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粉紅」是當今中國一個新的精神和社會現象。這個有些曖昧的標籤用來指代同時具有時尚消費與國家主義傾向的年輕女性及泛化群體，以90後為主體。她們一邊拿著蘋果手機、穿著名牌時裝、甚至拎著名貴包包，開著名貴跑車，嚮往和享受著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提供的這些時尚和奢侈的消費品，在社交群上鼓腮嘟嘴、賣萌發嗲；一方面又對批評中國社會弊病的聲音群起而攻之，嬌聲喝叱。在國家主義的懷胞中盡情撒嬌邀寵。 對此，著名學者王曉漁在《小粉紅為什麼比小紅多了一個「粉」字》的中解釋到：「『小粉紅』這個詞來自晉江文學城的論壇，因為論壇頁面是粉紅色而得名。雖然晉江文學城以言情小說為特色，但在它的用戶中出現一個群體，這個群體最初主要是海外留學生，且以年輕女性居多。她們屬於「大國崛起」的一代，認為國際社會在妖魔化中國，而中國應該表達「不高興」的態度。現在所說的小粉紅，與性別關係不是太大，也與是否在海外留學關係不大，主要是指融消費主義和國家主義於一體的年輕一代。但在海外留學生中，小粉紅的比例會高一點，他們認為自己既瞭解世界又瞭解中國。雖然「小粉紅」這個詞的歷史不算悠久，但這個現象不是剛剛發生的，有一定的傳統。從年齡代際上看，小粉紅的父輩是閱讀《中國可以說不》（1996年）的一代」。 我比較奇怪的是，為什麼「小粉紅」能融消費主義和國家主義於一身。因為看上去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是一個矛盾體。要知道，一般而言，消費主義的價值根基是個人主義，而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是對立衝突的。消費主義追求物質豐裕、個性化，多樣化的生活方式，而國家主義則追求整齊劃一，步調一致。表現在穿戴上，今天的中國人、年輕人有豐富多彩的選擇；而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國家主義最強盛之時，人們普遍陷入貧乏，穿戴千篇一律，沒有多餘的選擇。國家主義本身無法給小粉紅提供時尚消費。只是因為改革開放，國家主義放鬆控制，市場經濟有所發展並與國際接軌，小粉紅才得以享有時尚消費。按道理講，消費主義和國家主義兩者是不能相融的。 王曉漁意識到了小粉紅的內在衝突，但並沒有作出進一步解釋。他說，「小粉紅是一個小清新國家主義者」。「小清新是偏粉的一面，國家主義是偏紅的一面。在「一九八四」的思維裡，國家主義是不能容忍小清新的。比如鄧麗君會受到批判，被視為靡靡之音，被視為是腐朽的生活方式。當時兩者是一種對立的關係，但這種對立的關係通常以國家主義的失敗而告終，槍炮很難阻止歌聲。從人性的角度而言，不可能永遠戰天鬥地，除非是在一種高度動員的機制下面，才能保持這種狀態，但成本也是巨大的。到了「美麗新世界」的時代，國家主義會通過容忍小清新的方式進行自我鞏固，而小清新也因為被國家主義接納而獲得安全感。現在說的小清新國家主義，把兩者合而為一，因為感到歲月靜好，更加感到美好生活來之不易，然後把批評的聲音視為噪音和雜音，認為公知是萬惡之源」（ 《小粉紅為什麼比小紅多了一個「粉」字》）。 我以為，「小粉紅」消費性的價值根基並不是個人主義，相反是國家主義。而這來自於其消費的寄生性。她們物質消費來源於身為權貴和土豪的父母，而不是來自於自己在市場經濟體系中的酬勞。寄生性，這是她們認同國家主義而非個人主義的根源。「小粉紅」就如國家主義大樹上鮮豔多彩的蘑菇，雖然靠吸取大樹營養為生，但卻可以為大樹增添色彩，兩者形成共生關係。就如同土豪大款需要在交際場合用年輕貌美的女性為其增添色彩一樣，「小粉紅」也能為國家的國際形象增添色彩。兩者在物質上是寄生關係，而在精神上也是包養關係。 「小粉紅」的精神淵源可上溯到「義和團」，在精神上與「義和團」、紅衛兵、愛國憤青一脈相承。但所不同的是，「義和團」是國家主義衰敗下的產物，而紅衛兵則是國家主義強盛時的產物，愛國憤青和「小粉紅」則是國家主義衰退下的產物。「義和團」和愛國憤青是更強勢的國家主義，一旦原有的國家主義勢力衰敗，他們就欲取而代之；「義和團」和愛國憤青是「恨鐵不成鋼」。而紅衛兵和「小粉紅」則受到國家主義的庇護，離開國家主義的庇護，他們就無法生存。 以此觀之，「小粉紅」不足為慮。隨著歲月的流逝，她們中的絕大多數會被資本所俘獲。既不可能長久在國家主義的懷胞內撒嬌，也不會降身成為愛國憤青，更不會脫胎換骨轉化成為個人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當今中國，最值得警惕的仍然是毛左和愛國憤青，這些人，是產生、重建和支撐國家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土壤。 2016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