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酒師 9 號｜我們究竟，是不是真的認識彼此？──專訪《賣場華爾滋》導演湯瑪士．斯圖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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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們站得很近，口鼻呼出的霧氣在臉與臉之間，交纏成小小雲朵，就在我們正把一箱箱冷凍披薩丟到推車裡的時候，她突然轉頭看我，大大的帽子壓在眉毛上。我也看向她，什麼都沒有說，卻彷彿感覺她的氣息，正穿透厚厚的羽絨衣而來。

「你真好」，她說。「這樣幫我的忙，你真好心。」

我們就這樣靜靜站了一會兒。「你知道愛斯基摩人都怎麼打招呼嗎？」我開口問，一邊驚訝自己的聲音在這巨大的冷藏室裡，聽起來好冷靜，幾乎要被低溫吸盡了。我微低下頭，用我的鼻尖開始摩擦她的鼻尖，她還是沒有說話，就這麼保持不動了一陣子。然後我才感覺到，她的鼻子也畫起了圈圈……

這是《賣場華爾滋》（In the Aisles）的原作短篇小說裡，最浪漫的一段。不是最活潑的，卻是最甜蜜的。作者克萊門斯．梅爾（Clemens Meyer）以不經意的口吻描寫主角「我」在一座大賣場值夜班的工作，故事基本上只有四個重要角色：第一人稱的主角，和他發展出甜甜曖昧關係的女同事瑪莉安，教導主角的前輩布魯諾，還有堆高機（forklift）──前端有兩支鐵叉可以上升下降數層樓，以便把整箱貨物頂到大賣場的貨架上方、置放和整理的自動機械車。

但是當梅爾的好兄弟，兩人已三度合作的導演湯瑪士．斯圖伯（Thomas Stuber）看完這篇小說，他更感興趣的顯然是那些「沒說」的部分。在大賣場工作的人們，內心世界是什麼樣子？每天夜裡相聚的這一群人，有什麼過去？他們構成怎樣的群體（community）？那些文字間彷彿故意的掉拍，又洩漏出怎樣的孤獨心情？

這些對「沒說出」的好奇，以及對「無法說」的共感，加上「不必通通說」的創作理念，成了改編成電影後的《賣場華爾滋》，戲裡戲外的宇宙的韻味。

當文字被搬上大銀幕，故事則變成了：一個滿身刺青，似乎擁有神秘過去的年輕人，來到一間夜裡會響起巴哈詠嘆調的大賣場，和一群各有性格的同伴度過了親密又疏離的一段日子。時空設定在統一後十多年的前東德城郊，各個角色們的過往都被煙霧遮蓋著，而愛情突如其來，也有同伴沒有理由地死去了。

這一切有太多無從解釋，卻又密合得順理成章。也難怪當湯瑪士．斯圖伯隨著金馬影展訪台，我在一個終於放晴的下午和他聊聊創作、家鄉、對世界現況的觀察，整趟專訪他一再掛在嘴邊的發語詞／補述句／結語都是：

I don’t know（我不知道耶）……

「不知道耶，我其實沒有真的弄懂愛與死。」當我請導演談談，他之前在柏林影展受訪的時候說，自己向來都想講局外人（outsider）的故事，以及這部片的主題是愛與死，他毫不否認自己仍在尋找答案：「克萊門斯跟我感興趣的，是這些幾乎是『生活』在工作場所裡的人，他們有種落單者的氣息，那獨來獨往的樣子令我著迷。」他們在不平坦的生活裡努力求生，以及面對命運突如其來的打擊──同時敘事的角度又是帶著同理心的。「身為導演，如果能細膩地講好一個局外人的故事，那比起隆重地說一段英雄的事蹟、卻在最後落入俗套，似乎更容易發光。」

這裏說的局外人，指的是大賣場的這一群員工，在現代化的城市邊緣，只覺得孤單和疏離，而找不到歸屬。於是他們在賣場內建立自己的王國，把這兒變成可以彼此扶持，甚至一起過聖誕夜的地方，「初看這個『家』可能很寒酸，但其實一點也不。這群人要活下去，把頭探出水面來呼吸的唯一方法，就是緊緊抓住彼此。」

但這同時，這些人日復一日地相處，長久下來，應該都非常了解彼此了，最後卻又發現：根本不是。「當憾事發生之後，每個人都在疑惑究竟『為什麼？』──而這永遠不會有答案。所以到底，我們是不是真的認識彼此？」

這樣某種心靈上的飄搖，我總感覺，和導演生長的環境很有關係。《賣場華爾滋》和導演的上一部作品《心靈重擊》（A Heavy Heart）都發生在他的家鄉萊比錫（Leipzig），那是前東德第二大城，但到了東德末期的市容，已經十分灰敗了。說起那一段童年──兩德統一的時候（1990）導演才九歲──他還記得當時許多家戶得要燒煤炭來取暖，「我要到冷颼颼、陰森森的地下室去，把煤炭搬上來屋裡，每天都如此。而這樣的事現在已經完全消失了。」

三十年後，萊比錫已經搖身一變成一座新興的中型都市，人口、學生持續湧入，各種新建設林立，市容也全面翻新，更以巴哈（J.S. Bach）創作大部分作品的據點、以及 89 年東德邊境鬆綁之後隨之而來的民主浪潮發源地，對外聞名。「那裡物價適中，有很多東西可以看和參與，也適合養家，對像我這樣一個電影創作者來說，更適合靜下心來工作。」他還推薦如果第一次去，不妨去參觀位在城外的民族大會戰紀念碑（Völkerschlachtdenkmal），「當年拿破崙就是在這吃了第一次敗仗，滑鐵盧還排在後面呢！不過去那裡是為了爬上頂去，可以俯瞰全市市景」。

但接著話鋒一轉，導演說在這樣的大改變背後，不見得是百分之百的快樂。「三十年過後，家鄉完全不一樣了，甚至中間當我離開去念書、工作了十年再回來，就已經幾乎都不認得。」這樣的滄海桑田，和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現代化，甚至是大方向上的文化發展都無關，是個人式的「難道我記得的一切，都不算數？」的嘆息。

這也構成《賣場華爾滋》的另一個核心。「對布魯諾來說，從前從前、在一個如今已不存在的國家裡，他曾經擁有一個人生，如今卻煙消雲散了。那樣的耽念──我甚至不想用鄉愁（nostalgia）這個字，因為並不是說當時比較好、現在比較不好，而是那樣的人事已非，會帶來一種氣氛。」他說起小時候，和玩伴們在廢棄的工廠或是辦公大樓邊玩，那同時是一個社會的落魄暗角，也是回憶的累積之處。「當我提到那些貧窮，老舊，灰濛濛的物事，我其實不是帶著負面的印象在描述它們。而這是西歐社會的人們沒有經歷過，不見得會懂的。」

曾經有過的生活消失了，這消失的本身造成感懷，這樣的感懷和政治體制無關，甚至跟幸福與否也無關。但從這角度看，統一的本身就不是百分之百的寬慰、救贖和快樂完美的結局。「所以，我和克萊門斯真正在意的，並不是 GDR（東德）或圍牆倒塌或兩德統一的政治意涵⋯⋯我們在乎的是：然後呢？那之後到現在，人們變得怎樣了？」

也就是這樣突然失根的飄搖感，帶來不論《賣場華爾滋》在不見天日的倉庫中工作的孤獨者們，或《心靈重擊》替黑道收租的拳擊手身上，都散發的陰鬱氣氛。這樣的落寞，和事過境遷再驀然回首的感嘆，是普世能懂的。即使是在地球另一端、相隔好幾個世代的台灣觀眾，不需要相應的鑰匙或通關密碼，也能踏進去。

「但是當然，如果稍微明白那背後的成因，會再多看見一點東西。」導演進一步說，這在現在的德國，依然是大家心裡隱而難言的問題。「即使已經三十年過去了，這仍然不是一個全整的國家（a country as a whole），它的內在依然是撕裂的。你無法一眼察覺，但是在人們心底，仍然有著距離，而我其實不知道什麼時候、或是不是真有那麼一天，這一切會真正癒合？」

這些內心的傷，不只纏住人，也籠罩著心。另一個我相信被家鄉植入（inception）在導演創作意識中的，是他對孤獨的著迷。不論是《心靈重擊》的男女主角，或《賣場華爾滋》的這群人，個個都脆弱又孤單，雖然擁有彼此，但在巨大的生命難題面前，他人終究只能在岸上呼喊、或用力揮手。我問：為什麼對孤單特別感興趣？他先是自言自語說不知道耶，自己並沒有刻意拍完每一部片，就去想「下一個要找什麼孤單的故事來講？」但再仔細一想，或許這真的是他最直覺有感的題材吧？「也許我就是個習慣獨行的人，又或者是我相信，現代社會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人的孤寂。」

他說，那麼多各式各樣被發明來幫助我們「溝通」（communicate）的裝置，和溝通的方式，到頭來，卻好像讓人更孤單了。「我有個強烈的感覺是，我們都好希望可以不再孤單（we all long to not be lonely anymore），但一切嘗試，卻盡是徒勞。」他並不相信手機，這也是為何《賣場華爾滋》中的角色通通沒有手機，「這群人像是活在過去，但他們可以面對面，跟彼此在一起。」而戲外的我們那麼努力伸出手，卻是在虛擬的次元中，反倒又更孤單了。

「人們真的好孤單啊」，導演用一個疲倦又絕望又空洞的語氣這麼說，「這應該是全世界的觀眾都能夠體會的心情吧？」

他說自己上週在紐約市，搭地鐵的時候看到車廂內二、三十個男男女女，通通都在看手機，「那真的嚇到我了！」──（呃居然會嚇到，導演我這下真的想去萊比錫走走了）──「沒有任何人跟同在車廂裡的人互動，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心思在遠方的誰身上吧？還有另外三分之一在玩手遊，但那對我來說，就是一幅孤單的畫像啊：在紐約城地底的黑色隧道中，一節節車廂呼嘯而過，裡面的每一個人都只跟自己為伴，就這麼一站又一站、永遠沒有盡頭……」

於是他把這樣的孤單，化作具體的氣味，呈現在主角們身上。這在男主角克里斯汀，是覆滿全身的刺青，代表他複雜的過去：「當我說要讓他刺青的時候，克萊門斯哀嚎：『噢拜託別又來了！』」──兩人上一部作品《心靈重擊》的男主角同樣是全身刺青，甚至連「刺青」的過程都是重要的劇情元素，「但我感覺，刺青就像是畫在皮膚上的故事，而且難以消除。當然你可以去雷射掉或什麼的，但通常我們感興趣的角色們，尤其男性，他們身處的階級並不能夠支應他們去做這些。」

這樣的外表搭配男主角法蘭茲．羅戈斯基（Franz Rogowski）獨特的口音，和導演形容「為大銀幕而生」的五官，「不是一般小螢幕的那種電視臉……反正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啦（笑）」，組成片中獨特的克里斯汀：他寡言害羞，卻不是示弱；他獨坐難眠，但明明處在人生的新階段上；他一見鍾情瑪莉安，望見她的同時，一切的塵煩都褪去了，只感覺廣闊的海浪在輕撫耳膜。

他並不害怕出擊，但那樣的主動，你知道的，是奠基在好單純、「我想和你互相扶持」的意念上。

走道另一面，則是女主角瑪莉安，由前兩年以《顛父人生》（Toni Erdmann）驚喜全世界的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飾演。我請導演形容這個角色，他 0.3 秒就脫口而出：「噢瑪莉安，她好孤單啊！」故事開頭的她是神采奕奕的，又活潑又會撩人，言行盡是主動，把克里斯汀把玩在掌中，感覺充滿自信。「但其實根本不是。她住在一間大房子裡，那彷彿是個牢籠；她結婚了但是沒有小孩，為何如此呢？她內心有個巨大的傷口，讓她其實是很憂鬱的。」

這樣的角色，從劇本階段就吸引了桑德拉．惠勒，而她同時是個東德演員，有著導演想要的細節質感，以及他形容「在街上看到可能會略過，但一旦靠近一點，就會注視到停不下來」的五官。最後的成果，她不只為劇本上的瑪莉安增加了層次，根本賦予她完整的生命。

男女主角之外，導演說，他心目中本片真正的重心，其實在布魯諾身上。飾演的男星彼德．庫特（Peter Kurth）正是導演前作《心靈重擊》的男主角，他當時扮演一個中年退休的拳擊手，從發現自己罹患漸凍人症、一路演到病程末期，是奇觀等級的演出。「但相對地，這次又更困難了，因為布魯諾並不在每一個場景裡，但他的『存在感』卻要一直都在。」庫特透過收斂的演技，把不動聲色的角色情感，細膩地把握住。「我真的非常、非常以他為榮！」導演強調

「我很幸運，能有這樣一群優秀的演員，不只法蘭茲、桑德拉和彼德，還有其他所有人，他們有些早已熟識，我就借重他們的交情，去組成一個團隊。」我問最後的成果，是否一如編劇階段的想像？導演的回答是「yes and no（是也不是）」。「他們的演出，都超過我的想像，不只是完成我的期待，還賦予角色三維的豐富性。開始拍攝之後，我腦海裡的故事就起了變化，從他們詮釋的角色樣貌再進一步發想──所以其實，我早就忘了當初寫劇本的時候是怎麼想的（笑）」

專訪最後，我們聊起電影的視覺和聽覺風格，有別於《心靈重擊》選擇用手持、近拍去貼近角色的心情，《賣場華爾滋》的攝影多數搭配推軌，彷彿有個在夢中滑行、觀覽的目光，在大賣場這座被導演形容為「詩意」的場景中，觀看著主角，甚至有時和他們共舞。也有些鏡頭是鎖死不動的，「我想要一種單純，直接，而且長此以往的味道。」

再由此搭配音樂上，從片頭（保證所有人都認得）的〈藍色多瑙河〉，到地主巴哈的第三號管弦樂組曲〈G弦之歌〉，再到 Timber Timbre、Son Lux 這樣的現代樂種，在這部沒有原創配樂（score）的電影裡，斯圖伯想創造出「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任何音樂、然後當音樂突然出現的時候，觀眾肯定會注意到，甚至可以『看見』它」的效果。

這也帶往本片細膩的音效，為了完成一種詩化的寫實主義，導演選擇的並非逼真的聲音設計，「如今的聲音，幾乎都是在追求『完美的重現』，但這明明就不算是種美學選擇啊？所謂美學的（artistic）應該是：在某些時刻完全沒有聲音，某些時候只專注呈現某一種聲音」──我當然插嘴，提起克里斯汀望向瑪莉安，那耳邊響起的海潮聲──「這正是我說的！它不寫實，卻可以講故事。」他笑著說如果是好萊塢，應該會做出大水沖進賣場走道的特效吧？但在此，他選用非常單純的方式，造成的美學效果卻更加分。「當你有了大製作，很容易走向『垃圾食物』的拍片法：一切都調好味加好料了，觀眾只需要吞食（consume）就好。沒有付出（想像力）。但我希望觀眾是有付出的。」

導演說，他一直沒有忘記原作的小說開頭寫的是：「在我去大賣場上夜班之前，我已經在工地做工好一段時間了」。故事從一開始就定了調：這是發生在過去的，已經結束的一段時光回顧。「這表示他們──克里斯汀與瑪莉安、或是他與這群同事的大家庭──可能已不在一起了。這也讓故事裡的甜蜜，又更甜了。」這創造出一種愁緒，同時也帶來美感，「我希望故事是被娓娓道來的，同時讓觀眾去思考：如果這一切是被述說的，代表可能根本就沒有『真相』，而只有不同角度、不一樣的故事說法。」

也是這樣開放的觀看與訴說、期待和內外參與的過程，讓一部美學節制的電影，擁有能讓人一看、再看、三看依然被打動的魅力。或許我們很難能真正了解彼此，但若拿電影當作鏡子，在大銀幕上的喜樂哀愁之間，尋找通道和回音，也許，我們會漸漸更瞭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