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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歷史、超越傷痛：超越國界的性暴力受害者「慰安婦」座談會紀實

文／周芷萱

9/16的星期日午後，在阿嬤的家有一場難得的座談。風傳媒南韓慰安婦專題報導記者與婦援會長期經營陪伴慰安婦阿嬤們的社工，以及婦援會范情執行長，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分享他們對台灣和南韓慰安婦議題的觀察。

慰安婦議題在南韓與在台灣的處境相當不同，卻仍有相似的地方。如果從受到國家社會重視的程度來說，台灣跟南韓遠遠不能相比。南韓從社會自發到學校教育乃至於韓國政府對日本政府的態度，皆對此議題展現出遠高於台灣的關注。在政府的強力支持下，慰安婦議題在南韓社會的能見度相當高，民間也有許多自發的活動，包括各地少女像的設立。反觀台灣，在婦援會為首的民間團體多年的努力之下，仍是一個不容易得到資源和關注的議題。不過，兩邊在國族主義的層次上卻有可以相對照之處，慰安婦議題無論在台灣或是南韓，皆不能免於成為反日民族情緒的控訴工具。也因此，在台灣談論慰安婦議題時，往往會陷入國族主義的泥淖之中，或是受制於「自願」vs. 「強迫」的二元框架下。

本次講座也未能擺脫這樣的質疑。講座訊息發布之時，也恰好發生了日本人踢慰安婦銅像事件，婦援會與阿嬤的家的立場成為社會目光焦點，紛紛有人於臉書活動頁留言將慰安婦與八三一比較，或是質疑討論此議題的政治目的。但正因如此，作為一個關心性暴力與國族議題的專題，如果你也聽說希望透過這篇紀實，能夠進一步深入探究慰安婦議題在台灣的現況。

一開場，主持人夏珍提到他十多年前參與寫作《鐵盒裡的青春》，與此議題很有淵源，雖沒有繼續從事相關的寫作，但一直持續關心慰安婦議題。而范情執行長則由婦援會多年經營此議題的角度切入，說明慰安婦運動的起源、在台灣的歷程與近況。婦援會從1992年開始，即從事慰安婦相關的調查、認證與國際申訴工作，更於1999年至日本提出訴訟，持續爭取台籍慰安婦的權益。范情特別提到，慰安婦在國際上被定調為軍事性奴隸，並非日本政府口中的慰安工作或是性工作而已。作為一種特殊型態的跨國戰爭剝削，在沒有其他研究或是運動經驗支持底下，慰安婦問題也因此更加難解。

而除了訴訟之外，針對阿嬤們的身心狀況，婦援會也透過長期的工作坊與社工工作，陪伴阿嬤們走過外在的社會壓力和內在的自我厭惡與身體上的後遺症。國族主義之下的性暴力受害者和其他的性暴力受害者一樣，因為性的汙名產生的譴責眼光如影隨形，而國族性暴力的受害者往往還得面對「叛國」的質疑，讓他們更難從受害的位置現身。而這些外在的譴責，也會內化成當事人對自己的自我認知。

婦援會的社工分享許多陪伴阿嬤們的經驗，發現曾任慰安婦的經歷，導致他們於認知層面出現自我否定，而這樣的低自尊會進一步影響他們在愛情和婚姻上的選擇。夏珍也回憶到，台籍慰安婦第一次站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因為不願意現身露面，是坐在一片黑布後面接受訪談。透過一場一場的心靈治療工作坊、長年的社工陪伴，部份阿嬤從隱身黑幕後到能夠站在螢光幕前控訴，為慰安婦議題現身作證，是走過了一條遠比我們想像中更為艱辛的路。透過工作坊，社工們試著帶領阿嬤們把成為慰安婦的責任，從自己身上轉移到政府和時代，進行自我原諒和復原的心靈活動。

針對台灣慰安婦議題，婦援會的經營方式相當重視個人生命史和集體精神治療，包括阿嬤的家策展方式也是以阿嬤們的物品為中心，讓這些活生生的生命經驗和傷痕，不只是統計上的一個數字，或是選舉時的吵架本。這樣的理念在參觀阿嬤的家時處處可見，從牆上的名字到桌上的書，都是一個又一個活過的人。

南韓的慰安婦研究或是社會行動，雖有論述角度相當一致、缺少不同觀點的問題，但相關的研究材料依然比台灣豐富許多。風傳媒派了一組團隊到南韓近距離訪談南韓慰安婦與相關的博物館，也參觀了各處的紀念銅像，更訪談到銅像的最初創作者說明創作理念，最後做成了一系列的專題報導。

從他們的採訪經驗分享和報導可以看出，在南韓，慰安婦議題是一種社會性的集體行動，從學校裡面的慰安婦議題討論社團，到南韓各處的少女像會被穿上各式衣物，或是年輕學生長期輪班守護少女像跟每週三的集會，慰安婦議題在南韓有非常強的社會意義，自發的行動支持者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慰安婦議題成為他們教科書中的重要歷史教育，學生被鼓勵盡量的去了解關於慰安婦的一切。

但也正是因為慰安婦議題在南韓的社會意義如此的強，近乎是不容挑戰的，當朴裕河教授提出對主流慰安婦論述的質疑時，便面臨排山倒海的攻擊和社會的不諒解。朴裕河提出的論述正面挑戰了南韓慰安婦議題中的國族主義矛盾，試圖拉出一條新的論述軸線。然而這樣的意圖在已經成為南韓社會凝聚國族意識的慰安婦議題上相當徒勞，社會眾人對慰安婦議題的認知難以打破，朴裕河試著提出的掮客角色、結構性的強迫，幾乎無法被討論。

慰安婦議題作為國族主義象徵的另一個例子是，南韓政府由國家發給慰安婦們「回復名譽證書」，作為一種「國家認可的受害者」。然而，我們必須思考的是，誰讓這些慰安婦的名譽失去？戰爭之下慰安婦以外的受害者們，為何不會／較少面對「失去名譽」的問題？除了使慰安婦之事實便成可能的日本政府之外，社會集體對於性的汙名和貞操觀不也是造成慰安婦們傷痛的來源之一？慰安婦們因為不再「純潔」的女體而失去名譽，所獲得的「正義」卻並非來自於對汙名的反擊，而是必須透過國家的重新「認證」。名譽的得與失，其實皆操之在國家社會之手，慰安婦們的能動性相當有限。

南韓在慰安婦議題上能給台灣最大的借鏡，就是論述的面向必須要多元開展、除了找出「惡人」之外更要看見結構性的歷史問題，否則，一旦淪為國族主義的情緒發洩渠道，要能夠深入去看見議題的不同面向，便相當不容易。

南韓社會不停強調做這些運動的原因是希望這件事情不要再發生，不要再有慰安婦或是軍事性奴隸，讓這段過往成為一種對世界的歷史教訓，卻很少用透過反省父權結構的方式，來分析慰安婦的成因。這樣的結果是，討論往往把矛頭指向「惡人」日本，用國族的角度討論慰安婦，使得慰安婦議題成為一場「保護／捍衛『我國的』女人的戰爭」，而未能看見性與性別的角度，理解慰安婦其實是國族與性別交織下的結果。如果沒有辦法看見促成慰安婦制度誕生的結構性問題：貧窮和性別交織成殖民底下最底層的社會階級，那真正的歷史教訓恐怕很難形成，軍事性奴隸的悲劇與對女體的剝削，只是換個形式存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