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木工師傅們的能動性非常的高,他們可以輕易的離開鹿港,來到外地工作,這時候他們總是自稱來自鹿港的木工師傅(identify themselves as Lukang furnituremakers)……。」 -Donald R.DeGlopper(1995,p.210)
一位美國人類學家在鹿港
1967年,二十五歲的人類學徒DeGlopper來到了鹿港,準備以這個地方當作他在康乃爾大學人類學博士論文的研究田野。
在那個中國尚未開放給外國人做研究的時代裡,西方人類學家(特別是美國)只能在中國周遭的國家進行漢人社會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先驅無非是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在1957年來到泰國調查當地的華人社會,這份研究當時成了西方學界重要的中國經濟與社會調查,也開啟了往後美國人類學徒相繼追隨的方向。 DeGlopper這位年輕的人類學徒當時候便是跟隨著前輩施堅雅的腳步來到了「自由之境」臺灣,以鹿港這座古老的移民城鎮作為他研究漢人社會的田野地。DeGlopper花了十八個月的時間待在鹿港,探索這座城鎮的空間發展、人們的信仰觀、在地產業與職業社群、地方政治與社會結構等等,他在1973年完成了博士論文,這份論文在1995年出版成書《Lukang: Commerce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這部研究的貢獻除了厚實了以施堅雅為始的中國社會與經濟的研究版圖之外,DeGlopper當年留下了豐沛且珍貴的田野資料,更協助了後生吾輩有辦法在今日重探1960年代鹿港社會的運作。
《Lukang:Commerce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一頭栽進木工廠裏的人類學家
這位年輕的人類學家來到鹿港以後,當時讓他最感興趣的現象之一,就是地方的職業社群(occupational community)如何運作。DeGlopper在1967-68年間來到鹿港跑田野時,正值在地木工產業的全盛時期,這位人類學家深深受到了這個古老行業的吸引,於是一頭栽進城鎮上大大小小正轟隆運轉的木工廠中,他觀察了木工廠裏頭家與匠師群之間的合作模式,而提出了「信用(hsin-yung)」是這項產業運作的關鍵。
當時候一間木工廠要聘請匠師時,頭家便會向廠內的領班師傅「探聽」應徵者的「信用」,信用與否,源自於匠師社群中彼此所認知的技藝水平,一位匠師手路(技藝)的優與劣,代表著一位木工師傅的對頭家與顧客的信用,以及在面對匠師社群的名譽(reputation)。 一般而言,頭家通常不會技藝,頭家的角色在於提供廠房空間與生產所需的設備,於是,當頭家在聘請新匠師時通常都要經過領班師傅的「核准」,這並不是一般大城市常見的雇人方式,通常在這個時候,頭家與領班師傅的地位幾乎是同等的。
對於鹿港這個有趣的匠師社群文化,DeGlopper這樣描述:
「在這個小鎮裡,由近百位木工匠師所組成的職業社群取代了一般的商會或者工會的功能。因為匠師們(artisans)各個身懷技藝,如此讓他們除了替工廠工作之外,還有足夠的條件與工廠的頭家進行工資方面的協議。這種情況在一般的大型城市是少見的。」 -Donald R.DeGlopper(1995,p.212)
DeGlopper在他的田野研究裏,特別指出在鹿港木工廠裡的匠人(craftmen)幾乎等同於藝師(artisans),這位人類學家可以說是肯定了木工師傅本身的「技藝」將是讓他們能夠在工廠裡與頭家平起平坐、共同決策事務的關鍵條件,另一方面,當時候木工廠主流的工作形式為「以件計酬」,也就是「木工師傅做一件賺一件,頭家再從中抽成」,因為這樣,讓木工師傅的工作節奏能夠維持在相當的自由度與獨立性上。
1960年代,鹿港大部分木工廠的生產模式就是由頭家與領班師傅共同合作,領班師傅再帶領著其他的木工師傅們齊力生產,儘管當時候勞資雙方並沒有個正式組織(如工會),但是彼此間卻鮮少衝突,反而維持在良好的合作關係上。
當時候,每一位木工師傅在工廠裡通常都會擁有自己的工作桌、一套手工具。匠師之間也會彼此督促,互相訓練,而「領班師傅」的角色便是眾多木工師傅們的領頭,一般而言,領班師傅必須擁有讓眾人「信服」的技藝,這樣才有資格代表整廠的師傅,與頭家維持生產上的合作關係。
DeGlopper當時候感到最不可思議的,就是連木工廠裡的工資(wage)也是匠師們和頭家所協議出來的。他描述到,通常在農曆新年過後,地方時常會出現民生必需品(如米、豬肉、衣物等)的物價高於當時工資的狀況,此時匠師們便會集結討論,推舉領班師傅出來與資方頭家協議「漲工資」,一旦協議達成,就不能再落回舊工資上。
這位人類學家以生動的筆觸,描述當時候鹿港的木工師傅們多麽以自己過去累積至今的技藝而感到自豪,同時師傅之間彼此團結,更經營出一種特殊的職業社群文化,這樣的社群文化瀰漫在六零年代的鹿港木工業界中,它確確實實的存在過!
筆者曾經聽聞自己從事神桌製作的阿舅們講過,關於他們阿爸的這麼樣一段故事:
徐金盆是筆者的外公(以下簡稱阿盆),出生在鹿港船仔頭漁村的阿盆,是漁村不再討海的那一代。阿盆的父親是一位漁人,日本時代時,看天吃飯的近海漁撈總是讓厝內的生計慘淡,再加上後來總督府實行配給制度,當時候少年阿盆便依著阿爸的要求,來到媽祖宮對面民生路的吳隨意商號學做木工,一方面分擔家計,另一方面就是能靠自己的氣力吃飯,不用再看老天爺臉色。 吳隨意商號自日本時代時就是鹿港最大的神桌工廠,由於位在媽祖宮正前方,每日皆吸引大量香客前來購買神桌,同時,吳隨意商號也以高品質的原木傢俱聞名,全台灣許多家戶都會來此挑選嫁妝。 在工廠裏,阿盆從學徒做起,歷經三年四個月漫長且無趣的師徒制磨練後,阿盆終於出師,或許和伊木訥的個性有關,阿盆製作傢俱的每一道步驟都非常扎實,一步接著一步,製作出一張張高技術性的神桌與太師交椅,就在阿盆四十多歲時,伊成為了吳隨意商號的領班師傅。 1960年代,民間社會逐漸復甦,逐漸脫離戰後的低迷經濟。 當時,鹿港的民生物價曾出現幾次波動,逐漸超過了木工師傅工資所能負擔,吳隨意商號裏的眾木工師傅們便集結討論,欲建議頭家「阿狗師」起幾kuà工資(調漲幾%工資),這時候,師傅們便推派領班師傅阿盆師前去與頭家阿狗師協議工資,結果,協議破局。 工資低於物價這件事,慢慢的成了鹿港所有木工師傅共同的生活困境,由於吳隨意商號幾乎可以是當時鹿港木工業的指標性工廠,於是有愈來愈多其他廠的木工師傅前來與阿盆師議事,希望能改善工資。 阿盆後來便與鎮上所有的木工師傅有了共識,往後幾天大家都一起「向老闆請假一兩天」(罷工的含蓄說法),此舉在兩天過後便引起鎮上眾頭家哀嚎連天,於是鎮上的頭家們便找來了吳隨意商號的頭家阿狗師作代表,重新與領班師傅阿盆師進行工資協議。 協議結果,是工匠們預期漲幅的一半,然而在眾多木工師傅憤恨不平的同時,同業間便傳來了另一個不幸的消息:「阿盆師予阿狗師辭職了......。」 此舉引起鎮上木工師傅的群體憤怒,據說,木工師傅寄了一包又一包「冥紙」來到吳隨意商號阿狗師的桌上,以示抗議。 鹿港木工師傅們與頭家協議工資的事情,在當時幾乎是常態,而且年復一年的發生著。
某夜,我讀完了DeGlopper的著作以後,在研究室裏幾乎是大叫。 過去這段長輩們茶餘飯後的回憶敘事,竟然曾經讓一位來自美國的年輕人類學家,以細膩且生動的文字書寫進著作裏,數十年後的今天,重新讓一位研究生讀見,那樣的心境自然十分激動,因為鹿港木工廠是他們共同的田野地。
然而,鹿港的木工產業後來還存在這樣的職業社群文化嗎? 1967年DeGlopper便離開了鹿港,這位美國人類學家未竟的田野敘事,後來一直要等我來到一家位於農村的現代傢俱工廠時,從領班師傅徐剩源的生命故事中有了延續......。
一位從神桌轉做現代傢俱的師傅:領班「源師」
阿盆的三個兒子後來也都成了技藝卓越的神桌師傅,老大
徐誠利 過去也是吳隨意商號的神桌師傅,昔日也是廠內領班師傅的他如今已經退休;老三
徐誠村 目前還在鎮郊的神桌工廠工作,工廠內如今只剩下頭家與師傅兩人,這家鎮郊神桌工廠的頭家總笑著和我說:「你阿舅若退休啊,我這間工廠也欲收起來囉!」
在介紹阿盆的二兒子徐剩源之前,我們必須先來理解,在DeGlopper紀錄的1960年代之後,臺灣的木工業後來怎麼發展。
1960年以後,台灣進入了加工出口年代,全球化的經濟之雨以極快的速度灌溉於這座戰後百廢待舉的荒蕪島嶼,島嶼各地開始累積了前所未有的資本,這段農村社會急遽進入物質化時代的過程,結果之一,就是「起厝」成為了眾人欲脫離貧困、安居樂業的想望,一時之間,島嶼四處的土地長出了一座座水泥的房厝。
鹿港的木工製造業也就乘上了這波大浪,在1970年代進入了全盛時期,當時候,木工這項產業近乎孕育了大半個城鎮人口的生計,鹿港的家家戶戶都在「做木工」。這個階段,鹿港木工的兩大產地分別位於城鎮的南北兩端,南端以
街尾新興街 為主,主要生產現代傢俱,北端則以媽祖廟前的吳隨意商號為代表,神桌與太師交椅最為知名。
80年代是台灣木工業的分水嶺,這年全島的木工傢俱產值來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產線遍及國內外。然而,詭譎多變的市場局勢逐漸撲向島嶼而來,解嚴後,臺灣社會日漸抬頭的環保意識促使90年代以後政府頒布了
山林禁伐令 ,首當其衝的就是傳統的木工製造業(如神桌),同時,國內日益增高的工資、技術人才斷層(包含傳統師徒制的瓦解),以及中國市場開放導致大量台商外移等,諸多因素逐漸讓台灣的木工業面臨前有為有的困境。
阿盆的二兒子徐剩源,過去也是吳隨意商號裏的師傅,是正統歷經三年四個月才出師的神桌師傅,他在80年代時察覺大環境不如以往之後,便決定離開傳統的神桌工廠,另尋工作。
彼時,工課上,尚明顯的改變就是自原本的「算件的」變成「算工時」,因為工廠的生意無親像較早遐爾仔好啊,所以算工時變成當時的趨勢,對頭家來講也較會和。這點予我真袂慣勢,因為無自由啊,所以想講,歸氣換頭路做......。 -徐剩源,2018.11 【華語字譯】那時候,工作上最明顯的改變就是從原本的以件計酬變成論工時,因為工廠的生意不如以往的好了,所以論工時變成是當時的趨勢,對頭家而言也比較符合成本。但是這點讓我很不習慣,因為工作不再自由,所以想說乾脆改作別途。
離開吳隨意商號以後,徐剩源一開始來到鎮郊的一家工廠做
大理石椅 ,然而,當時愈來愈主流的「算工時」工作環境,讓過去習慣在「以件計酬」充滿自由、彈性的工作模式的他感到不適應,因此徐剩源開始思考是否要轉換跑道,離開自己熟悉的傳統傢俱領域......。
對於一位歷經傳統木工法養成的師傅,離開原本熟悉的木作領域必須要有相當的決心,那個時候,很多離開神桌工廠的木工師傅紛紛轉行做裝潢,因為裝潢師傅符合當時仍在蓬勃發展的房地產市場需求,況且技術從難入簡容易,對於一位神桌師傅轉做裝潢,幾乎不用多久便能上手。
徐剩源當時候不做裝潢只有一個原因,伊平靜的講到:「這無功夫......。」
於是,徐剩源不像大多數轉行裝潢的神桌師傅,伊毅然決然的轉進陌生的現代傢俱領域,從頭開始。當時候一位來自粘厝村的傢俱工廠老闆,正苦於尋覓一位廠內的領班師傅,此時他得知木工師傅徐剩源離開原本的工廠後,便延攬伊過來自己的工廠裏,負責「扞(huānn,管理)工廠」。 90年代以後,鹿港鎮內的現代傢俱業逐漸沒落,同個時期,隔著一條員林大排的福興鄉秀厝村與粘厝村,這裏原本的農田卻開始興建起一座座大型的傢俱工廠,隆隆的木工機運轉聲逐漸蓋過昔日耕耘機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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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巧(piàn khiáu)」:一位木工師傅引以為傲的能力
2000年以後,徐剩源來到這家農村裡的傢俱工廠擔任領班師傅,負責帶領廠內三十多位員工齊力生產,同時與頭家保持合作關係。
工廠頭家早期是在鎮內做藤椅,不過因為鄰居不堪其擾,大約在70年代末時,將廠房移至廣闊的農村裏,轉作現代傢俱。頭家的投資,適逢搭上70-80年代台灣的「起厝潮」,他用一個精妙的譬喻形容當時候的時機:「過去,長輩會在自己小孩結婚時整理一棟房間當作新房,後來,是換送一棟房子!而現代傢俱就是必需品......。」
這間現代傢俱廠一直以來都以生產實木傢俱為主,由頭家與中盤商討論市面上傢俱的流行樣式後,頭家便拿著照片來找領班師傅討論,討論過後,確定樣式,便由領班師傅交代給其他木工師傅進行產品製作。
領班師傅這時候的技能,就是將頭家給予的傢俱型錄,在腦海中轉化為抽象的機構圖後,想辦法將傢俱給「做出來」,在行話裡就叫做「變巧」。
有功夫佇咧,經歷過不同款的傢俱形體以後,慢慢啊磨練出畫圖的能力......師傅人,愛會曉「變巧」。 -徐剩源,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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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班師傅徐剩源此時拿出一本封面題上「賺錢簿」的手冊,裏頭畫滿了他親手繪製的傢俱設計圖,一筆一畫都是領班師傅無師自通的真切手筆。
領班師傅將圖畫了出來以後,就必須先打樣(sample),確定了整體製作的流程以後,再交代下去給廠內其他師傅分工製作。領班師傅徐剩源講道,一個新形式的傢俱製作,在工廠內至少要生產半年以上,這項產品的生產線才有辦法「全部上手」。
徐剩源語帶驕傲的講道:「這本工廠內其他師傅攏會借去看,內底記了所有形體的寸尺,會當講這本是阮工廠的“賺錢簿”......。」
關於木工廠的未來,頭家感嘆提到,由於木工廠的二代並沒有繼承接班的意願,再加上近幾年來傢俱市場也是日益艱困,頭家笑著說:「目前還撐得過去的情況下,做一天算一天,廠內的十多位師傅跟我們那麼久了,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家庭要養,大家互相做下去......」
接著,頭家嚴肅起來講到:「但是啊,若是你阿舅源師決定退休囉,那麼木工廠真的只能收起來了,因為啊,一間工廠不能沒有領班師傅來撐呀 ......。」
領班師傅,我的阿舅,廠裏的人總稱呼他為「源師」。
儘管時代在這半世紀以來有著劇烈的變化,但是鹿港的木工業在某個層面上,依然如DeGlopper當年所在乎的,「技藝」與木工師傅的職業尊嚴是密不可分的.......。
至少,在源師的生命故事裡,以及在他的工廠裡,依然是這樣子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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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一場等待已久的訪談
我三位從事木工的舅舅們,他們的生命故事是啟蒙了我將鹿港木工業作為在台大城鄉所的碩士論文題目的其中一個原因,我發現這些微小的生活敘事,許多時候都是對整個大時代脈絡的回應與鑲嵌,許多時候總讓我激動,也逐漸明白自己從何而來。
這個家族史的寫作計畫未曾停歇,我後來也來到三舅的木工廠進行採訪,進而整理出系列圖文(
鹿港的木匠時代-寫船仔頭的神桌師傅徐誠村 ),這場訪談對我而言有著極大的震撼,藉由神桌製作的過程,我幾乎重新認識了一遍自己的阿舅,打從心裡的尊敬起。
近期,我將阿舅們年輕時的生活寫成一篇短篇小說「霧月燈塔」,分作五輯連載在阿愷之聲平台上(
船仔頭 、
扛佛 、
神桌師傅 、
問事 、
反杜邦 )。這篇短篇小說企圖重新理解80年代的鹿港社會,這座神人共存的船仔頭漁村,這幾位白天是神桌師傅、晚上是神明乩身的阿舅們,其社會觀是如何在這樣的環境與身份下養成?進而,最後走上
反杜邦運動 的街頭上?
徐剩源雖然是我自己的二舅,熟悉不過,但是一直以來阿舅都婉拒接受自己姪子的訪談,有時候我趁著家族聚會酒酣耳熱之際再度向阿舅提起訪談的事時,他總是會以一種非常肅然的語氣回應我:「我遮無功夫,汝無必要訪問」那一刻,我就像是小時候遇到被神明附身的阿舅那樣,總讓他震懾到無言以對。
我非常感謝徐剩源阿舅最後還是讓我去他工作的地方訪談,謝謝他願意理解我正在做的研究,替我向工廠的頭家打過照面後,協助我完成了我碩士論文田野調查階段的最後一哩路。
在木工廠裡,我跟著阿舅瞭解每一個傢俱製作的流程,時而駐足一旁,聽著阿舅聊起他擔任領班師傅的經歷,那個當下,我由衷的尊敬起阿舅所會的一切,沒有其他的話語。
對於木工業的研究,我仍舊像是站在大海面前那般的感到自身的渺小。 然而,在阿舅們的身上,我卻看見了他們一輩子學習而來的技藝,為一個人帶來的生活尊嚴,那抹自信的笑容。
所以我覺得要寫下去,一方面寫給自己,寫給阿舅們,另一方面,也寫給自己所有的家族成員分享,這幾年家族陸陸續續有了幾位小成員誕生,我希望他們有朝一日也能夠讀見自己家族的故事。
儘管這樣說來,書寫好像成了件很私密的事,不過從中卻也讓人讀見,一個人是如何在時代下藉由自己的努力,而有尊嚴的活著。
這篇文章獻給我敬愛的船仔頭阿舅與阿姨們,也獻給我無緣熟識的,天頂的外公與外婆,謝謝你們總是給予我靈感書寫。
參考資料 DeGlopper, Donald R.(1995) Lukang: Commerce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