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山海之間尋索：原住民文字工作者的織文擷字

－－刊於《幼獅文藝》2018年8月　776期【動詞的原住民文學】

　　原住民文學的發展，在於該民族成為書寫對象如何從被書寫到找回話語權的過程，經歷漢文字使用的質疑、創作書寫類型的定義、以及身份認同的糾結、族內與族外人的價值觀衝擊，形成的歷程比想像中的還要複雜。原住民使用漢語（中文）書寫原住民故事，在現代社會已成常態，比較少人會注意到原住民中也存在跨語言一代的書寫問題，非母語的創作本身帶有一種想讓外人理解自族文化的訴求動機在，同時也在原住民身上看見語言教育的殖民痕跡，但是族語和漢語創作都有其必要性。

　　1980年代台灣原住民族社會運動的盛行，社會運動同時帶起原住民以文字抒發自身處境的運動，文學創作原先並不是社會運動的主要行動，但在過程中《高山青》、《獵人文化》等刊物養成了原運世代作家。2009年「台灣原住民作家筆會成立」，同年《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出版問世，作者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早在自序中坦言這是一部會受到各方討論的文學史著作，除了詩歌、小說、散文世人普遍認定的文學創作類型之外，作者認為神話、歌謠、口傳文學亦是原住民族群的重要文學範疇，提供不同於其他文學史與選集著作的視角，在台灣文學史上產生特別的情愫。即使綜觀台灣文學史之中原住民的寫作團體極少，但是在原住民社會運動中卻發現不少的聲音。

　　 聯合報【文學相對論】單元：「閱（悅）讀原住民文學」中巴代與馬翊航對談，巴代：「『原住民文學』的議論始終存在，在我正式發表作品的2000年以前，就有不同的主張。有主張不論身分為何，只要以「原住民」為題材的文學創作，都可以稱之為原住民文學；有主張以身分作為識別，只要具有原住民身分，不論其書寫題材、作品性質為何，都可以納入原住民文學的範疇。」這當中必然不免會有都市經驗與部落經驗的落差，雖然原住民文學著作出版量少，卻也讓人思考原住民文學的發展還會往什麼樣的方向發展，是瓦歷斯．諾幹有著抗世悲憤情懷的《番刀出鞘》，莫那能收割沉痛《美麗的稻穗》，抑或夏曼．藍波安以全身浸淫蔚藍的《冷海情深》，又或者Nakao Eki Pacidal與咒同生的《絕島之咒》？原住民文學的風格從過去的山山海海、部落神話，最終也將走入都市，不在域外僅為原鄉夢痕，也將在城市裡留下圖騰。

　　2013年黃美娥主編的《臺灣原住民族關係文學作品選集》二冊收錄了1603年始漢文、日文至1945年非原住民身分者，對於原住民文化、事件及生活的創作，這樣的「他者凝視」已有長久的歷史記錄。近年我特別欣賞的一位漢人作家──黃岡的著作《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族群跨界的文學創作是我認為非常難達到不突兀的挑戰，這般書寫產生的互動性經常使我們與漢人社會既靠近又疏離，我不禁發問：「原住民文學真的非書寫部落不可嗎？」他民族的閱讀者又對原住民創作者有什麼樣的看法？我曾在因緣際會之下訪談Liglav A-wu（利格拉樂．阿女烏），她坦言：「將觀光客內在遊記寫成原住民文學的尋根」的作品，是原住民族文學獎每年遭遇的問題，使她對新一代創作者既存有期待又不免憂心。

　　但更使我確信的是，原住民文學的世界不應該被「原住民」這三個字束縛住。從出版面向觀望，目前20歲左右的原住民身分創作者，大多是未集結作品的狀態，原住民文學的生產線與環境確實還很薄弱，不像一般出版社每年產生幾個新生代作家，提供一個「表演的舞台」。有趣的是，2017年5月下旬，由原轉小教室主辦的「給凱道部落的一首詩」＆「凱道 船來 一首詩」展現了驚人的創作能量，結合議題的詩作量在短時間內爆發，也看見外界（非原住民創作者）對於議題的創作意欲，理解原住民內在傷痕的所在，較為可惜的是沒有相關單位集結出版。

　　目前可見最年輕的出版作者是1981年生，於2016年以〈從分手的那一刻起~南十字星下的南島語〉詩作獲得台灣文學獎──原住民新詩金典獎的布農族詩人沙力浪．達岌斯菲芝萊藍（趙聰義），詩人的詩集《部落的燈火》中敢於使用淺白的散文式長句，不藉託於詞藻，原住民詩常出現這樣的寫作策略，除了樸實自然的風格，也有諷諭核廢料且形式充滿實驗性的詩作〈蘭嶼kasolian〉，與同意書形式的〈遷村同意書〉使我在書桌前驚嘆。

　　相較於漢語創作，曾獲原住民族族語文學獎的排灣族詩人瀼爾祿．達魯拉雅治，他的詩集《北大武山之巔──排灣族新詩》中融入部落族人的日常對話，承襲口傳文學的精神，在雙語對照的呈現與卜袞的《卜袞雙與詩集──太陽迴旋的地方》皆彰顯族語創作的重要性，在沙力浪《部落的燈火》中「用笛娜的話寫詩」亦使用同樣的雙語呈現，能在嘗試唸誦時，閱讀文字同時也能體會語言傳播的意欲。

　　更特殊的是，亦如重要的原住民文學研究者董恕明，原住民身分有時候是「後天的」在返鄉溯源之後，才發覺自己是原住民或混血身分，血脈纏來纏去的情況在年輕的寫手中漸漸常見，大多數在「原住民族文學獎」以文字現身，潛伏在不同的文學場域、刊物。伍聖馨（阿不思）的《單．自》與董恕明《纏來纏去》、《紀念品》詩作風格展現出原住民文學的非典型路線，少有對社會與族群的控訴，更多是對身邊人事物的思索情感，對於私我與社會的重新認識。

　　年輕一代寫作者或許不曾經歷過《走過：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巴代小說故事中敘述的歷史壯闊與戰亂悲鳴，固然遙望，部落田調對於有助於溯源，對於創作者固然重要，但時代都有自己的故事主題，都市原住民的書寫會是待展的路線，或許在民族議題之中討論複數的個人議題。

　　再更年輕一代寫作者，有著不少疏離原鄉的煩惱。曾獲第六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的黃璽〈鬧鐘上的主觀泰雅爾族詩〉：「……／是妳的雙耳，將這首詩送到妳也咚嗡悶響的地方，／我用緊繃的指節謹慎的拉動這裡頭的織紋與配色，／妳若可以也請不要細細的解讀它／因為那裡本來就沒有象形文字，也遑論還有聳立的獸出沒，……（前後略）」此詩是對自身文化的主觀解釋，寫給在都市同樣迷途難返的族人們。

　　或許在創作意識上一直都存有一種「部落想像」的冀望與懷念，但伴隨著台灣社會轉變，一部分人不得不談論已遠的原鄉原貌與自我認同，在部落成長經驗者對於族群文化的刻畫明顯的較為清晰，與島內移民者產生一種分群現象，現代化侵襲以及學校的單一史觀教育與原住民部落中共同生活的傳統相互傾軋，當部落青年意識到自身與部落的關係或遠或近，更在後來察覺部落之外的私我部份，不同的故事各就各位展延開來，文學邁向不同的路徑，有了自屬的圖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