟體制改革了，私有經濟的發展了，就會自然而然會促使政治體制的改變，增加政治自由。然而，現在看來，我的這種期望落空了。
為什麼我會期待私有經濟發展會促使政治體制的改變呢？因為我以為中國市場化的經濟體制變革會促進私有經濟的發展，而私有經濟的發展與壯大會產生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強烈要求。我以為，私有經濟會催生出為數不少的富有階層和中產階級，他們應當有日益增長的要求和力量來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變革。
然而，我錯了。中國十多年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走向並非如我所期待的那樣，它正在走向一條不歸之路。雖然在中國的經濟改革和不公正的資本原始積累中，中國已產生了為數不少的富有階層，但他們自始至終沒有擺脫對權力的依附與借助，他們遠沒能成為能夠影響權力運作的重要力量，反而不得不繼續仰賴和賄賂權力給予他們賺取利潤的機會。而中國的中產階級，無論從消費的意義上的中產階級還是有著共同訴求的政治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也遠沒有成長起來。他們在市場競爭中，時刻處於高度緊張的生活壓力之下，在為生存和職業發展所奔波，在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下耗費著自己的生命與青春。這兩種最有希望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社會力量，目前都承擔不起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任。今天中國政治權力與經濟發展的真實景象是，政治權力正在瘋狂地、貪婪地抽吸經濟資源，食髓知味，它自身已無法控制住自己的貪婪。政治權力牢牢控制住稀缺的重要戰略資源，如石油、電力等，通過國有壟斷企業來抽取私有經濟的收益；通過繁多沉重的稅費來抽取每個經濟主體的收益；在大量繁複的對資源的分配與行政審批的過程中通過行賄受賄的方式進一步榨取經濟主體的收益。各經濟主體在種種壓榨之下，又層層轉嫁，最終將經濟損失轉嫁給勞動者，轉嫁給底層民眾，轉嫁給農民、農民工和底層市民。
私有經濟，包括國內的民營經濟和外資，為了自身的利益在孜孜以求地通過生產要素的組合謀求利潤，而政治權力則退出了原有計劃經濟時代下對生產要素直接進行組合安排的環節。但它現在通過對重要資源的控制、對資源的分配與稅收卻能輕鬆與輕易地抽取私有經濟生產的財富。政治權力之所以可以做到輕鬆與輕易，是因為它不受限制，它可以為所欲為。所以，我們看到，在十多年的市場化過程中，在大量國有企業改制後，在對國有經濟實施所謂的「國退民進」的戰略性改組後，現在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比國有企業改制前增加了；國家財政也以超過GDP的增長率在不斷增加；而私有經濟為了獲得有利可圖的賺錢機會，也競相向權力擁有者輸送數額越來越大的款項。而這一切經濟損失，私有經濟都會轉嫁給勞動者。
所以，私有經濟在政治權力的榨取下，在又不得不依附和借重於政治權力的情況下，不可能獲得自由成長的空間，不可能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更不用說去影響政治權力，去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它只能去服從政治權力，去討好政治權力。中國的私有經濟已成為政治權力榨取民眾的一個管道、一個工具。在這個過程中，私有資本或多或少能獲得些利益，所以即使它不甘於此，它也無可奈何而只得如此。它甚至可能樂得如此。
如果不能借助於經濟體制的改革來推動政治體制的改革，那麼我們還會有別的什麼方法和路徑可以期待嗎？
2007年6月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